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晚报·五色土 | 作者 靳飞
2022年7月29日是京剧艺术家叶盛长先生诞辰100周年。老先生病殁于2001年6月6日，二十年来，他的形象在我的记忆里，从来都是清晰的。我想我应该讲一些关于他的故事。
壹
叶盛长（1922-2001）
1937年1月10日北京《立言报》发表京剧“童伶选举”结果，位列第一的是有“小梅兰芳”之称的李世芳，号称“童伶主席”；以下分为生旦净丑四部，生部冠军是中华戏校的武生王金璐，亚军是富连成科班的老生叶盛长——两位面如冠玉、丰姿挺拔的美少年。王金璐尚未毕业即已走红，有许多女学生迷他，由此发明了一个说法，叫做“捧角嫁”，意思就是追捧他，嫁给他。叶盛长当时名叫叶世长，父亲是富连成科班班主叶春善，京剧名角梅兰芳、周信芳、马连良、谭富英以降，莫不尊叶春善为师。红遍天下的马连良去看望叶春善，要把私人汽车停在胡同口外，自己步行进去，不敢在师傅宅前张扬。叶盛长是叶春善最小的儿子，行五，也最受宠爱。他的兄长中，三兄叶盛章与四兄叶盛兰都是当红的名角，叶盛长在“童伶选举”中胜出，舆论遂将其与两位兄长并称为“叶氏三杰”。可是，叶盛长也就在这时遇到人生的第一个难关，他在变声时期嗓败，声音喑哑，难以承担大段的唱工戏。此际叶春善已然病逝，母亲担心幼子的未来，分家的时候，特意把自己与幼子算作一股，要哥哥们少分些，让一让弟弟。叶家的世交谭家，把女儿谭秀英嫁给叶盛长为妻，京剧“四大须生”之一的谭富英成为叶盛长的大舅哥。“四大须生”中的另一位，马连良先生，更是格外关照小师弟，亲自为叶盛长传授了《打渔杀家》、《甘露寺》、《广泰庄》等多出剧目，并且不许盛长拜师，只许以师兄弟相称。京剧界德高望重的老前辈萧长华先生，亲为盛长把名字从“世”字改为“盛”字，亦即将其提高一辈。作为“伶界大王”的梅兰芳，邀请盛长同台演出，以示提携之意。刚好是在与梅先生同台的时候，叶盛长竟紧张到两次忘词，幸亏同台的萧长华、俞振飞、姜妙香等一起帮助掩盖过去。事后梅兰芳还拍着他的肩膀安慰他说，“不错不错，没事没事，你看你唱得多好哇，即便有的地方生了，可有他们几位给你兜着，观众一点也没看出来”。
叶盛长和谭秀英
为了叶盛长能够走红，梨园众多名角都在竭力相助。1944年夏，叶盛长的岳父谭小培亲自帮助女婿组织剧团，让女婿挂头牌老生衔；叶盛章、叶盛兰两位兄长也屈尊为弟弟助演。叶盛长的剧团仅仅是昙花一现，虽然足够热闹，但谭小培与叶盛长翁婿都明白，限于叶盛长的嗓音条件，头牌的道路是走不通了。叶家五少爷离开北京远赴上海，在剧场里作为班底演员，舞台上需要他演什么角色他就演什么角色，虽可养家糊口，地位却是一落千丈。
叶盛长家庭合影
贰
叶盛长于1948年返回北京，有过一番闯荡江湖经历的他，从一个众星捧月的美少年，已被社会锻造成血气方刚的硬汉子。他热情奔放，急公好义，嫉恶如仇，敢于出头。在梨园行内，他被推举为北京“国剧公会”的常务理事，生行组的组长，要他为大伙儿办事情。梨园行外，叶盛长对于国民党统治极是不满，积极参与中共地下党的活动，特别是在北京和平解放前夕，他受命奔走于京剧名角之间，动员大家留下来等待新中国的成立。在他晚年，我曾经亲见他与当时地下党负责人刘仁同志的夫人甘英闲谈，讲述他在“外五区”参加党的工作，接受党的任务，头头是道，桩桩分明，得到甘英同志的肯定。当解放军开入北京城后，叶盛长立即穿上时兴的干部服，戴上八角帽，胳膊上戴着写有“纠察”二字的红袖章，每天在宣武门附近巡逻。这一年，他还出席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聆听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袖的讲话，当他听到领袖们说唱戏也是“对革命有好处，对人民有好处”时，顿时热血沸腾，他为共产党尊重他的行业而决心要一生追随共产党。
