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个7岁小男孩先后两次登上了微博热搜，引得4.2亿国人落泪：
男孩的名字叫东东，8月9日，他因车祸抢救无效，最终被宣布为“脑死亡”。东东的父母随即含泪捐献出了儿子所有可用的器官。
“爸爸最后给你挠一次脚啊……”病房里，父亲向儿子做最后的告别，妈妈则拿着手机记录下一家人最后的“团聚”时刻。
“加油，儿子！加油！”生命，已经到了尽头，但爸爸仍鼓励儿子保持住身体最后的那一点点机能，好让医生尽可能多地摘下健康优质的可移植器官，帮助到更多的小朋友。这一幕上传到网络后，看者无不心碎。
根据相关报道，东东的器官将帮助6个孩子获得新生或光明，而目前，东东的心脏已经成功在一个2岁小孩的身上再次跳动。就这样，在死亡面前，东东的生命以另一种方式重新“绽放”。
而让这场“生命接力”得以实现的，正是器官移植技术——现代医学最伟大的成就。
但你不知道的是，为了延续生命，实现器官在不同个体之间的移植的这种魔法般的“狂想”，在近百年的探索道路上，一代代的医生、病人、器官捐献者们，在失望、绝望和无助之中，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而这，正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1、死亡，器官移植的起点所有关于器官移植的故事，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起点——死亡。
毕竟，如果没有器官衰竭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死亡，医生和病人就不会异想天开，被迫走上“器官移植”这条充满危险的道路。
更重要的是，器官移植要想真正实现，最根本的就是：有多余的器官可供移植。可谁会有“多余”的器官呢？答案再简单不过了：当然是那些已经死去的人。
可是怎样去定义一个人到底有没有死亡呢？其实在器官移植的早期，也就是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早期，这压根就不是一个问题。
所谓死亡，就是一个人没有心跳、没有血压、没有呼吸，三者缺一不可，尤其是心跳，这和我们现在大多数人日常的观念差不多。
一个人，只有按照这样的标准被正式宣告死亡后，医生才能去争取家属的同意，最终将捐献者的遗体推进手术室摘除器官。
但这也意味着在获取器官之前会等待很长一段时间，也就是说，器官不再“新鲜”，这也导致这个时期的病人在接受器官移植之后，器官很难恢复工作，生存率很低。
情况一直到1963年6月3日的比利时才出现转机，一名患者被送到了鲁汶的一家医院，他头部受伤，严重昏迷。患者完全没有反应，虽然医生给他静脉输入了血管抑制药物，但他的血压还是在下降。
铁定是没救了，于是，主治医生做了一个即使在今天看来仍然非常大胆的决定：在患者仍有心跳的情况下，悄悄把他的肾脏移除了。
摘下的肾脏随后被转交给了专门研究器官移植的盖伊·P. J. 亚历山大医生，他马上将肾脏移植给了一个肾衰竭患者，手术台上，奇迹发生了，移植的肾脏立马就开始制造尿液，几天后，患者的肌酐水平恢复正常——移植的肾脏“活了”。
这件事是移植史的巨大转折点。也是在这时候，外科医生们才认识到，有心跳的捐献者，不仅在时间和器官的可用性上更佳，移植结局也会更好。于是，器官移植的先驱们，越来越迫切地意识到，需要在“死亡”这个伦理问题上达成共识。
1968 年 8 月 5 日，《美国医学会杂志》上发表了《不可逆性昏迷的定义——哈佛医学院脑死亡定义特设委员会报告》。
文章开篇就指出，“我们的主要目的是将不可逆性昏迷（也就是“脑死亡”）作为死亡的新标准”。作者接着从两方面讨论了这样做的重要性：第一，解决 ICU内患者的无效治疗；第二，“死亡定义的过时标准会导致移植器官获取的争议”。
但事实是，当时，器官移植还有很多技术难题没有攻克，整个60—70年代，器官移植造成的死亡率一直居高不下，对于公众来说，器官移植手术台简直就是一个屠宰场，公众对器官移植支持率已跌入低谷。
