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驰车主维权案就是通过“闹”和借助互联网的力量，在获得大众的关注之后使问题得到解决这里的“闹”不局限于以往印象中的撒泼打滚跳楼等极端方式，而是在个体情绪积累爆发之后采用与自身社会角色期待不符的行为，或者说在现代文明看来“不体面”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下面我们就来聊聊关于圆桌派节目片段?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圆桌派节目片段
以“闹”的方式解决问题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奔驰车主维权案就是通过“闹”和借助互联网的力量，在获得大众的关注之后使问题得到解决。这里的“闹”不局限于以往印象中的撒泼打滚跳楼等极端方式，而是在个体情绪积累爆发之后采用与自身社会角色期待不符的行为，或者说在现代文明看来“不体面”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这期节目中文涛、家辉和轶君都分享了自己作为消费者维权的经历。轶君采用体面的方式，沟通无果之后请律师发律师函，最后问题虽然得到解决，但是支付高昂的律师费用。文涛在两个月无望等待之后，情绪爆发控诉商品问题对生活的影响，问题顺利得到解决。家辉虽然也在电话里控诉，甚至不惜编造故事，但还是在一段时间之后才得以解决问题。似乎大家都承认这种“闹一闹”的行为“有失体面”，但确实能够解决问题。
消费层级的影响消费者与商家之间的矛盾是有原因的。服务提供者没有问题预警和解决体系或者制度化保障，导致问题出现的时候束手无策或拖字诀。文道提到的消费层次也值得思考。维权难一方面是消费者相对于商家是弱势群体，少数个例消费者对服务的不满对于商家庞大的服务群体来说影响较小，另一方面是商家要及时有效地满足所有消费者的需求也并不现实。
越是高级消费品提供者越是重视自己的服务和名声，同时其对应的消费者也是经过经济实力筛选过的少数人，对于消费体验的要求也更高。商家积极服务的反馈更好而消极服务的成本极高，所以可以满足消费者群体的需求。但是对于提供大众向商品的商家来说，满足全体成员需求的成本较高，违约成本低同时个体的差评会消失在群体性意见当中。
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说，“闹”确实是一个相对“高效”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它能将特定的问题放大，在舆论和公意的压力或者是对舆论的畏惧的影响下敦促管理者解决问题。
但这只是针对具体问题，从长远来看，需要建立系统化的问题应对和解决模式。商品或服务提供者要有完备的问题反应机制和服务意识，同时提高消极服务的成本，让消费者切实拥有被表达和被听见的权利。第三方监管平台也非常重要，无论是政府监管还是民间组织，重点是要有真实的约束力。当然，消费者行为同样需要规范。
自然，我们是不提倡以“闹”这种仿佛将自身置于“刁民”的处境中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只是希望能够在制度保障和人心转变的合力作用下，让“闹”失去成长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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