叶盛长率先参加共产党组建的中国京剧院，动员兄长及好友们也投身国家剧团，他的四兄叶盛兰，成为中国京剧院“李袁叶杜”四大头牌之一，叶氏兄弟为中国京剧院的建设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叶盛长尽管多是配演，在台上亦不逊色，他在《三打祝家庄》里所饰演的钟离老人等角色在内外行中赢得盛誉，也可以视作他的艺术成熟的标志。回顾这一时期经历，晚年的叶盛长笑着说自己当时太无知，以为自己早就是党的人了，完全没有想到过还需要履行必要的手续，他为没能成为一名正式的共产党员而感到遗憾。
《三打祝家庄》叶盛长饰钟离老人 叶金援饰石秀
叶盛长的这一遗憾是历史性的，竟然再无机会弥补。1957年，京剧名票友张伯驹先生找到叶盛长，要他协助召开座谈会，向党提意见。叶盛长以为这是党交给的新的工作，一家一户地到京剧名演员家，邀请大家参加会议。其结果众所周知，张伯驹、叶盛长以及一连串参加座谈会的京剧艺术家叶盛兰、李万春等，都戴上“右派”帽子，叶盛长被遣送茶淀劳改农场接受改造，这是叶盛长人生遭遇的第二次磨难。
幸亏那时喜爱京剧的人众多，劳改农场里也不乏京剧的知音。在管理者的支持下，叶盛长居然在农场里组织了一个京剧团。后来他们的剧团出了名，还被邀请到附近巡演。
《甘露寺》叶盛长饰乔玄
1960年，在天津塘沽的一次演出中，叶盛长被一位老先生认了出来。老先生悄悄请他到自己家，和老伴一起为叶盛长包了一顿白面饺子。在那食物短缺的年代里，这顿饺子当是何等珍贵，叶盛长实在不忍心下咽。老先生对着这位落难的叶家五少爷劝说，“想你从小没受过磕碰，如今落到这步儿，我们心里真替你难受。大忙我们帮不上，这么多年不见了，总该让你吃上一顿顺口的饭吧。你甭过意不去，只当是回到自己的家了，痛痛快快地吃，别胡思乱想的。往后接受教训，干什么事三思而后行就是了，你正当年，不愁没有前途”。老先生所说的“前途”，给与叶盛长很大的鼓舞。然而，他在结束劳动教养回到中国京剧院后，被分配做勤杂工，修管道、烧锅炉、看澡堂子，直到1978年10月才重返舞台，再次拥有了人生的“前途”。
叁
1978年6月，叶盛长的四兄叶盛兰病逝，年仅六十四岁。叶盛兰作为京剧小生艺术家，创立了小生“叶派”，同时也在京剧发展史上重新树立了小生行当的艺术地位，居功至伟。这位伟大的艺术家临终之际，对守在身边的弟弟叶盛长嘱咐说，“老五，你侄子叶蓬学的是杨派老生，唱工上是有了一点意思，可身上还得下功夫练，我把这事托付给你，你要好好给他说说。”盛长哽咽着答道，“我一定按您的吩咐办”，叶盛兰听后惨然一笑，慢慢闭上双眼。
叶盛兰的逝世强烈刺激到叶盛长，叶盛长比任何时候都更珍惜舞台，他只想尽可能多地停留在舞台上，哪怕是让他演一个龙套，他都觉得是一种幸福，什么辈分名望年龄体力，全都可以置之不顾。1979年叶盛长随中国京剧院赴港演出，回到广州后加演数场。某日，他在场上忽觉不适，坚持演完后突发脑血栓——叶盛长人生的第三次灾难降临，他的左半身麻木，半身不遂，不得不满含热泪彻底永别舞台。夫人谭秀英心疼他遭此大难，全力照顾，希图他的身体能有所恢复；岂料一生含辛茹苦的谭氏夫人积劳成疾，于1985年5月19日辞世。谭氏夫人为叶盛长养育子女众多，其中女儿叶红珠与儿子叶金援学戏，均为当代京剧名家。谭氏夫人在与叶盛长诀别之际，执手相看泪眼，说，“看样子我得走了，撇下你，我真有点不放心。往后你要注意身体，多活几年，多教出几个好学生来。”
20世纪90年代北京汇通同人票社活动合影。
谭氏夫人的遗言点醒叶盛长，他意识到，自己虽然无法登台，但是还可以教戏——“教戏”将成为他生命的最后支柱。送别谭氏夫人不久，他就应当时天津市领导之邀，奔赴天津为青年团说戏；回到北京后又收下多名弟子，专业如耿其昌、安云武、李宝春、朱宝光、祝孝纯、王立军、张克等，业余如李天绶、陶荣生、叶庆柱等，都曾向他请益。安云武最近也写了文章纪念盛长先生，说：