但无数器官移植研究者仍然为此默默奋斗，大概用了十几年，公众的观点才和哈佛委员会达到一致，并接受了脑死亡的定义。
1980 年，美国全部 50 个州的立法机构通过了《统一死亡判定法案》，宣告脑死亡在法律上等同于死亡。
这一立法对器官移植的成功至关重要。由脑死亡捐献者提供的器官不仅数量最多、移植成功率最高，也使得外科医生能在最可控的情况下进行器官移植。
也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脑死亡等同于死亡已经成为美国和大多数国家的法律，也得到了公众的接受和认同，器官移植事业从改写“死亡”的定义开始，大踏步向前进步。
2、器官移植缺失的两块“原始拼图”在器官移植取得我们今天的进步之前，除了重新定义“死亡”、解决器官来源的问题之外，最核心的就是要解决如何成功地实现器官移植的技术问题。
而在这两个关键性问题上，人类医学史几乎是一片空白：第一，如何把器官缝合在一起？第二，在取下坏器官、接上好器官的空档期内如何保证人的生命安全？
对于第一个问题，1901年，法国外科天才阿历克西斯·卡雷尔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设计出了一种把两条血管接在一起的手术缝合技术。
阿历克西斯·卡雷尔，法国人，发明家，器官移植技术的发明者。
你不敢想象的是，在此之前，虽然血管受伤是战伤或外伤的继发伤，但标准处理方法仅仅是把流血部位结扎，也就是紧紧勒住，这种方法一直沿用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卡雷尔医生的工作十分困难。首先他需要找到更好的针和线来把血管缝合在一起，尽量减小对内壁（内膜）的伤害。
但事实是，那个年代，他能用的医用手术针和线非常匮乏，卡雷尔拜访了里昂当地一家男装缝纫店，选取优质的材料自己制作适合手术缝合的针和线。
卡雷尔发明的血管缝合术
另外，相传卡雷尔还曾在世界著名的花边刺绣大师勒鲁蒂埃夫人家里学习刺绣，并练习在纸上用针缝纫，直到他的技术完美无缺。他把针线浸在液体石蜡里，使它们能更容易地穿过人体组织。
一张表现卡雷尔将各种不同动物缝合在一起的漫画《魔术师阿历克西斯·卡雷尔》。
阿历克西斯·卡雷尔证明了，从技术上来说，把一个生物的肾脏移植到另一个生物身上是可能的。
但在20 世纪的上半叶，这本身并没能缓解肾功能衰竭病人和医生的绝望。
接下来就是第二块拼图的故事。
二战时，威廉·科尔夫（Willem Kolff ）在被纳粹占领的荷兰，用香肠衣和缝纫机马达秘密制造他的“人造肾脏”透析机。
威廉·科尔夫，肾透析与人工心脏先驱
作为一名医生，他意识到：肾脏只是净化血液中废物的过滤器，并且他知道其中一种毒素是尿素。如果他能在短时间内清除血液中的废物，也许就可以给病人的肾脏一些休息和恢复的时间。
在“一战”前，这样的想法曾被尝试过几次，但收效甚微。
科尔夫认为自己可以克服这些障碍，因为……他喜欢香肠。或者说，他知道灌注香肠用的玻璃纸（俗称赛璐玢）是一种再生纤维制成的可食用人工膜，它可以使香肠保持形状，也能让调料的风味透过膜扩散进去。
科尔夫制作出的早期的透析仪器。
他还知道，玻璃纸已经被用来澄清果汁。科尔夫和他的几个同事想到，如果玻璃纸的一侧是血液，另一侧是无尿素的液槽（也没有其他蛋白质或者他想清除的电解质），血液与玻璃纸的接触面积足够大，他就可能清洗（或者说透析）血液。
于是，科尔夫在香肠的启发下，成功在纳粹眼皮底下制造出了第一台透析机。科尔夫的透析机是肾移植成功的先决条件，而体外循环的发明则是实现心脏移植的绝对要求。
1955年，伟大的“发明圣手”科尔夫参与到了心脏旁路膜氧合器的开发创新工作之中，并最终在犹他大学参与发明了最著名的人工心脏，也就是我们现在熟知的ECMO，让开放心脏手术成为现实。
科尔夫发明的膜氧合器是现在各种膜氧合器的蓝本，它的重要性，在今年开始以来就频繁出现各种新闻中，这就是：ECMO。
科尔夫在器官置换领域所做的贡献无疑是传奇性的，然而，在此之前，要想站在阿历克西斯·卡雷尔和威廉·科尔夫两位巨人的肩头，必须有人打破免疫系统的屏障。
