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夜之间“伞兵”成了敏感词，源于网络谐音的梗，冒犯了这个词本身所具有的“象征着英雄气和胜战魂，代表着光荣和勇气”的内涵，这让包括笔者在内的正常人都难以接受。
反对正常词汇污名化，反对网络造梗无底线，是一个国家语言保持纯洁性、严肃性和尊严的必要之举，所以对“伞兵”的封杀屏蔽，具有正当性，也反映出网络语言的变化创新不能偏离主流民意。不过，抱着知其所以然的态度，一个不文明词汇“shabi”为什么要谐音“伞兵”，现象本身也值得深思，不是一句“扭曲公序良俗”的价值批判就可以了之的。一位网友感慨说：
他将“伞兵”谐音梗的来龙去脉讲得清楚了，不过我感兴趣的是最后一句：脏话本来是一种刚需。这句可谓世界所有语言中的规律性“真理”其实揭开了人类所共有的文化心理：这个世界太操蛋，无以言表，只好用更操蛋的语言来表达对它的认知、情感和价值判断。就像维特根斯坦所言“我的语言的界限就是我的世界的界限”，脏话乃是我们透过语言对这个世界的禁忌规范、不公不义、黑暗混乱，乃至美好伟大，表达出的愤怒、憎恶、怨恨、烦恼、嫉妒、报复、赌誓，甚至舒服、玩笑等等。人潜意识里有力比多的冲动，情绪里有喜怒哀乐的动荡，认知里有歧视侮辱的偏执，文化里有“骑驴诗客骂先行”的积习，注定了面对世界的种种不可理解、不可认同、不可思议、不可把控，争辩无用，动手无胆，只好詈骂随之，嘴炮先行，用心理学的话说，骂是人们由于心理上的压抑而产生的应激反应，而采取的发泄方式。受压机制是骂的创造机制，这也可能是古今中外脏话仍然大行其道的原因。
二
像“shabi”之类涉及性的骂人话，是所有骂人话里的最大一类。原因很简单，在非理性世界里，性的能量最强大；在理性世界里，性的禁忌最强烈，所以，用“性”去侮辱去谩骂，成了最直接、最有效的宣泄方式。只要社会还存在人性压抑、道德保守和精神禁忌，不方便谈及性，那么，涉及性的骂人话就永远是欲望对冲、意识对抗的首选利器。今天在网络上骂一句“shabi”，其实和《红楼梦》中贾府焦大灌满黄汤后“任意洒落洒落”本质是一样的——这让人想起鲁迅在《言论自由的界限》里说的：“这焦大实在是贾府的屈原，假使他能做文章，恐怕也会有一篇《离骚》之类。”能做文章，就以文字发牢骚；不能做文章，就以语言骂翻天。牢骚和骂背后的心理动机是一样的：忍不住“shabi”地骂一句，只是因为那个称为“shabi”的人或事压迫着自己无从改变它，无法漠视它，怀揣着石头放不下，只好以骂来纾解自己的心理压力。从这个角度说，骂出来的“shabi”，如飞去来器，射人反射己，其实是自我“shabi”的写照。这是语言“双刃剑”的一个很好的例证：语言的平等性，使得使用者以其伤害别人的同时也是对自己的贬低和伤害。
但骂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也有历时性的功能转变。骂，语言学上也叫詈语、詈辞。放到远古社会，它有“咒”的功能，所谓巫灵的语言魔力；放到近古社会，它有“辱”的功能，所谓不求伤害性极大但求侮辱性极强的语言歧视；放到现代社会，科学昌明，“咒”谈不上，众生平等，“辱”也减等弱化，更多的其实是“谩”（轻视、缺乏教养），所谓伤害侮辱都谈不上的纯粹表明态度的语言惯性而已。一句“shabi”，用以骂“人”不过百无一用的瞎比比，用以骂“事”不过无可奈何的随口一叹，无关痛痒，难着痕迹，更像是“妈的、丫的、奶奶的、妈了个巴子、娘希匹”之类的大众习语、口头禅，除了口齿留“脏”之外，没有什么意义。甚至久而久之，如鲁迅所谑称的，国骂“他妈的”一词可以说已经醇化为“我的亲爱的”，马季在相声里也将“他妈的”等同于“wonderful”，“shabi”已然进化为等同哎呀、哦豁、诶嘿之类的感叹词、语气词，那更是脏话无力无用之余的唾面自干，娱乐精神的转型成功。（有研究指出，《金瓶梅》就中近1/3的骂詈之语并非为了咒骂、辱骂等目的，而是笑骂、戏骂，常常以戏谑为目的，打情骂俏，打牙犯嘴，以骂取乐，消愁解纷。这从《红楼梦》里也可以看到。说明骂从侮辱功能转向调笑、亲和等其他文化功能，也是一个很久远的现象。）
无论好坏美丑，无论虚实真假，无论表情表意，都需要詈语脏话，这就是其“刚需”意义之所在。
三
和雅言一样，詈语也反映出一种语言的长度、厚度、广度，越伟大丰富的语言，詈语肯定也花样百出——据统计，仅在《汉语大词典》中的詈词就有近1000条，这还是因为载诸典籍而收录进大雅之堂的，还有更多的口语、方言中的大量詈词，没法收录——就像研究者所言，无论是詈语，还是雅言，从语言自身而言本无所谓高低贵贱，都是人与世界一切关系的表现形式，都是我们所赖以了解和认识世界的工具。好几位研究者不约而同引用了何新《我走入黑社会》里的一段话：“各个民族在骂的语言中，提炼、集中了一批最洗炼最形象的语言。骂人话，又是一种丰富的世界，当你最初面对它时，会感到肮脏而不知所措。但一旦了解了它，你会发现，这个世界自有它存在的道理、它的逻辑、它的实用性、它的美学和价值观。”