从我的学习经历来看，叶盛长先生给我说的这些东西，艺术水平都是非常高级的。他所传授的，不仅仅是官中的科班的，因为他是“叶五爷”，是叶春善先生最小的儿子，他从小受到叶春善夫人的疼爱，甚至是溺爱。因为老太太最疼爱他，专门给他请了教师，不仅在科班学，也在家里学，等于是双重的教育。因此，他所学的东西，都是高级的玩意儿，都是私房的东西。比如说，他在患半身不遂期间，我曾向他请教了全部的《定军山》。（中略）盛长先生给我说的《定军山》又别有特色。比如说黄忠的大刀下场，反身“回花”，过来“劈马”，一般的“劈马”那就是“劈马”，而盛长先生说的，是在回身的过程中，右手“劈马”刀向下，左手撩髯、放髯口，再转向左上方，左右形成了对仗，上下形成了平衡，这一个舞蹈动作，在动的过程中，有这样一个短暂的静止造型，其美感难以用文字描述，但如果是在舞台上走起来，是多么的漂亮，是多么的与众不同。后来我看过很多位先生演的《定军山》，但都没有盛长先生所讲的这个动作，可见盛长先生艺术的优长和独特之处。
《定军山》叶盛长饰黄忠
安云武的文章，清楚地点出，叶盛长叶五爷尽管自己没能走红，却是身负京剧“绝学”，其对于京剧的所知，真可谓是广、深、精、细，“都是高级玩意儿”。而以我对于老先生的了解，他通常在演出中总是以配角出现，但是，满台角色的演法，生旦净末丑，几乎没有他不会的；他在给学生说戏时，说的都是“站当间儿”的主角的表演，一招一式，一字一腔，毫不含糊，不厌其烦。他边为学生说戏，边在旁为学生“搭戏”，随口念出不同行当的配角的台词，情绪到处，还要加上身段，可见他的“肚囊”是多么“宽敞”。他曾说他会戏二百余出，就都是这样的一个“会”法。我至今都无法理解，他究竟是怎样做到能“会”这么多出戏的。单从京剧艺术角度而言之，他与他的前辈艺术家们，简直就是一个又一个的神话。
肆
我与叶盛长先生相识于1987年1月。第一次见到他时，我还没见过这么漂亮的老先生：一身整洁笔挺的藏蓝色毛料中山装，三接头皮鞋，拄着一根细长的拐杖；清瘦、顶上无发，胡子刮得干干净净，戴一副金丝边眼镜，文雅安静。大约是为了掩饰半身不遂，他发明了一套特殊的“走法”，就是放慢动作，借助拐杖的支撑，一步一步坚实地迈出，类近于舞台上的台步，令人几乎不能察觉到他的行动不便。后来我才知道，但凡出现在公众面前，他必须要保持着这样的仪表，一丝不苟，这是他对观众的尊重。事实上，他已经穷了，经济上窘迫，仅有不多的退休金，因而他没有太多的“行头”，这套中山装，他穿了许多年。较之经济的困难，更令他忧心如焚的，是京剧的困难。京剧一如他一样，历经坎坷，以半残之身步入晚年，演员凋零，观众星散，剧场冷落，一蹶不振。叶盛长为了挽回京剧的颓势，奋力站到“振兴京剧”的最前沿。
作者与叶盛长第一次见面纪念。
他晚年的工作，可以分成这样的三个部分。第一是为京剧大声疾呼。他是北京市政协委员，只要政协开会，他必定到会，必定发言，一发言就停不下来，发言的唯一主题就是吁请政府对京剧加以抢救，保护这一属于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艺术。有次政协全会，他因过于激动乃至当场昏厥，还是舒乙等年轻委员把他抬上担架，推上救护车。哪知他在救护车上苏醒，坚决不肯就医，硬要回到会场把话说完。众人拗不过他，只好用担架把他推回到会场，他在担架上声嘶力竭地喊出了他的名言“谁爱京剧，我就爱谁”，直喊得自己老泪纵横。政协之外，他与时任北京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李筠、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兼秘书长李天绶等同志组织北京市京剧昆曲振兴协会，通过多方渠道为京剧呐喊。
盛长先生的第二项工作是传承京剧艺术。他不管是专业还是业余，拉来学生就为其说戏，倾囊相授，毫无保留，分文不取。他说：“老师教学生演戏，如果学生演到和自己一样的水平，那就说明老师没有教到家；如果学生演得不如自己，那是做老师的犯罪；如果学生演得比自己还好，那是做老师的最大幸福。我从事京剧艺术五十余年，如今年老有病，不便登台，但是，我能坐在台下看到亲手教的学生比自己演得还要好，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和欣慰。我的精力没有白费。”
