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市夜景。（图源：pixabay）
毛泽东为维护祖国统一，反对“”作出了重大贡献。
毛泽东认定蒋介石不想分裂中国
新中国成立后，在台湾海峡发生过三次危机。在这三次台海危机中，大家都责骂蒋介石，唯独毛泽东看出，蒋介石不想分裂中国。
第一次台海危机发生在1950年。当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派第七舰队开入台湾海峡。由此造成第一次台海危机。6月27日，杜鲁门以共产党如占领台湾，将直接危及太平洋地区安全为由，公开抛出了“台湾地位未定论”。但6月28日，经蒋介石授权，国民党“外长”叶公超却发表声明，一方面接受美国关于台湾防务的计划，另一方面明确表示：台湾是中国领土之一部分，仍为各国所公认，国民党接受美国防务计划，自不影响国民党维护中国领土完整之立场。他特意在声明中表示：“台湾属于中国领土一部分。”“中国对台湾拥有主权。”毛泽东看到叶公超这个声明后表示，蒋介石还有一点良心，他不想分裂中国，不想成为千古罪人。
第二次台海危机发生在1955年。1954年12月，美台签署了针对大陆的“共同防御条约”。为了表示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立场，打破美国使台湾海峡现状固定化的阴谋，毛泽东决定，给美蒋以一定打击。1955年1月1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实施了建国以来首次陆海空三个军种协同作战，一举攻克了作为台湾门户的一江山岛。美国人则打算借此机会，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搞了一个把台湾问题国际化的阴谋。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急切呼吁通过联合国的斡旋“来停止中国沿海的战斗”。他们还搞了大量外交活动，想通过联合国的介入来实现海峡两岸的停火，把台湾问题从中国一国之内的问题，变为必须经过联合国的国际问题。
蒋介石却不接受美国总统的这个“好意”，不同意把台湾问题纳入联合国管辖。当年的2月14日，蒋介石在答中外记者问时说：“在4000余年的中国历史上，虽间有卖国贼勾结敌寇叛乱之事，但中华民族不久终归于一统。”在维护祖国统一问题上，“汉贼不两立”，这也是中国人立身报国的基本立场。他还说：“决不放弃收复大陆的神圣责任。”他强调，大陆和台湾皆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不容割裂。毛泽东看到蒋介石这个谈话材料后表示：在维护祖国统一问题上，蒋介石和美国人考虑的不一样。
第三次台海危机发生在1958年。这一年6月至8月间，蒋介石频繁派特务、海军骚扰大陆，而当时由于发生了中东事件，美国把主要注意力和军事力量投入到了中东地区。为了打击蒋介石骚扰大陆的活动，毛泽东于8月17日做出了炮击金门的决策。从8月23日起，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一连三天对金门实施了连续大火力炮击，给予国民党守岛部队以沉重打击。接着又多次集中炮兵火力轰击金门。突然而猛烈的炮击，使蒋介石和美国人都十分惊慌。蒋介石急忙向美国人求援。美国总统也搞不清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的真实意图，急忙从地中海、美国西海岸、菲律宾调来第六舰队的大量兵力，帮助蒋介石守卫金门。美国人以为他们帮助蒋介石守金门有功，加上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造成的声势使蒋介石害怕，觉得这是压迫蒋介石搞“台湾独立”、分裂中国的一个好时机，就由杜勒斯出面抛出了一个“划峡而治”方案。美国人的这一打算被蒋介石看穿了，他对美国人表示，决不从金门、马祖撤军。蒋介石专门接见美联社的记者说“假如杜勒斯先生真的说了那句话”，那也“只是片面的声明”，我“没有任何义务来遵守它”。毛泽东认为蒋介石的这个谈话，表明他还是要维护中国统一的。后来毛泽东在《告台湾同胞书》中特意向蒋介石说了这样的话：美国人是靠不住的。
