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愤怒的葡萄》(1940)美国蓝光版封套
1940年，约翰·福特John Ford(1894-1973)将美国著名作家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1902-1968)1939年创作的曾经获得普利策奖的畅销经典小说《愤怒的葡萄/怒火之花The Grapes of Wrath》(1940)搬上银幕，这次成功的改编为约翰·福特获得1941年第13届奥斯卡最佳导演奖。
简·达威尔和约翰·卡拉丁在电影《愤怒的葡萄》(1940)中的影像
当时的奥斯卡评委们与原著作者一致认为“约翰·福特在银幕上准确而又极富艺术感染力地再现了原著中的情感力量”。
此时的约翰·福特正在享受阳光和赛艇，他认为这些要远比那个小金像珍贵。
谁也想不到的是，一个美国影坛的右派导演却跑去导演了一部左翼寓言。
亨利·方达在电影《愤怒的葡萄》(1940)中的影像
这部电影是根据约翰·斯坦贝克的小说改编的，可能是关于1930年代最为有力的社会记录，而且它是由一位比其他人做过更多关于美国大移民西进运动记录的导演所拍摄的。
约翰·福特曾经导演过梦想铺一条铁路到西部的《铁骑The Iron Horse》(1924)，还拍过很多其他白人移民移居到印第安人土地上的影片，其中包括他的骑兵三部曲——《要塞风云Fort Apache》(1948)、《黄巾骑兵队She Wore a Yellow Ribbon》(1949)和《一将功成万骨枯Rio Grande》(1950)。
左起：电影《要塞风云》(1948)、《黄巾骑兵队》(1949)、《一将功成万骨枯》(1950)美国版海报
《愤怒的葡萄》讲述的是一个梦想的悲伤终结。50年前就拥有该片土地的小股东们，现在受到银行家与大地主的驱逐，被迫离开他们的土地。
"谁是肖尼土地与畜牧公司？“汤姆·约德(亨利·方达Henry Fonda饰演)的一位邻居莫利(约翰·奎尔伦John Qualen饰演)这样问道。他拒绝售卖自己的土地。“它什么人也不是，”一位地产经纪人如此说道，“它是一个公司。”
亨利·方达在电影《愤怒的葡萄》(1940)中的影像
当汤姆·乔德告诉母亲玛·约德(简·达威尔Jane Darwell饰演)：“有一个拥有一百万亩田地的家伙，就会有一万个挨饿的农民”，在此，这部电影给我们上了一堂社会主义的大课。
当然汤姆·约德不知道故事的结局，例如俄克拉荷马州农民如何会跑到军工企业中工作，他们的孩子在加利福尼亚如何会比在俄克拉荷马更加前程似锦，他们的孙辈如何会在海滩男孩Beach Boys乐队的歌曲中大放异彩。很多人都容易忘记这一点：《愤怒的葡萄》有一个幸福、未完的第四幕。
简·达威尔(左)和亨利·方达在电影《愤怒的葡萄》(1940)中的影像
法国电影史学家乔治 萨杜尔Georges Sadoul(1904-1967)曾这样评论《愤怒的葡萄》这部电影：“如果不是因为约翰·斯坦贝克所写的这部小说当时打破了销售纪录的话，好莱坞恐怕是不会把它拍成电影的。约翰·福特从这部美国文学名著中找到了类似《关山飞渡Stagecoach》(1939)的主题，即描写一群人(被银行家从土地上赶走的一个农民家庭)背井离乡，坐着一辆破旧的双轮马车，横越难行的沙漠(象征着美国的各种制度、地主和警察)，去寻求自己的前途(失业和穷困)。”
电影《愤怒的葡萄》(1940)片场，约翰·福特(左)和亨利·方达(右)同探班者泰隆·鲍华Tyrone Power(中)在交谈
乔治 萨杜尔接着指出“片中有几个令人难忘的人物，特别是那个母亲(简·达威尔 饰演)和她的儿子(亨利·方达 饰演)给人的印象尤深。约翰·福特对这部小说所描写的特殊的社会性主题，远没有他对“永恒性”的主题那样感兴趣。影片某些部分离开了主题，追求技巧，而格雷格·托兰德Gregg Toland(1904-1948)那种明暗对衬的摄影方法也过于精巧，结果和显明清楚的主题反而很不协调。”
电影《愤怒的葡萄》(1940)中的影像