3、器官移植的最后一块绊脚石所有捐献的器官——无论是肝脏、肾脏、心脏，还是骨骼、眼球、心脏瓣膜或者皮肤——都是一种馈赠。更不必说，皮肤还是掌握器官移植“密码”的身体组织。实际上，如果没有皮肤，没有彼得·梅达沃，就不会有移植手术。
多年来，彼得·梅达沃爵士被称为移植之父。梅达沃最著名的发现是“获得性免疫耐受”的概念。
1960年，梅达沃因为对免疫学做出的杰出贡献而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他发现，如果向怀孕母鼠的胚胎注射基因型不同的小鼠的细胞，那么接受了细胞注射的胚胎出生长大后，就可以接受与供体同一基因型的小鼠的皮肤移植而不产生排斥反应，不需要任何药物阻断免疫反应。
换句话说就是，受体小鼠对供体“耐受”了。
虽然这并不是我们现代免疫已经达到或尝试要达到的状态，只有一些动物研究或非常小的实验协议会用。并且现在，我们用慢性免疫抑制的方式干预患者，避免他们的身体排斥移植器官。
但这种获得耐受的想法仍然被很多人称为免疫的“圣杯”。梅达沃真正解开了，在此之前，所有移植人体器官的尝试都以失败告终的终极秘密。
被缝合起来的器官会和受体的生命一起迅速凋亡，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在19 世纪与20 世纪的世纪之交，卡雷尔认为是某种“生物力量”阻止了器官的成功移植。对于那个时代的人们来说，免疫反应是个完全陌生的概念。
梅达沃“获得性免疫耐受”小老鼠实验的示意图。
大多数头脑清醒的人已经放弃了器官移植，他们认为这就是一些疯狂科学家在实验室里冒出来的疯狂想法。
如果说阿历克西斯·卡雷尔的贡献是展示了掌握动物间器官移植技术所需要的毅力和身体天赋，那么彼得·梅达沃就是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证明了克服这种“生物力量”、使移植器官长久地工作是可能实现的。
梅达沃为移植带来了确定性，为研究人员提供了合法的研究机制，并为有志于将移植变为现实的后来者打开了一片新天地。
换句话说，梅达沃发现了一种技术，能跨过移植免疫排斥这一不可逾越的障碍，他们把这种现象命名为“获得性免疫耐受”。
梅达沃的研究给许多生物学家和外科医生吃下了定心丸，而这些人正在努力使移植成为可能，比如把一个人的肾脏移植给另一个人。这是第一次，在生物之间完成移植，并使移植物存活。
至此，人类在器官移植事业上的难题几乎被一扫而尽：
卡雷尔演示了将动物器官缝合到另一只动物身上且使器官能工作的技术；科尔夫的器械能延长肾脏、心肺衰竭患者的存活，留出时间制订人体移植的可行方案；梅达沃发现的免疫学证据，证明了有办法克服导致器官移植出现排斥的“生物力量”。
到1983 年，环孢素通过FDA（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的批准，可用于肾、肝和心脏移植。这种药物的发现使器官移植领域向前跨越了一大步，其重要意义也许不亚于20 世纪60 年代时各类移植的首次成功，器官移植的时代正式来临。
但我们不能忘记的，是那些无私地捐出自己器官的捐献者。
约书亚•梅兹里希
正如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医学与公共卫生学院多器官移植部门外科副教授约书亚•梅兹里希在《当死亡化作生命：一个移植外科医生手记》中写下的：
器官捐献不是放弃自己身体的一部分，让一个完全陌生的人活下来；它其实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几乎放弃自己的所有，让你身体的一部分活下来。
捐献，为生命的最后时刻增添了崇高的色彩。它不仅是拔出插头，撤掉机器。这是对生命馈赠的延长，是一种回馈，一种传递。这是一种肯定生命的方式，在死亡面前唱出胜利的音符……
我们都得到了生命的馈赠，而对这份珍贵而脆弱的礼物的分享，是生命中极为崇高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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