毛泽东说：还是蒋介石当“总统”好
20世纪50年代末，在美国的干预下，台湾政坛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在本来是实行专制统治的国民党的眼皮下，出现了一种特殊情况：台湾有些人，包括国民党内部一些人，也打出了民主选举的旗号，要竞选“总统”。原来，这背后有美国人的阴谋。
美国人见蒋介石对美国搞“两个中国”不配合，不太听他们的话，就打算把蒋介石换掉，让另外一个更听美国人的话的人来当“总统”。美国人为什么敢于在台湾这样搞？原因在于：在三次台海危机中，美国人确实在军事上支持了蒋介石，而在此过程中，蒋介石要防卫台湾也必须要依靠美国人，对美国军队产生了一定的依赖性，美国人这样搞，蒋介石也不敢公开反对，更不敢镇压美国人支持的所谓“民主派”。所以美国人才有胆量也能够放手投入一部分财力在台湾搞“民主选举总统”。美国人的想法是，即使搞不掉蒋介石，通过这一举动，也会在台湾形成一种对蒋实行制约的政治力量。
在美国人的活动下，台湾政坛上出现了推举“总统”候选人的活动。有人推举陈诚竞选“总统”，也有人推举胡适竞选“总统”。胡适明显是个亲美派，但他是个文人，没有从政经验，在台湾被选上“总统”的可能性不大。于是，美国人就倾全力支持陈诚竞选“总统”。这也是有原因的。因为陈诚与蒋介石关系最好，蒋介石一直把他当作自己的亲信看待。陈诚也十分忠于蒋介石。美国人推举陈诚竞选“总统”，蒋介石放心。此外，陈诚与美国人的关系也十分好，陈诚在与美国军队“协防台湾”的过程中，长期与美国人打交道，美国人对陈诚印象很好，陈诚也对美国表示了十分友好的态度。陈诚本人也多次“访问美国”，在争取美国人的支持中，做了不少工作。可以说，陈诚是美国人和蒋介石都看好的人物。美国人支持陈诚竞选，是为了让陈诚当选“总统”后，在政治上实现一种过渡，让蒋介石放弃权力，他们也就便于挟持陈诚搞“两个中国”了。但是，蒋介石虽然对陈诚有好感，但对美国人搞的这一套阴谋也很清楚。他表面上也说同意搞民主竞选，但实际上从来就不打算放弃权力。
在到底谁会当选台湾“总统”的问题上，大陆的共产党也起着重要作用。这里面的原因有二：一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炮击金门后一再表示，美国人才是中国人的共同敌人。如果美国人推举出来的“总统”不合共产党的心意，那么，大陆随时会实施武力攻台，虽然大陆当时武力解放台湾的军力不足，但武力攻台，将会封锁海峡，并使台湾经济和社会秩序陷入混乱之中。二是此时大陆已经有了一定的国际声望，在外交工作上也打开了局面。不光是苏联和东欧各国支持中国共产党政权，亚非拉许多国家也支持中国共产党政权，中国大陆的政治影响，决定着未来台湾所谓民选“总统”到底能否顺利执政。
正当此时，毛泽东表示了这样的态度：在台湾，还是蒋介石当“总统”好。他在一次接见外宾时说了这样的话：“台湾是蒋介石当总统好还是胡适好、还是陈诚好，我看还是蒋介石好。但是国际活动场合，有他我们不去，至于当总统还是他好……10年、20年会起变化，给他饭吃，可以给他一点兵，让他去搞特务、搞三民主义，历史上凡是不应当否定的，都要作恰当的估计，不能否定一切。”
毛泽东的这个话十分明确，我们共产党只希望蒋介石在台湾当“总统”，别的人当，我们是不允许的，而且，只要是蒋介石当台湾的“总统”，我们就会给他一定的国际活动空间，“国际活动场合，有他我们不去”。不仅如此，还要让蒋介石在台湾当“总统”当得“稳”，“给他一点兵”。
毛泽东是特意在外宾面前讲这些话的。这些话也确实造成了很大国际影响。后来，蒋介石能够在所谓“总统选举”中获胜，再次当上所谓“总统”，与毛泽东特意讲这些话，给他以一定程度上的支持，是有关系的。
