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革命遭遇困难时，革命派内部一些人情绪低沉，甚至互相指责，陶成章等人进而另立门户，离开了同盟会但孙中山并没有退缩，他指出：“际此胡氛黑暗，党有内哄，诚为至艰危困苦之时代，即为吾人当努力进取之时代也倘有少数人毅力不屈，奋勇向前，支撑得过此厄运，则以后必有反动之佳境来也”，下面我们就来聊聊关于建国初期的三大战役?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建国初期的三大战役
在革命遭遇困难时，革命派内部一些人情绪低沉，甚至互相指责，陶成章等人进而另立门户，离开了同盟会。但孙中山并没有退缩，他指出：“际此胡氛黑暗，党有内哄，诚为至艰危困苦之时代，即为吾人当努力进取之时代也。倘有少数人毅力不屈，奋勇向前，支撑得过此厄运，则以后必有反动之佳境来也。”
河口起义失败后，最初孙中山仍留居新加坡，并往来南洋、暹罗各埠筹募经费，准备再举。但并没有取得多少进展，使他产生“坐困此地”的感叹。另外，华南起义的接连失败，使同盟会遭受很大损失，一时无力再发动这类武装斗争。
孙中山在1909年3月2日给宫崎寅藏的信中说：“自河口以后，已决不再为轻举，欲暂养回元气，方图再发。”同年5月19日，孙中山从新加坡启程赴欧美。此行的主要目的，是想解决筹款问题，他认为：“刻下人心、机局皆有可图，而吾人不能乘时而起者，只以财政难题无从解决，故每每坐失时机，殊堪痛惜！此方暂时既无法可设，弟不能不思图远举，欲往运动于欧美之大资本家。”
这一次，他先后到了法、比、英、美等国，而以在美国的时间为长，历时共一年多。临行前，他把国内革命运动的进行委托给黄兴、胡汉民负责。
在这前后，国内政局发生了剧烈变动。
1908年11月中旬光绪帝和西太后在两天内相继死去后，清朝政府控制局势的能力大为削弱，“自虏丧帝后之后，各省人心为之一变，无不跃跃欲动，几有不可终日之势。”?国内一些地区的革命力量，经过几年的努力，逐渐从前一时期遭受的打击中恢复过来，西太后死后内地人心浮动，更给了他们新的机会。
西太后死后4天，安庆就爆发了熊成基领导的新军起义。这次起义虽然也很快失败了，但在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领导的武装斗争发展进程中，占有重要地位。它标志着一个新的斗争阶段的到来，那就是新军革命的开始。
人们从这次起义中看到原来被清朝政府用来镇压革命的力量，经过革命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以后，可以转化为反对清朝政府的革命力量。从此，新军中的秘密革命活动更为活跃。一年多后，又发生了倪映典领导的广州新军起义。
倪映典原名炳章，安徽合肥人，曾任江南新军第九镇炮兵队官。萨、浏、醴起义时，倪随第九镇开赴醴陵，曾密谋响应，被人告发，只得离军南行，转抵广州，改名映典，“因伯先（按指赵声）得为新军排长。既长于煽动，又精力殊绝。其运动新军，乃进步至速。”
那时，在广州新军中从事革命活动有一些很有利的条件，“新军募兵通通由征兵而来，文化程度相当高，爱国思想很浓厚，如果先进行宣传教育，鼓动他们的热情，运动进行自易。”倪映典从讲故事入手，进行革命的宣传教育。这是较易为新军士兵所接受而又不易被清方发觉的方式。他同另外几个加入同盟会的新军排长商量，选编了洪秀全、岳飞、韩世忠和清兵入关、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故事，他除了自己讲以外，还由听讲的人辗转传讲，这样，革命党人在新军中的影响越来越大。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同盟会在广州军队特别是新军中的力量发展得很快。当时在广州新军第1标参加同盟会的莫雄回忆说：“他们运动新军及巡防营士兵参加同盟会革命的口号很单纯而有力，口号是‘推倒满清，建立民国’。赞成这个口号的人就可以加盟。”“我当时是在第一标第一营第三排第九班当正目（班长），经我介绍盟入的人约一二百人，可见新军中倾向革命的人是不少的。”到1909年冬，广州新军“士兵加盟入同盟会者三千余人”。
