商鞅作为战国时期最著名的改革家，在事秦的二十余年里进行的一系列改革活动几乎给后世秦国东出兼并六国，统一天下奠定了各方面的基础。
司马迁作为史学家在《商君列传》中毫不吝惜笔墨地夸赞了商鞅将秦国由“诸侯卑之”的贫弱之国打造成“天子致胙，诸侯毕贺”的强国。而作为儒士的他亦毫不留情地将商鞅评价为“天资刻薄，少恩之人”。究其原因，则是司马迁所站的儒家立场与商鞅所站的法家立场之间的矛盾，且儒法之间的冲突则暗含并贯穿于全篇。
图|秦孝公雕像
一．初见孝公《商君列传》开篇即讲商鞅的出身是“卫之诸庶孽公子也”在魏国的身份仅仅是一个小小的中庶子，是一个连魏王都懒得杀的小人物。后来闻“秦孝公下令求贤者，因孝公宠臣景监以求见孝公。”简明扼要地写商鞅何以能见孝公。而在文末的“太史公曰”中却笔锋陡转，将“且所用嬖臣，及得用”一事作为论证商鞅天资刻薄，作恶自毙的第一条论据，这是为何呢？
孔子云：“名不正则言不顺。”商鞅作为魏国的“叛臣”采用请托秦孝公身边宠臣这样的不正当手段才得以面见孝公，这已经是“名不正”了，所大谈的治国之道自然也是言不顺了，招致非议也不足为奇。可能这样的手段对于商鞅这种自认为“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于世”“成大功者不谋于众”这样的实干家来说并未有何不妥，可作为一介儒士的司马迁岂会放过如此细节？司马迁将此事列为商鞅灭身的起始，原因皆出于此。
图|商鞅剧照
接着，商鞅便开始游说孝公。当商鞅用帝道游说孝公时，孝公的反应是“时时谁，弗听。”罢而孝公怒斥景监曰：“子之客人妄人耳，安足用耶！”当商鞅为孝公讲解王道时，孝公“益愈，然未中旨。”第三次商鞅用霸道游说孝公时“善之而未用也。”但孝公对景监说：“汝客善，可与语矣。”态度上已发生了极大的转变。第四次商鞅用法家富国强兵之术游说孝公时，孝公已是“不自知膝之前于席也，语数日不厌。”最终被商鞅所折服，任命商鞅为左庶长，开启了变法。
后世之人对于商鞅四次见孝公这一过程常粗浅地认为是商鞅的一种游说策略，意在摸清孝公所欣赏的治国之道而投其所好，运用正是自己所擅长的法家本领开创事业。可我们仔细品读则不难发现，司马迁对于儒法二道的态度已经暗含在这看似平淡的叙述之中。司马迁借商鞅与孝公之间的对话已经表明了他的价值判断。“鞅曰：吾谓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远，吾不能待，且贤君者，各尽其身显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数十年已成帝王乎！’故吾以强国之术说君，君不说之耳，然亦难比德于殷周矣。”
图|太史公司马迁蜡像
帝道、王道都是儒家所推崇的政治理想，但在诸侯卑秦的情况下，秦孝公已无法忍受数十百年。司马迁也借商鞅之口给秦孝公说明了后果，无法与殷周比德。这段文字明确表达了司马迁尊儒贬法的价值判断。以帝道、王道、霸道再到法家之道的治国选择的沉沦，再到难以比德于殷周的直观后果。司马迁承认法家之道能给国家带来暂时的富强，但终究会造成道德的沦丧，国家也难以长治久安。“尊儒贬法”的观念可见一斑。
二.力辩二儒秦孝公决定任用商鞅开启变法，却担心天下人的非议。商鞅于是与反对改革的保守派展开了论战，这次论战的获胜也为变法奠定了思想基础。
“疑行无名，疑事无功……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敖于民；愚者暗于成事，智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政；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
图|商鞅变法题材绘画
商鞅明确意识到，改革必定会遭受攻击与诋毁，甚至是旧势力的破坏。但他也表态，自己的改革势在必行，不会因他人的诋毁而终止，也不需要听取世俗大众的意见。他的法家理念颇有“虽千万人吾亦往矣”的势头。面对势在变革的商鞅，甘龙提出了儒学中“循礼而行”的观点。但商鞅深谙孝公的心思，若再维持现状，将永远无法重现缪公时代的“以河为界，西霸戎狄，广地千里，天子致伯”的伟业。于是商鞅反驳甘龙说：“常人安于旧俗，学者溺于所闻"并借用儒家推崇的三代之治为例"三代不同礼而亡。”面对杜挚所下的"法古无过，循礼无邪"的断言，商鞅同样以借力打力之法“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从而驳倒了杜挚。