由于毛泽东与蒋介石在维护中国统一问题上见解一致，在挫败美国人搞“两个中国”阴谋问题上，配合也算默契，加上毛泽东在国际上公开了他关于支持蒋介石当“总统”的意见，因此，蒋介石有了与毛泽东建立特殊联系的打算。毛泽东也正想争取蒋介石，以便实现台湾和平解放，因此，也愿意与蒋介石沟通。周恩来于1956年5月5日在接见外宾时，请他们给蒋介石传话说：“蒋介石如果愿意将台湾归还祖国，就是一大功劳，中国人民会宽恕他的。”蒋介石听了这个话，就更想早日与中共方面沟通了。
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20世纪60年代初期，双方都努力寻找能够实现沟通的中间人。这个人终于被找到了，他就是曹聚仁。
毛泽东提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一纲四目”思路
曹聚仁是个有一定政治活动能力的文化人，过去与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上层人物都有密切接触。但曹聚仁在当时中国文化人中威信并不高。中国大陆的著名文人聂绀弩、黄药眠都骂过他，有人把他与汪精卫相比，有人认为他是国民党的暗探。国民党方面的胡适也骂他为“妄人”。但是他在政治活动中却是一个“高手”，对共产党和国民党都有接触，两方面都把他视为上宾。他本人对国共两党也表示一种不偏不倚的态度。正是因为这个关系，他在中国共产党解放大陆时，没有留在大陆为新中国政权工作，但他也没有跑到台湾去为国民党政权工作，而是去了香港。他自己说，他这样做，是对中共的城市政策感到“惊疑”，对国民党的腐败也很不满。于是想做一个“不在此山中”的观察者。
当蒋介石有了与毛泽东接触的打算时，就想到了曹聚仁这个人。蒋介石想到曹聚仁过去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有过密切接触，与毛泽东、周恩来有过多次交谈，建立了个人之间的友谊。20世纪50年代前期，还在香港写了不少为共产党说好话的文章发表在报刊上。另一方面，曹聚仁又与蒋经国有很深的交情。蒋经国在赣南时，他为蒋经国办过《正气日报》，二人成为挚友。国民党要员邵力子又是他的“恩师”。因此，曹聚仁是个两方面都能说上话，又在两方面都有一定信任度的人。蒋介石决定选曹聚仁当他与毛泽东沟通的中间人，由蒋经国出面，先见一见曹聚仁。
按照蒋介石的意思，蒋经国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曾两次找到曹聚仁。一次是蒋经国秘密派一个小型军舰，到香港把曹聚仁接到台湾，与之密谈如何由他出面建立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沟通渠道。一次是蒋经国自己亲自坐一只小型军舰专程到香港找曹聚仁，与他再次商谈如何与共产党沟通的问题。曹聚仁答应接受蒋介石的委托后，蒋介石、蒋经国在阳明公园会见了曹聚仁。会见中，蒋介石向他表达了自己愿意与大陆沟通的愿望，同时告诉他：“你此番去大陆一定要摸清大陆方面的真实意图。”
曹聚仁接受了蒋介石和蒋经国的委托，于1956年7月到达北京。7月16日，周恩来在颐和园接见了曹聚仁，在听曹聚仁介绍了蒋介石的意愿之后，提出了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的方针。周恩来说，第三次国共合作的目的，就是实现祖国统一。对于台湾，“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问题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的。”10月3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了曹聚仁，对国共第三次合作问题，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打算，谈话中，毛泽东表示：蒋介石在中国现代史中起的积极作用是应该肯定的。毛泽东还让曹聚仁到各处去多走走多看看。第二天，周恩来宴请曹聚仁时也嘱咐他可以到处走，愿意看什么都行，并且告诉他，今后你就是大陆的常客，什么时候都可以来。