当二十世纪福克斯电影联合创始人和制片人达里尔·F·扎努克Darryl F. Zanuck(1902-1979)于1940年考虑拍摄《愤怒的葡萄》时，他充分了解到这部作品将在政治上会给他的公司带来什么麻烦。
在拍摄的过程充满了神秘气氛，由于担心俄克拉荷马州和得克萨斯州的商业机构会阻挠他们在州境内拍片，公司封锁了一切有关的消息，向外界宣称它正在拍摄一部名叫《66号公路》的影片。
达里尔·F·扎努克在电影《愤怒的葡萄》(1940)宣传片里的影像
据说有大量不明内情的热心人深恐达里尔·F·扎努克不敢开拍《愤怒的葡萄》，纷纷给他写信提出了批评。
在达里尔·F·扎努克方面，也正是由于害怕未来的影片受到权势集团的阻挠，所以竭力冲淡了小说的政治尖锐性，比如小说中对招工公司欺骗工人和盘剥工人的大量细节描写以及商人们对流民们采取的种种不法行为，都被删除了。
电影《愤怒的葡萄》(1940)中的影像
影片里没有对警察的直接指责，凯西在谈到警察要来镇压罢工者时，加上了“不是那些正式的警察，而是些戴锡臂章的、他们叫做警卫队的人”之类的台词。
影片对直接剥夺农民土地的大企业也采取含糊其辞的做法，只让人模糊地感觉到有什么“来自东部的命令”之类。
电影《愤怒的葡萄》(1940)剧照
最关键性的改动则是结尾。影片没有按照小说后半部的事件发生顺序以破坏罢工的情节(汤姆挨打、卡西被杀、罢工工人被驱散)结束，而是用本应在此之前的在政府办的永久性营地的插曲作结，并且删去了萝莎珊(多里丝·鲍登Dorris Bowdon饰演)小产的悲惨场面。
在晴朗的凌晨，当汤姆·乔德的母亲玛·约德登上卡车时，她信心十足地说：“我们是老百姓，我们是有出路的。”
亨利·方达在电影《愤怒的葡萄》(1940)中的影像
不明就里的人自然不知道的是，当约翰·斯坦贝克在1939年发表他这部小说的时候，它被尊奉为一部杰作，拿到了普利策奖后，立马被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的达里尔·F·扎努克抢购下改编权，而他把小说交给了其最顶级的导演约翰·福特。
影片以一种《圣经》般的诗意风格，表达了美国国民对于大萧条的愤怒，而且其对话好像在一些像是“鼓动者”和“赤色分子”这些词语上微妙地跳动着——我们想要理解，有钱有势的人是如何对付那些为平民百姓说话的人的。
电影《愤怒的葡萄》(1940)宣传照
随着希特勒在欧洲大陆的崛起，共产主义运动从美国的恶魔那里获得了短暂喘息的时间。
所以这是一部沉重压抑的电影，也是一部使人思考的电影。资本主义制度下对农民的欺诈，在本片显露无疑。
影片的对话有时会变得稍微有点说教，和农民们的方言显得不太搭，而且汤姆·约德向母亲玛·约德说的那句著名的道别——“哪里有穷人为填饱肚子而抗争，哪里就有我；哪里有警察殴打穷人，哪里就有我……”，这种以理想的方式呈现出来的语言，显然过于美好。
电影《愤怒的葡萄》(1940)剧照，简·达威尔(左)和亨利·方达
但是这些话可是出自亨利·方达之口，他所饰演的汤姆·约德是美国影史上最伟大的角色之一，如此之纯洁、纯粹。
他完全融入到角色之中，成功地诠释了汤姆·约德。亨利·方达是一位拥有着罕见才华的演员，好像无需用力，完全是为银幕而生，哪怕是在他默默思着牧师从宗教到工会政治的谈话时，都能活灵活现地进行演绎。
亨利·方达(右)在电影《愤怒的葡萄》(1940)中的影像
《愤怒的葡萄》是好莱坞少见的社会性悲剧另类作品，亨利·方达在片中饰演了从监狱中释放出来的主人公汤姆·约德，他反抗精神令人印象深刻。
当他对母亲玛·约德说出“或许就像卡西(约翰·卡拉丁John Carradine饰演)所说的那样，一个人的灵魂不属于他自己，它只是一个庞大灵魂中的一小部分。那种属于每个人的庞大灵魂”这样的话时，我们一点也不会感到惊讶。
这就好像是在《西部联盟Western Union》(1941)的梦中，先验论遇到了马克思主义。
电影《公民凯恩Citizen Kane》(1941)片场，左为奥逊·威尔斯，右为格雷格·托兰德