图|商鞅辩论场景绘画
商鞅以三代之治辩驳二儒，所援引事例确凿，又与自己的变革严丝缝合，既迎合了孝公的意图，也扫清了庙堂之上的反对之声。这场论战实际上也是儒家的“循例而至”与法家的“变古改革”之间的冲突。结合后文来看，这场辩论的胜利者无疑是法家代表商鞅。而作为史学家的司马迁真实完整地记录了当时的场景。但他巧妙地对论战的输赢避而不谈，而以一句“孝公曰‘善’。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暗示了法家在儒法冲突中的胜出。
三.刑罚太子等人商鞅通过徙木立信后树立起了政府的威严，刚开始推行新法，秦国民众都觉得十分不便。太子又在此时触犯了法令，商鞅认为“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将要惩罚太子。但由于太子乃“君嗣也，不可施刑”于是“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太子也被流放。商鞅的这一处置收到很好的效果，“明日，秦人皆趋令。”
图|徙木立信场景绘画
这一段的描述是将商鞅描绘成一位不畏权贵，秉公执法的执法者形象，并推动了秦国的变法。可司马迁似乎意犹未尽，在后文中写到“……绳秦之贵公子……亡可跷足以待”预言了商鞅会因为他刑罚贵族而招致杀身之祸，在文末亦将"刑公子虔"作为商鞅刻薄少恩的依据。司马迁如此安排的用意何在呢？归根到底仍是儒法观念的冲突。
首先讲商鞅为何敢于刑罚贵族。一是因为他有绝对的权力，而是因为他的法家理论作支撑。在《商君书 壹刑》中明确提到了商鞅对于刑罚的态度。圣人治国，需做到“壹刑”，何为“壹刑”？“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在商鞅眼中，国家法令面前没有卿相、将军、大夫等等级划分，没有父子兄弟之间的亲情，只有冰冷的执法者和被执法者的区别。且“黥人之面，非求伤民也，以禁奸止过。禁奸止过，莫若重刑，刑重而必得，则民不敢试。”与其说秦人的皆趋令是看到了政府平等执法的决心而受其感染，毋宁说是受商鞅严刑峻法，法外无恩的霹雳手段的威慑。
图|现代人所刻写的《商君书》
而在儒学之中亲人犯法应采取何种态度呢？《论语》中记载“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云：‘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由此可见，儒学中对于亲人犯罪提倡采用“亲亲相隐”的原则，亲人犯罪动了包庇的恻隐之心才是人性的正常之举。这一原则的出发点是人伦血缘之间的联系，而商鞅坚持的壹刑原则却粗暴地割裂了这种联系。作为国君的孝公也不得不允许商鞅刑罚自己的儿子与兄弟，逼迫孝公收起了人本性的恻隐。这也是儒士司马迁所难以忍受的。他虽秉实直录了商鞅处置太子等人带来的好处，也将此事列为商鞅灭身的原因之一，毫不隐晦地表达了对法家思想的摒弃。
图|清代《史记》刻本
结语司马迁用他那颇负盛名的寓论断于叙事的太史公笔法为我们留下了《商君列传》在看似平常的叙述中仅用只言片语就提现了自己在儒法冲突时尊儒贬法的态度。若读者以司马迁立场过于绝对，对于人物评价有失公允而对司马迁以及《史记》进行批判，这是矫枉过正的。我们不应该忽略的是司马迁所处的时代背景。
若我们用唯物主义辩证法考虑司马迁所处的西汉时期大的背景便能够理解他的做法。西汉武帝的时候罢黜了百家，独尊儒术，儒学成为了意识形态的主流。而法家作为秦朝的指导思想导致了秦二世而亡，自然而然地也成为了苛政、暴政的代名词。司马迁维护自己的立场也无可厚非。此外，对于文章的层层剥茧也能让我们体会到历史的魅力就在于那无限接近的历史真相。
,参考文献
1.《史记》中华书局版第三卷201页-203页
2.《商君书》中华书局版45页
3.《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版13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