此后，曹聚仁多次往返于大陆与台湾之间，为国共两党的沟通而奔忙。每次到大陆，他都与共产党高层领导人接触。毛泽东、周恩来多次与他秘密谈话。在谈话中，毛泽东和周恩来都表示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意图，并且答应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后，给蒋介石以优厚的条件和待遇。曹聚仁也在返回香港后转道台湾，直接与蒋氏父子见面，转告中共方面特别是毛泽东、周恩来的意见，同时与蒋介石商谈。实际上，曹聚仁已经成了毛泽东与蒋介石间接接触的一个重要人物。
经过多次沟通，国共双方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已经有了一些共识。比如，国共两党都坚持一个中国，都维护祖国统一。这就是双方的共识之一。此外，国共两党当时也都有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意愿。更重要的是，通过曹聚仁的沟通，双方能对话了，也有了一定的信任感。1965年7月，曹聚仁在北京与毛泽东谈话时，毛泽东曾亲笔写了一首《临江仙》，其中有两句是：“明月依然在，何时彩云归。”表达了毛泽东希望蒋介石回大陆安度晚年的诚意。7月20日，已经到达台湾的曹聚仁与蒋氏父子在台北日月潭的涵碧楼会面，向他们介绍与毛泽东谈话的情况，并向蒋介石转交了毛泽东题的诗。蒋介石看了题诗后表示，十分感谢毛泽东的好意。对此，台北涵碧楼纪念馆的解说词中也有记载。
周恩来把毛泽东的对台政策概括为“一纲四目”
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毛泽东、周恩来就在与曹聚仁的多次接触中商谈一些重要问题，主要是如何解决台湾和平回归祖国的问题。炮击金门后不久，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北京会见了曹聚仁并请他吃饭，一同参加会见的有：李济深、张治中、程潜、章士钊。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告诉曹聚仁：“只要蒋氏父子能抵制美国，我们可以和他合作。我们赞成蒋介石保住金、马的方针，如蒋撤退金、马，大势已去，人心动摇，很可能垮。只要不同美国搞在一起，台、澎、金、马都可由蒋管，可管多少年，但要让通航，不要来大陆搞特务活动。台、澎、金、马要整个回来。”毛泽东还说：“我们的方针是孤立美国。他只有走路一条，不走只有被动。要告诉台湾，我们在华沙不谈台湾问题，只谈要美国人走路。蒋不要怕我们同美国人一起整他。”“他们同美国的连理枝解散，同大陆连起来，根还是你的，可以活下去，可以搞你的一套。”当在场的人提出，美国人一走，美国对台湾的军援会断绝时，毛泽东说：“我们全部供应。他的军队可以保存，我不压迫他裁兵，不要他简政，让他搞三民主义，反共在他那里反，但不要派飞机、派特务来捣乱。他不来白色特务，我也不去红色特务。”曹聚仁问：“那么，台湾人民还可以保留原来的生活方式吗？”毛泽东答道：“照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
从上面的谈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蒋介石是采取十分宽大的政策的，前提是台湾回归祖国，不和美国人搞在一起，实现中国统一。此后，毛泽东在多次与曹聚仁的会见中，反复强调过这些政策。但是，蒋介石对共产党的政策一直心有疑虑。他自己知道自己杀了许多共产党人，与共产党是有仇的，因此，一开始，蒋介石不相信毛泽东的诚意。后来，在曹聚仁与毛泽东、周恩来的多次接触中，特别是在毛泽东说了在台湾还是蒋介石当“总统”好的话后，蒋介石才对毛泽东的话有一些相信。他开始考虑毛泽东提的条件。对此，蒋氏父子私下曾反复议论过，但一直没有提出来。
