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努尔哈赤父子将大清帝国打造得日益兴盛的势态下，吴伟业笔下“冲冠一怒为红颜”的陈圆圆对于清军入关究竟发挥了什么作用呢？
早在1636年清太宗举行登基仪式，祭告努尔哈赤时就这样说：现在的敌人只剩下明朝了。
事实上就在皇太极追击林丹汗的那几年，也并没有停止对明朝的“伐树”工程，1629年冲到北京城下计杀袁崇焕的那一次，就将皇帝吓得很是心惊肉跳了一阵子。只是1632年从归化城返回沈阳的归途中，态度平和了一点，与明朝的边镇握手言和，还做了一些小买卖。但到1634年追林丹汗到山西北部而返回时，就又不友好了，他们从太行山北端进入山西腹地，直到五台山，沿途攻城掠物后出燕山绕道回沈阳。第二年（1635年）招降额哲以后，多尔衮带着大队人马从山西北部的平鲁进入朔州，一路向南毁了宁武城，直逼忻州城下，杀害抵抗者六千多人，俘获人和牲畜七万多，可谓满载而归。
从努尔哈赤时代开始，就可见他们的用兵规律是：春天出发，然后去大草原或锦州、山海关一带的辽西走廊征战、掳掠一番，在深秋或初冬收兵回营了，冬季一般是他们休养生息的季节。但也有例外的时候，如1638年八月，清太宗命令多尔衮出征攻打明朝，他带领几队骑兵又是绕过锦州、山海关防线，从燕山的多个山口进入明朝境内，汇集于通州。慌得崇祯皇帝急调周边军队火速勤王，拱卫京畿，交战中几位明朝的重要将领殉国。可多尔衮之意并不在崇祯皇帝，而是经涿州抵达山西境地，又掉头向东过了运河，在比较温暖的河北平原度过严冬，然后途经天津，从迁安一带出燕山于1639年四月回到沈阳。
也就在这一年（1639年），时任陕西总督的洪承畴，在潼关大败陕西最后一支农民起义军，迫使李自成带领亲随17人败走商洛山中，几近灭迹。进士出身的洪承畴十几年前在陕西做参政时，就开始带兵镇压各路起义军，因其屡立战功，官级节节拔高；可以说他是靠镇压起义军而起家的。此时朝廷认为李自成惨败之后再无反弹的可能，而来自东部的清军却越来越嚣张，于是就调拨洪承畴担任蓟辽总督，守卫山海关、锦州防线去了。
而在李自成那一方，劲敌的离去无疑给了他们喘息的机会，姚雪莹的《李自成》就是从商洛山中的困境写起的，进而下河南、入西安、占北京。而今隔着时空俯瞰他们（清朝和李自成）各自得江山的轨迹，难道说李自成从东山再起直到进北京当那几天皇帝的整个过程没有清朝军队的功劳吗？
这还不算，清军还要帮李自成更大的一次“忙”，1642年十月，清太宗派阿济格为主帅，带领六万军队从沈阳出发，会合北部草原的蒙古兵共十万人，兵分两路再一次进攻明朝；他们分别从黄崖关和迁安一带进入北京郊区，然后向南克霸州、下河间、衡水，转攻山东。明军早已失去抵抗力，清军所向披靡，此次明朝宗室的地方官员有上千人被杀。清军于第二年（1643年）春天到达临沂地区，正值人疲马乏之际，只见当地草长莺飞，春意盎然，清军十万人马便在临沂、莒县一带解鞍放牧，休养生息了一个月（仅这一情景也可见明朝已疲弱到何种程度）。然后才又兵分两路，从德州、沧州、天津北上抵密云，出关返回沈阳。这次进军攻克三府十八州共88座城镇，掳掠的财物有黄金一万多两，白银二百多万两，锦缎五万多匹，珍贵皮毛五百余件；还有人口36万，牲畜32万。清军大部队绵延三百余里，浩浩荡荡无人问津。（这难道不是间接地帮了李自成的忙吗？）
那么明军呢？他们集结于通州，护卫着紫禁城，同时给崇祯皇帝汇报一些“胜利”的假消息，人心慌慌地目送敌人席卷了财富向北而去，才松了一口气。清军所过之地，如同遭了天灾一般：“一望荆榛，四郊瓦砾。六十里荒草寒林，只有道路微迹，并无人踪行走”。百姓每闻清军到来“逃无可逃”！清军在入关前几年给这一方经济造成毁灭性破坏，同时也给自己入关后几十年遭遇抵抗埋下伏笔。也就利用这几年的喘息机会，李自成恢复生机，在河南坐大，又回到家乡，以西安为根据地，打点行囊准备进北京当皇帝了。
就这样在清太宗在位的17年间（1626年——1643年），应用“伐树”原理前后五次派兵大规模入关攻伐明朝，给明朝的军事以致命性的打击，同时也对经济造成极大的破坏；加之农民起义军的内乱蚕食，使得明朝的江山摇摇欲坠。
