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同治元年（1862）至同治十三年（1874）年的十三年时间中，清王朝出现了短暂的中兴局面，史称“同治中兴”。如果将时间再推到1894年，即甲午战争之前，这段时间被称为“同光中兴”。
那么，自从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英法等国的侵略者为何会停止军事侵略，让清王朝有了喘息的机会呢？
同治一朝能够实现所谓中兴，是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各列强国家调整侵略战略政策，清政府据此制定并实行“外敦信睦”而“隐示羁縻”的守势外交方针，从而为中国提供了短暂而相对和平稳定的发展空间是密不可分的。
但是各列强国家调整侵略政策，即采取所谓合作政策是有诸多前提的：
一是19世纪60年代，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尚处于自由竞争阶段，对中国的侵略与争夺远逊于此后的垄断阶段，加之这一时期各列强在西方竞争加剧，而在东方的争夺则渐趋缓和；
二是各列强国家对在中国的既得利益尚属满意。正如恭亲王奕䜣于《北京条约》签订后所言：“约内所允各款，已遂其贪婪之心，是该夷连年所欲得者，现皆如愿所偿”。以英国为首的各列强通过两次鸦片战争已经取得了他们所希望得到的一切，他们的当务之急，已不再是攫取新的利益，而是将已签订的条约付诸实施；
三是清政府与人民已消除或部分消除对西方的敌视、恐惧与排斥心理，并在努力实现近代化，向西方国家靠拢。西方国家显然在辛酉政变后，发现了这种可能。与此同时，以奕䜣、文祥为核心的枢臣正在发起一场以学习西方先进科技技术为手段，以练习兵、制器、育才、海防为中心内容，以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为目的洋务运动。
正是基于以上三个前提，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纷纷对中国调整了侵略政策。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这一时期改变的只是侵略的政策，手段，其对中国的侵略实质并未发生根本的变化。
尽管各国列强并没有停止对中国的侵略，但侵略政策的调整无疑给清王朝提供了一次绝佳的机会，然而清统治者为何没有抓住这次良机呢？
“同治中兴”之所以能在晚清史上昙花一现、转瞬即逝，未能从根本上挽救清王朝的统治，除了当时国内、国外阻碍势力对这一事业的阻挠之外，最关键的问题就是统治者自身存在的一些问题，通俗地讲就是体制，体制问题就是横亘在中兴事业道路上的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清统治者对中兴事业并无全盘统一规划与远大目标
中兴各项事业特别是洋务运动，于尚处于封建社会末期的中国乃是前无古人的开拓性事业，其最初兴起源于同治诸位军机大臣宝鋆、桂良、文祥、沈兆霖等于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期，追随恭亲王奕䜣留守京师办理危局之时，曾亲眼目睹了英法两国军队凭借其坚船利炮和屡屡取得战争胜利，而清军则因中西力量对比的明显差距而节节败退的惨象。
这一惨痛经历使他们预见到中国如不求变、不自强，必将为西方各列强所吞噬。为此，他们请旨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专门办理外交，并于此后开始主持练兵、制器、育才、海防等各项洋务事业。
由上可知，奕䜣等人主持洋务事业，其客观环境呈现出两种状态；其一，洋务为开拓性事业，奕䜣等封建王公大臣对此并无半点经验；其二，奕䜣等事于英法兵临城下的绝境中，相对主动、实亦被动地展开诸项洋务事业。
所以，他们对自己所主持的洋务事业始终是穷于应付，急则治标，虽有一些计划，但对此并无整体规划和远景目标。
奕䜣等所主持的各项洋务事业，均是他们对列强以及自强深化认识过程中一步步逐渐摸索、提出并完善的。
如咸丰十年十二月，奕䜣等首先认识到“自强之术，必先练兵”。由此从中央到各地开始进行较大规模练兵；至同治三年四月，在地方影响、带动之下，奕䜣等又意识到“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故又从中央开始重视制器；至同治五年十一月，奕䜣等因认识到：“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项，以及行船、行军，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故奏请于同文馆中添设天文、算学馆。
这一现象不仅体现于兴办各项洋务事业过程之中，具体到某一洋务本身，也同样存在该种情况。
同治十三年日本侵台，为此奕䜣等人又意识到海军建设的迫切性，不久才确定了中国近20年海防建设总方针，但是在建设初期，即已暴露出主持者缺乏御倭的决心，如奕䜣等于奏折中就曾指出：“若谓此足御泰西各国，不但得数铁甲船未敢相信，就使海防一律办齐，亦无从得有把握。仍当遇事筹维，慎于操纵，非独铁甲船未可尽持也。”此言和李鸿章“彼族万分无礼相加，不得已而一应也”，有着异曲同工之处，而由他们所主持的筹划的近代海军以及诸洋务事业其命运可想而知。
其二、受“中体西用”二元价值观束缚，只注重引进西方物质层面的武器装备，而拒绝引进西方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先进的思想观念
上面提到，奕䜣、文祥、桂良等人在留守京师主持和局时，他们对西方国家凭借其坚船利炮取得战争胜利的事实感触最为直接、深刻。因此在辛酉政变后，他们便在地方官员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的支持下，开始求强、求富为主要目标的洋务运动。
然而，遗憾的是奕䜣等人将求强、求富仅当作是一个现实目标而已，并不是他们领导洋务运动所要实现的最终目标，其最终目标就是挽救摇摇欲坠的清封建王朝统治，实现王朝的复兴。
由此，富强观念与依旧是传统结构的政治现实不谋而合，而几千年来被中国封建官僚奉若神明的纲常礼仪仍是奕䜣等军机大臣神圣和至高的思想准则，他们所能做到的，只能是在不触动这一根本理论准则的前提下为革新找寻某种可能。
因此，在奕䜣、文祥等军机大臣那里，崇尚富强的世俗价值观，并不是唯一的价值观，诸如“礼仪至上”的传统价值观仍根深蒂固地盘踞在他们的思想深处。
这两种价值观同时并存，使他们常常陷入二元价值观的矛盾之中。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奕䜣等人力图构建一种能同时包容二者的理论，而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中体西用”就是这样一种理论模式。
“中体西用”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泛指中国的文武制度，“西学”则泛指西方的坚船利炮、先进的科学技术。其意即为：以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来继续维护中国封建专制统治。
这一新式思想，试图将“西学”内容合法化，肯定其具有“中学”无法替代的实际功用，并将二者貌似“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这一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封建官僚头脑中的传统伦理价值观绝对的、唯一的权威地位。虽然这一思想中存有进步的成分，但也应看到其中的矛盾。
这一矛盾具体体现在奕䜣、文祥等在领导洋务运动的现实中，他们学习西方，求富、求强，即逐步采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自思想深处，他们又随时遵循儒家经典，唯恐离经叛道，即坚持封建专制制度。
“中体西用”这一二元价值观的矛盾不仅使奕䜣、文祥等在面对守旧派以传统的价值观念攻击时，陷入理论矛盾和困窘之中。而且这一矛盾更使他们在现实的改革中，只注重引进西方的武器装备，而拒绝引进西方的政治体制、法律制度和先进的思想观念，即没有进行政治改革。
近代化是一个包括经济、政治、思想的综合系统工程，三者既相互有影响，又相互制约，纵然前者是政治、思想的基础，但如果没有政治与思想方面的相应变革，经济的强大与进步也是不可能的。这正是“同治中兴”，未能挽救清王朝，而出现昙花一现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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