20世纪60年代初期，曹聚仁几次见到毛泽东和周恩来，毛泽东在谈话中反复谈到：只要蒋介石能同意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使台湾顺利回归祖国，可以对蒋介石、蒋经国采取宽大的政策。毛泽东对这些宽大政策，又加以细化，还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基本上形成了和平统一祖国的总构想。后来周恩来把毛泽东的这些构想概括为“一纲四目”。毛泽东、周恩来都向曹聚仁先生谈了“一纲四目”。他们怕蒋介石不放心，还于1963年通过过去与蒋介石、陈诚二人关系都比较好的张治中致信陈诚，在信中转达了“一纲四目”的基本内容。
“一纲四目”的具体内容是：“一纲”是：“只要台湾回归祖国，其他一切问题悉尊重总裁（指蒋介石）与兄（指陈诚）意见妥善处理。”“四目”是：第一，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事安排等悉由总裁与兄全权处理。第二，所有军政及建设费用，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第三，台湾之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俟条件成熟，并尊重总裁与兄意见协商决定，然后进行。第四，双方互约不派人进行破坏对方团结之事。
毛泽东、周恩来在与曹聚仁的谈话中除了再次强调这“一纲四目”的内容外，还强调：过去我们谈的意见，不是我自己的，是中国共产党政府的意见，是官方的，请蒋介石放心。毛泽东还提到，蒋介石有什么条件，有什么意见，可以由他们提，我们一定认真考虑。
曹聚仁到台北后，向蒋氏父子讲了毛泽东的这个意思。蒋介石、蒋经国、陈诚等国民党高层领导人经过一番研究，决定提出他们的一些条件。这些条件，一方面有与毛泽东想法一样的，另一方面也有他们自己单独提出来的，与毛泽东的想法不太一样。曹聚仁带着这些意见，往返于大陆与台湾之间，在双方进行了沟通。经过一番努力，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基本达成了共同意见。1965年7月，在日月潭的涵碧楼，蒋氏父子根据他们与大陆沟通的结果，拟出了六个条件，要曹聚仁向毛泽东转达，然后双方再进一步进行协商。这六个条件是：（1）蒋介石偕同旧部回到大陆，可以定居在浙江以外的任何省区，仍任国民党总裁。北京建议拨出江西庐山为蒋介石居住与办公的汤沐地（即封地）。（2）蒋经国任台湾省省长。台湾除交出外交与军事外，北京只坚持农业方面耕者有其田，其他内政完全由台湾省政府全权处理。（3）台湾不得接受任何军事与经济援助；财政上有困难，由北京照美国支援数额照拨补助。（4）台湾海、空军并入北京控制。陆军缩编为四个师，其中一个师驻在厦门、金门地区，三个师驻在台湾。（5）厦门与金门合并为一个自由市，作为北京与台北间的缓冲与联络地区。该市市长由驻军师长兼任。此一师长由台北征求北京同意后任命，其资格应为陆军中将，政治上为北京所接受。（6）台湾现任文武百官的官阶、待遇照旧不变。人民生活保证只可提高，不可降低。
这些条件，实际上是蒋介石通过曹聚仁和毛泽东多次交涉后形成的，应该说，对双方也都有利。特别是在军队问题上，由于毛泽东过去有过让国民党保留一点军队的意见，双方在这一问题上达成统一认识，实在是很不容易的。
可惜由于不久之后，中国大陆发生了“文化大革命”，一些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也受到冲击，蒋介石得知这些情况后，对共产党的政策产生了疑虑，便中断了与共产党的联系。
蒋介石如果想回大陆，主要居住地应该是庐山
引人注意的是，毛泽东、周恩来在“一纲四目”中都没有提到让蒋介石回住庐山问题，而在1965年7月蒋氏父子商量条件时，却特意把“庐山为蒋介石居住与办公的汤沐地（即封地）”写入六条之中。这又是为什么呢？