与此同时，清太宗深知不打通明朝的锦州、山海关防线，即使占据了内地的城镇也难以驻守。于是在袁崇焕被杀后的第二年（1631年），就破坏明朝的大陵河筑城计划，迫使明军投降以后，便在大凌河流域的荒滩上屯兵耕田，为进一步围攻锦州做准备。之后的十年间，主要精力在于统一漠北草原，同时骚扰明朝内地，与明军在锦州一带的城池争夺战断断续续、各有胜负。直到1640年，才又配多尔衮驻军锦州外围，做好长期围困锦州的准备。此时身为蓟辽总督的洪承畴率领十三万大军坐镇锦州，他的部下吴三桂驻守曾经由袁崇焕修筑防御工事的宁远。
1641年三月大战拉开了序幕，多尔衮进攻锦州的周边地区，洪承畴带领十三万大军前来应战。多尔衮向清太宗告急，无奈清太宗总是流鼻血，仍然带病率军出发了，从沈阳出发疾驰六天抵达锦州外围，其中的头三天是一边流鼻血，一边骑马行军；清军先断了明军的退路，导致明军人心慌乱，进而一举打败了明军，斩杀五万多人。洪承畴带领一万多人被围在了松山，几个月后的1642年三月，军粮断绝难以维持，便率军突围，由于马被绊倒当了俘虏。只有吴三桂率残部逃回了山海关，朝廷任命他为驻守山海关这最后一道防线的总兵。
之后清太宗致信吴三桂劝他投降，将委以重任；但吴三桂仍然认为他们属于外藩，又加内地民众对清军的义愤，因而不予回应。
被俘虏的洪承畴曾坚守了几个月的民族气节，最终在清太宗的优待、感召下投降了。而在明朝，自认为了解洪承畴是一个意志坚定的人，又受皇恩深重，断定他必死无疑；便为他举行最隆重的祭祀之礼：十六坛祭（一坛一个星期），当举行到第九坛时，传来他投降的消息，只好尴尬地停祭。
就在洪承畴投降之际，围绕清太宗的又一桩喜讯接踵而至：1642年十月间，五世达赖派出的使者不远万里来到沈阳，向清朝表示通好意愿。清太宗率众大臣出沈阳迎接，双方又举行了庄重的拜天仪式，然后是盛大的欢迎宴会，西藏使者表示将与明朝断绝隶属关系，归向清朝。使者一行在沈阳住了八个月，每五天分别由八旗诸王和贝勒轮番请客，然后于次年五月带着清朝出使西藏的使者圆满返回。自此西南大藏区也纳入清朝的势力范围，在版图上将明朝包围起来了。
然而就在西藏使者离去三个月后，1643年八月积劳成疾的清太宗去世了。
此时的清朝政权已颇具规模，几方势力角逐一番，最终拥立清太宗五岁的小儿子为顺治皇帝，封多尔衮为摄政王，实际大权操控在多尔衮手中。待一切尘埃落定之时，冬去春来，又是他们按惯例出兵的时节了，1644年春天洪承畴向多尔衮献计：不必再纠缠于山海关、宁远两座孤城，从北方的密云等处进军北京，夺下明朝江山，山海关不攻自破。多尔衮从计，于是和洪承畴率领大军先向北出发，当渡过辽河到达阜新时，传来李自成进入北京，崇祯皇帝上吊的消息。明朝已经灭亡，不必再绕道，于是掉头向西进军关内，同时再次派人招降吴三桂。此时仿佛明朝不再是他们曾经三番五次攻打的敌人，反而打出替明朝报仇的幌子，致信吴三桂：“今闻流贼攻陷京都，崇祯帝惨亡，不胜发指。用率仁义之师，沉船破斧，誓不返旌，必灭贼，出民水火（看来古今政治家都用“出民水火”的口号）”。
适逢吴三桂得知李自成的部下并没有善待他的家属，一气之下返回山海关，准备投降清朝，双方尽弃前嫌也就一拍即合了。而在李自成这一边得到吴三桂反悔的报告后，杀了吴三桂的家人三十多口（陈圆圆由于避于刘宗敏处得以幸免）；然后亲自率领六万大军从北京出发前来占领这历代兵家必争之地的山海关。恰逢多尔衮的大军也已赶到，多尔衮安排吴三桂的明军先与李自成交战，清军的骑兵随后杀出，让李自成的军队猝不及防。因为之前清军也曾致信李自成表示“并取中原，富贵共享”。直到骑兵杀出，李自成才将清军确信为敌人。农民军抵挡不住，就向北京方向败退，无奈步兵跑不过多尔衮的骑兵，沿途被追赶砍杀殆尽，只有少数骑马的将领护送李自成回到北京。
自古以来中原地区的大批军队之所以敌不过游牧民族的少数人马，一个根本原因就是骑兵相对于步兵有许多优势：速度快，机动灵活，且气势逼人；又是居高临下作战。叠加游牧民族的体质健壮，耐受力强。这在以冷兵器为主的时代占有很大的优势。
这就是清军入关占领北京的全过程。由此看来即使没有李自成抢先一步进入北京城，以及吴三桂“冲冠一怒”投降清军这些细节，多尔衮和洪承畴率领的大军也势在必得，明朝的命运似乎注定要终止于1644年了，只是中间由于农民军的存在而多了一首插曲，期间陈圆圆的作用也就微乎其微了。