本片由伟大的革新者格雷格·托兰德掌镜，他也是《归途路迢迢The Long Voyage Home》(1940)的摄影师，在拍了两部约翰·福特的电影以及威廉·惠勒William Wyler(1902-1981)的《西部人The Westerner》(1940)之后，他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拍摄了他的杰作——奥逊·威尔斯Orson Welles(1915-1985)的《公民凯恩Citizen Kane》(1941)。
他在《归途路迢迢》中的深焦镜头实验，对后来的《公民凯恩》来说可能是至关重要的。
电影《愤怒的葡萄》(1940)中的影像
在《愤怒的葡萄》中他在极弱的光线条件下进行拍摄。想一想影片中许多夜间的场景，想一想约德家荒芜田园上的那些镜头，汤姆·约德和牧师好像仅仅被一根蜡烛照亮。汤姆·约德只露出剪影来，而卡西是侧光。
《愤怒的葡萄》最终赢得了1941年第13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导演奖和最佳女配角奖——特别是简·达威尔(1879-1967)获得最佳女配角时毫无悬念，另外该片还拿到了5项提名，包括亨利·方达(1905-1982)的最佳男主角和最佳影片——可惜当年败给了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Alfred Hitchcock(1899-1980)《蝴蝶梦Rebecca》(1940)。
多里丝·鲍登在电影《愤怒的葡萄》(1940)中的影像
尽管饰演卡西的约翰·卡拉丁(1906-1988)在《愤怒的葡萄》中也有极佳的发挥，但大家还是对亨利·方达和简·达威尔这两位演员更为耳熟能详。
简·达威尔在电影业干了50年，没有一部比这部更令人记忆深刻，本片最后一句台词出自其口——“我们会生生不息的，老爹，因为我们是人民。”。
简·达威尔(右)和拉塞尔·辛普森Russell Simpson在电影《愤怒的葡萄》(1940)中的影像
尽管亨利·方达在大银幕上经常以“好人”形象示人，但沉默寡言的他却同自己的女儿简·方达Jane Fonda以及儿子彼得·方达Peter Fonda关系疏远，前前后后一共有过五次婚姻。
电影史研究人罗伯特·奥斯伯恩Robert Osborne曾这样说道：“亨利·方达是个让人捉摸不透的人。他在生命晚年获得了一些奖项，他的一位好友对他说，‘你获奖是实至名归，你是一个好人。’而亨利·方达回答说，‘我不是一个好人，我只是表演好人而已。’
亨利·方达在电影《愤怒的葡萄》(1940)中的影像
要知道，在一个有着十部影片入围最佳影片提名的年份中，约翰·福特的另一部影片《归途路迢迢The Long Voyage Home》(1940)也位列其中。
《愤怒的葡萄》上映后一直被认为是美国最好的电影，直到1958年奥逊·威尔斯的《公民凯恩》再次发行时，它才被赶下王座，人们才开始改变了看法。
不过奥逊·威尔斯从来不敢妄称自己比约翰·福特强，人们问他是怎么学会拍电影的，他只说：“向大师学习，向福特学习，约翰·福特！约翰·福特！”。
电影《愤怒的葡萄》(1940)剧照，左起：亨利·方达、约翰·卡拉丁、约翰·奎尔伦John Qualen
约翰·福特的力量植根于强力的故事、一流的技术和直接的表达。数年低成本默片的学徒生涯，以及很多在实景中匆匆拍下的镜头，使得他对于多余的场景布置与花俏的摄影抱持着强烈反对的立场。
他电影的视觉风格有一种严密的纯粹性，很好地服务着所要表达的对象。《愤怒的葡萄》没有任何一个看上去随意而为或者例行公事的镜头。
电影《愤怒的葡萄》(1940)外景地，左起：亨利·方达、约翰·福特、多里丝·鲍登
《愤怒的葡萄》显示出这个国家半数地区的经济是如何被摧毁掀翻的。这个看上去好像是关于“人民”的适应能力和勇气的故事，是建立在恐惧的基础之上的：恐惧失去工作、失去土地、失去自尊。
虽然《愤怒的葡萄》依然被美国电影协会奉为经典之一，但它似乎已经变成了一部官方意义上的杰作，久负盛名，却无人问津。因为电影本身所揭露和传递出来的信息和生命，似乎是美国政府所不愿看到的。
电影《愤怒的葡萄》(1940)日本版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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