我在与他相识的时候，对于京剧的认知，只限于人人都知道的那些常识。他却看到我的年轻，很快就开始给我说戏，第一出戏是《二进宫》，一板一眼，旦角、生角、净角，三大行当齐头并进，记得他教我净角的“怀抱铜锤”，那个铜锤在不同场次有不同的抱法，如何能融入到戏剧之中，这对于我来说，实在是太难了。他无数次为我示范，我总也学不会，他也不恼，非要教会我不可。有时我们一同外出，走在街上，他说着说着就示范起来，我也要跟着他做，惹得路旁行人侧目，以为我们这一老一少精神不正常。我后来开玩笑说，我学习京剧，坐科是在“马路富连成”——那也是富连成科班最后的一科了吧。说到后来，叶盛长先生终于醒悟了，说我真不是唱戏的材料，他嘿嘿地笑着说“咱俩都上不了台”，这才彻底放弃了为我说戏。时至今日，我可以做一些关于京剧的研究工作，我的基础却是他为我打下的，尤其是他以他丰富的舞台经验为我开蒙，从而使我的研究不是书上来书上去，而是能够与舞台实践紧密结合，这就不能不感念老先生的盛德。说句更为实在的话，我之所以能以京剧作为自己安身立命的一项专业，尽皆是拜老先生之所赐。
盛长先生的第三项工作，是四处奔走，传播京剧。那时的北京，旧时的“票房”有所恢复，出现了一批京剧的业余活动场所，如北新桥草园京剧剧场、朝阳文化馆、西城文化馆、前门老舍茶馆、三里屯穆斯林餐厅、什刹海汇通同人票社，等等。昔人曾云，“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永）词”，叶盛长先生则是凡有胡琴处必有他的身影，他要我陪同他一处一处地走访票房——有时就是街头公园，他为联络京剧观众，培养京剧爱好者，不计时间，不辞劳苦。通常的情况是，我先到和平里他家，他多是已经穿好中山装皮鞋坐在沙发上等我。我们一起出门，乘坐公共汽车，有时还要换乘两次，到达目的地后，我替他通名报姓，叶五爷来也，他便去为人说戏，我就可以闪到一旁找人抽烟聊天；到了大家都要散去时，我再搀扶他乘公共汽车回家。也正是因为有频繁的这样的活动，我往往被众人误认为是他的孙辈，连溥杰先生、李洪春先生、程玉菁先生等老前辈都是如此看待我。有一部根据陈建功小说改编的电影《找乐》（宁瀛导演），就是我们彼时生活的真实记录。我没有向陈建功确认过，但我固执地以为，剧中那位认真辅导业余票友唱戏的京剧老艺术家“杨先生”，其原型就是叶盛长先生，因为很多情节都是我亲历的。这部电影，每当我怀念起盛长先生，还有电影的两位主演黄宗洛、韩善续先生，我都要看一看，至今已经放坏了两张碟片。
关于叶盛长先生，我的怀念，是说也说不完的，不能再如此说下去了。今逢先生百年诞辰，我作有小诗纪念老人，诗云：我是新花正旺开，新花俱是旧人栽。绝怜无有斑衣处，千载风流隔世哀。
诗有未能尽意处，盛长先生哲嗣、著名的京剧文武老生艺术家叶金援先生来与我商量，说他也已年过七旬，我也是五十朝上年纪，总要在这一特殊的年份里说一些关于老先生的话。我就想了这样的几句话：
伟大的中国京剧艺术，是红如谭鑫培梅兰芳、不红如叶盛长等代代艺术家付出毕生心血创造的，是生命的连接，是中国人的生命之歌。
叶盛长先生没有站立在舞台中央，但是他的事例足以证明，我们的京剧舞台，要求舞台上所有角色都要无比优秀，都要闪闪发光，光芒四射。
叶盛长先生命运多舛，自强不息，将自己的生命最大程度与京剧的生命相融合，悲欢同在，荣辱与共，一生相托，不离不弃。更扩大范围说，此即陈寅恪先生《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里所谓，“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正是因为切身感受到这种苦痛，在我们的文化史上，有着无数如叶盛长先生一般，但存一息，亦必将其付诸我们的文化，鼓舞后来，这是我们民族的根本性的文化精神。有此种文化精神存在，中国文化终将生生不息，长远光大。
即以此为哀祭，安盛长先生于幽冥。（作者：靳飞 责编：孙小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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