原来，蒋介石对庐山情有独钟。他比较喜欢庐山美丽的景色和宜人的气候。在大陆时，他曾经有13年是住在庐山的。他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在庐山办过军官训练团。之后，他经常在庐山办公，在那里接见各方面政客和外国使节，还在那里经常召开有国民党要员参加的小型会议。1933年，蒋介石出钱买下了原英国西伊勋爵的别墅，并且对之进行了改造，增建了别墅西边的联体副房。这样，蒋介石在庐山居住就更方便了。购买庐山房屋后，蒋介石每年中大部分时间是住在庐山的。1948年8月，蒋介石曾在庐山住所的一块巨大石碑上题写了“美庐”两个字。蒋介石逃台后，包括“美庐”在内的整个庐山均为国家没收。
1956年，曹聚仁受蒋介石的秘密委派到大陆试探中共对蒋介石的态度时，毛泽东曾对他说：我知道蒋介石很惦记他的家乡和他在大陆的一些房产，你可以到处走一走，顺便去那些地方看一看。这样，曹聚仁就在当年10月先上了庐山。他在庐山住了一个星期，还专门拍摄了“美庐”的照片。之后，曹聚仁又去了蒋介石的老家奉化，看到蒋家祖坟保护得也很好。他回到香港后，给蒋介石写了一篇长信，介绍他到大陆与毛泽东、周恩来会谈的情况之余，还专门介绍了他到庐山、奉化、萧山、宁波、杭州游历的情况，同时附上一些照片。其中有三张照片是他拍摄的“美庐”的照片。曹聚仁在致蒋介石的信中详细介绍了“美庐”受到保护的情况，说：那里面的珍贵物品一样都没有少，都放在原来位置，连宋美龄用过的钢琴也放在原来的位置，餐厅里的银制餐具也一样没有少，蒋介石用过的轿子还摆在原来的房子里。当然，在信中他也讲道，现在庐山已经归中共中央庐山管理局所有了，剧院等的名称也改了。他怕蒋介石对此不高兴，在信的最后说道：“聚仁私见，认为庐山胜景，与人民共享，也是天下为公之至意。最高方面，当不至有介于怀？”在信中曹聚仁还介绍说：前年宋庆龄先生上山，曾在庐中小住。近又在整理。这些都是中共方面期待着你能回到大陆，到时好请你去游山的意思。那时，你能游山，你原来的别墅，正好准备你来居住。这个意思，我不能不告诉你。他还给蒋介石出主意说：如果能够实现国共第三次合作，你回大陆的主要居住地应该是庐山。“唯情势未定，留奉化不如留庐山，请仔细酌定。”他还说，这不只是他个人的意思，是他与中共高层共同的意思。万没有想到，蒋介石看了这封信后，不仅没有介怀庐山归为中共中央管理局所有，而且十分高兴。他仔细看了三张照片，感慨万千。他在内心里，对毛泽东的好意是感激的。他让曹聚仁向毛泽东表达了他的感激之意。
不久，曹聚仁把蒋介石的态度回复给毛泽东、周恩来。毛泽东知道蒋介石对庐山情有独钟，大方地表示，如果国共第三次合作，蒋介石回大陆，庐山可以作为蒋介石养老的地方。毛泽东把这件事情记在了心里。1959年他上庐山开会时，发现工作人员正在凿掉蒋介石在石碑上写的字，他连忙制止，让蒋介石题写的这两个字保留了下来。
蒋介石听到曹聚仁向他转达的毛泽东的这个意思，更加感激毛泽东，同时也把这件事情记住了。在1965年拟定条件时，特意把庐山作为蒋介石住所一事写了上去。
“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打断了国共两党之间的联系。蒋介石听到大陆方面发生一些极端的事情，对中共的疑虑加深了。但是他不久又听说周恩来亲自出面，保护了他家在溪口的一切房产和祖坟，在心里又对中共高层十分感激。
1972年2月21日，毛泽东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时，把蒋介石称为“老朋友”。这个消息自然而然地传到了蒋介石耳中。他还注意到，毛泽东对尼克松说：“实际上，我们同他的交情比你们长得多。”对毛泽东说的这句话，蒋介石思考了很久。