汉语博大精深，詈语也丰富多彩，是自然且当然的逻辑，有研究者专门整理了从古至今汉语詈语的总体变迁，发现可以分为春秋战国至三国两晋时期（古代）、宋朝至五四以前（近代）、五四时期至今（现代）三各阶段。古代人喜欢骂一些“役夫、畜产、废物、老奴、狢子、死狗、蛮子、祆贼”之类的话，注重维护纲常人伦，严防人物夷夏之别，体现了当时社会价值伦理规范，可谓骂人的宗法伦理时期；近代人喜欢骂一些“贱人、淫妇、死囚、光棍、小蹄子、三寸货、贼野狗”之类的话，偏向维护社会禁忌，严防身份地位之别，体现了当时充满市民气象的社会心理，可谓骂人的民间立场时期；现代骂人就不必多列举了，杂糅古今中外，体现了语言高雅文明观之下的亚文化风俗功能，可谓骂人的“粗俗、不文明”时期。
无论哪一个时期，雅言和詈语从来相伴相随、相辅相成，如同语言的阴阳二气，纠缠难分，共同成就了汉语的丰富性、多样性、文学性和特质性，也像我们表明，汉语从来不是一种纯洁、高尚的语言，从来不是一种道德感极强、道学气极浓的语言，相反，驳杂不纯、雅俗共赏更像它的本来面貌。如同研究者所言，“在每个社会中，几乎所有人在其一生中都或多或少地使用过詈语，且不说市井平民，即若贵为皇帝的最高统治者、德贤具备的命妇、深居高阁的千金小姐，也免不了骂人。在古代中国，汉高祖刘邦骂人是骂出了名的，诗祖屈原的姐姐平时温文“蝉媛”，到关键时刻竟也“申申其詈予”；曹雪芹心目中的少女偶像林黛玉，嘴里也曾吐出“促狭鬼”、“蠢才”的字眼。可见，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骂人或使用詈语，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这就提醒我们，还原詈语之类“语言杂质”“文字渣滓”的真实功能和文化意蕴时，一定要跳出文明/不文明、俗/雅、洁/不洁的二元对立的“二极管”思维，既要认知詈语的文化价值，也要明白单纯地堵、屏蔽、封杀，是没有办法“净化”语言的，也没有可能“净化”网络的。就算禁得了一个，它也可能以拆字、谐音、外文字母、缩写等等其他方式多个形态变形重生，“伞兵”就是最好的例子。
这时我们该怎么办？社会道德有底线，不容语言无序突破，在两者的拉锯中，疏导还是更有效的手段。语言学上将这种疏导称为“洗白”，如同招安梁山好汉，语言通过其化俗为雅、去俗就雅的机制，将一些充满戾气的脏话“招安”成规训有加的净语。比如，和“shabi”并"美"的“我肏”一词，“肏”本是骂人用的下流话，“我肏”带有詈骂的意思。但经过“wo擦”“卧 槽”“WC”“我去”等一系列变体，其意义离本来的詈骂意义越来越远，辱骂程度也越来越轻，逐渐实现“洗白”。“我去”一词甚至还出现在春晚的小品中。再比如，和“shabi”类似的“泥马”“玛丽隔壁”“魂淡”等谐音詈语，都是使用两个不相关的字词组合成新语，字面上不容易和詈骂联系起来，以无意义联系来“洗白”原意。
之所以出现“洗白”现象，一是语言本身具有求雅的内在动力。随着文明素养的提升，人们在表达时往往会有意识规避粗俗字眼，有意选择别字或同音字代替，以求“信、达、雅”；二是社会的规范外在强压使语言自行过滤，由此产生了一批新兴詈语。
这给了“shabi”在现代语境、网络语境里何去何从一个启示，我们可以封杀“伞兵”，可以屏蔽“傻x”，但也要给它一个“洗白”的机会，比如用“沙币、烧饼”来替代，默认而不加以管控，最后约定俗成为一个统一词汇，在高频传播使用中逐渐淡忘原本意义，不失为大禹治水“湮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疏而不堵的古老智慧。
四
我们生在一种语言里，就像爱一个人，他/她的“优点”能接受，“缺点”也要接受，美能欣赏，丑也能包容。我们有幸以汉语为母语，千年之下，常变常新，其中的詈语，饱含着我们强烈感情的真实流露，积淀着我们传统和深层的文化心理，也折射着我们民族的观念和文化价值。在这里，少一个“伞兵”，可能只是技术处理下的无关紧要，但如何认知詈语，如何面对詈语，如何引导詈语，却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技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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