那么这个被文学作品夸大其词了几百年的“红颜”究竟是个什么人呢？她本是苏杭一带的采莲女，因天生丽质被送出去学艺后，凭借才艺出众又被送入京城的贵戚（崇祯皇帝的宠妃田贵妃的父亲）家，在一次招待客人的表演中，发现吴三桂钟情于陈圆圆，宴席散后即将田家歌妓许配与吴三桂。直到吴三桂从山海关回北京去谒见李自成的途中，得家人消息：陈圆圆被刘宗敏抢去，便说：“大丈夫不能保一女子，何面目见人耶”？掉头转向早已向他伸过橄榄枝的清朝了。他由于陈圆圆被霸占而离开李自成，导致一家30多口被义军杀害确是事实，有诗为叹：“妻子岂应关大计，英雄无奈是多情。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红妆照汗青”。至于说他因为陈圆圆而丢掉山海关乃至明朝江山，则未必！因为明朝之溃败于清朝只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
退一步说，根本的错误还在于刘宗敏，吴三桂即使不投降多尔衮而效忠于李自成，设身处地替他想一想：又有“何面目见人耶”？人都是要面子的嘛！
吴三桂归顺多尔衮以后“得益良多”，于顺治五年被授予古梁州（今陕西汉中）总兵职务，坐镇一方；加之当初刘宗敏撤离北京时并没带走陈圆圆，让他失而复得；且家人都遇难了，便扶为正室：“旧巢共是衔泥燕，飞上枝头变凤凰”。只不过吴三桂因为她而失江山的误解，令他背负了沉重的历史罪名。
看来这曾在庙堂之上卖艺的女人对于明清之间的江山更迭作用并不大，而一百多年后另一位在民间卖艺的女人对清朝失去江山却关系重大，她就是白莲教起义的领袖王聪儿。
王聪儿是一个走江湖卖艺的女人。而今我们的娱乐活动大多依赖于电影、电视这些远距离传输的内容；曾几何时娱乐都是现实的当面表演：有民间艺人的吹拉弹唱，还有乡民自己的扭秧歌、舞狮子等活动；另有一种技艺更高端的是马戏团，他们走村串乡依靠给民众提供娱乐以谋生，也属于流民性质，又自成一体，男孩、女孩从小接受训练；王聪儿就成长于这样一种环境，练就一身好武艺，且信仰在流民中广为传播的白莲教。
白莲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颇有影响力的民间秘密宗教，起源于宋朝，属于佛教净土宗的一个分支，但不出家可以娶妻生子，基本教义是：有患相救、有难相死的互助思想；给漂泊的流民提供了一种精神上的归宿感。因为其信众大多来自社会底层，代表了一种反抗、对立的情绪，当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爆发一次大规模的起义，如元朝的红巾军、明朝发生于山东莒县一带的唐赛儿（女）起义，都属白莲教信徒所为。
清朝入关以后度过了刚开始的动荡期，到康熙登基以后社会进入发展阶段，但到了乾隆后期则土地兼并严重，贫富分化加剧，导致大量流民聚集于山区结伙为生，1796年（嘉庆年间）白莲教首领王聪儿以湖北西部为根据地，号召流民发动起义。清朝自然调兵镇压，两年后在一次围困中，王聪儿被逼上一处悬崖，她不肯束手就擒，跳崖而死。她的壮举更激励弟子们前仆后继起义如火如荼，前后持续了八、九年（1796年——1804年）之久。
镇压王聪儿起义耗尽了清朝从康乾盛世以来积累的库存白银八千万两，共计用去一亿两千万两，使得大清王朝从一个殷实的帝国变成赤字国家，是清朝江山由盛而衰的转折点。从此以后朝廷就开始进入拆东墙、补西墙的下坡路时期，总是捉襟见肘、入不敷出，且朝廷的日子越紧，老百姓的赋税负担自然越重，民不聊生之际民众选择“与其饿死、不如造反”也就很正常了。于是在镇压王聪儿起义之后不到半个世纪，太平天国、捻军相继发难，待到手忙脚乱地平息了这些内乱之后，大清朝的家境已彻底败落了。因而当外国人欺负到头上也只是一副委曲求全的神态，历史的误会再一次落到那些勉为其难的王公大臣的头上，认为是他们出卖了国家利益，殊不知是朝廷自己缺乏实力去维护国家的尊严。
由此可见，“红颜”之于清朝入主中原的作用被文学作品放大了无数倍，而那个走江湖卖艺的王聪明儿却扎扎实实地改写了大清帝国的命运，可她几乎被历史遗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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