此时的蒋介石十分孤立。在国际上，中共的活动空间越来越大，而台湾的国际活动空间则越来越小，连美国总统、日本首相也都访问了大陆。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有些犹豫。他认为这时主动向中共提出沟通，有点近似于投降。正在蒋介石犹豫之时，中共方面却采取了一系列主动行动。在大陆，恢复了“二·二八”纪念活动。廖承志也出面发表讲话，重新强调“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欢迎台湾各方面人员来大陆参观、探亲、访友，保障他们安全和来去自由。”1975年，中共方面又特赦了国民党数百名战犯和特务，还给他们安排了工作，愿意去台湾或者香港的，来去自由。蒋介石得到这些消息后，心中佩服毛泽东胸怀之博大。但他还是没有采取主动行动。其原因，主要是他没有找到合适的沟通人选。曹聚仁已于1972年逝世，在台湾方面实在是找不到一个像他那样能与大陆顺利沟通的合适人选了。
正在这时，毛泽东却派人来了。毛泽东派的这个人，是章士钊。章士钊也是一个与国共两党上层领导人物都有很深交情的人，但他长期在大陆与共产党共事，与蒋介石等当然没有联系。不过，因为他过去的资望，他到台湾来，是会受到蒋介石礼遇的。当时章士钊先生已经92高龄，且重病在身。但他接受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委托，还是愿意承担沟通两岸的任务的。为了保障章先生的健康，周恩来特意安排了一些警卫、医生、护士、秘书等随行。章士钊于1973年5月乘飞机到了香港，一落地就急忙找原来的各种关系。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终于和国民党方面接上了联系。他当时乐观地派他的女儿章含之回北京向毛泽东、周恩来汇报：各方面关系初步接上，他在香港顶多住3个月即可完成任务回北京。不料，章先生由于劳累，于7月1日在香港去世。随着章先生的去世，此次的国共沟通也没有建立起来。
但是，蒋介石并没有放弃实现两岸沟通的努力。找不到合适的沟通人选，他就采取了一个特殊的方式，向大陆方面打信号。1975年春节后，蒋介石秘密找来国民党元老陈立夫，让他经过在香港的秘密渠道，向中共方面表示了这样一个意思：可以请毛泽东来台湾访问。毛泽东得到这个消息十分高兴。但1975年毛泽东的身体也已经很不好了，周恩来也重病在身。他们两人都不能亲自来台湾访问。毛泽东找来邓小平，亲自向邓小平交代：你可以代表我去台湾，两岸可以此为契机，尽快实现“三通”。陈立夫得知毛泽东打算派邓小平来台湾的消息后，十分高兴。为了配合这次沟通。陈立夫还在香港发表了一篇题为《假如我是毛泽东》的文章，文章说：“欢迎毛泽东或者周恩来到台湾访问，与蒋介石重开谈判之路，以造福国家人民。”他还写道：希望毛泽东“以大事小，不计前嫌，效仿北伐和抗日国共两度合作的前例，开创再次合作的新局面。”但是，正当陈立夫积极努力寻求与大陆沟通之时，蒋介石却于1975年4月5日去世。海峡两岸的再次沟通又中断了。
蒋介石在世时虽然没有实现台湾回归和祖国和平统一，但他和以他为代表的国民党高层领导人是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分裂的，并且为反对分裂和实现祖国统一做出了努力。蒋介石在世时，是十分想要回大陆看一看的。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1964年在重病之中写下了一首《望故乡》，很能够代表蒋介石及国民党领导人物的心情：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
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
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天苍苍，野茫茫，
山之上，有国殇。
作者：陈思
编辑：卫中
*本文摘自《世纪风采》2019年第2期，原标题“毛泽东反对“”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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