由于革命力量的迅速发展，11月间，同盟会在香港成立了南方支部，作为南方各省党务军务的领导机关，“众推胡汉民为支部长，汪兆铭书记，林直勉会计。”孙中山并且指定，广东军事计划具体由赵声主持。不久，倪映典从广州到香港汇报工作成果，南方支部乃电邀黄兴等人来港共图大举。1910年1月23日黄兴自日本启程，29日抵达香港，主持起事大计。于是，广州起义的准备工作就更加迅速地展开了。
南方支部对这次起义抱有很大的希望，也作了比较周密的准备，但是革命党人在广州新军中从事秘密活动的时间较短，他们虽然通过讲故事等方式，鼓动起了一批新军士兵的革命热情，但还没有集结起有着一定革命自觉性的骨干分子，建立起严密的革命组织，起义发动前也缺乏有力的领导机构和具体的行动布置；而除新军外，清方在广州还有水师提督李准所统率的比较有战斗力的反动军队，敌我力量的对比状况也不利得多。
特别是，当倪映典离开广州去香港汇报工作时，群龙无首，却意外地发生了新军和警察的大规模冲突，使清方已处在严密戒备中，暗中已将新军2标各营的枪机收缴。这样，当倪映典在2月11日深夜坐船赶回广州时，面对的局势已很难控制：新军士兵的革命情绪十分高涨，起义已如箭在弦上，欲罢不能；但队伍内部却相当涣散，缺乏明确的计划和组织；2标枪械被缴后已难以行动；1标及炮、工、辎各营的子弹又很少，“只留每营常备子弹一千，计七营共不过七千粒。以二千余众，而仅得此七千粒之子弹”，近于赤手空拳；清方由李准率领的巡防新军等却早已全副武装，严密戒备。
倪映典看到这种情况，长叹道：“半生心血，败于一朝。我新军诸同志真无礁类矣！李贼真阴险乎。吾安可坐视我亲爱之新军独死？”12日晨，他又义无返顾地突入炮队一营，振臂高呼：“事急矣！我亲爱诸同志其速起！战亦死，不战亦死，誓与李贼同死！”这时，炮1营管带齐汝汉正在集队演说，要士兵们立刻缴械。倪映典拔枪击毙齐汝汉，与排长罗炽扬等率领炮一营首先起义。“官兵都以子弹缺乏为言，倪答以子弹已在大东门外。”接着，1标和炮2营、工程营、辐重营等相继响应，共集众3000人，公推倪映典为总司令。倪当天宣誓：“愿为革命战死！“众人共呼：“愿为革命战死！“随即分三路向省城推进。
起义军推进到牛王庙时，清方巡防新军统领吴宗禹已率所部3营在此扼守，居高临下，架设机枪，并有铁丝网掩护。新军子弹缺乏，难以力取。这时，巡防新军帮带童常标、管带李景濂等到阵地前，脱帽摇手，传呼请见。童常标还把枪交给哨弁，徒手迎来。倪映典和童是安徽同乡，而李景濂又是同盟会员，上一夜还同他秘密联系过。倪映典以为他们会临阵反正，坦然不疑。童等表面上同倪敷循，并诱他一人入清营商谈。当倪映典出清营回阵地时，清军突然开枪，将倪击伤堕马，随即被害。
倪映典一死，起义军失去了领袖，而且事情发生得那样突然，造成了很大的混乱。余下的部队仍分三路进攻，但因所带子弹太少，又无接济，不久，“子弹罄竭，无法抵御”，伤亡枕藉，终至溃散。阵亡的有100多人。
同盟会员黄洪昆等被俘遇害。
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它的影响却是巨大的。继安庆新军起义之后，又有了广州新军起义，这就进一步增强了人们的这种信念：本来为清朝政府效劳的新军，通过革命党人的工作，可以把它转化成为革命的力量。
姚雨平说：“在新军起义前，一般人认为，在新学昌明的时代，船坚炮利，非有充足的武力，不足以谈革命；革命党人只凭赤手空拳，充其量只凭民军、会党、绿林的一点力量，是无能为力的。新军起义后，观感为之一新，大大增加了革命的信心，加速了革命形势的发展；特别是在华侨方面影响更大，大部分华侨都愿输财资助革命，基本上解决了革命党人进行革命活动所需经费的问题。
胡汉民指出：“这次起义“结果虽不幸而失败，但新军的确足为革命用，则已经证明”.莫昌藩、钟德贻、罗宗堂也认为：“新军起义庚戌虽然失败，而影响人心大变。昔之恐惧和怀疑革命的人们转而增加勇气，信仰革命。”同时，革命党人在广州新军中播下的种子，并没有在这次起义中全部丧失，特别是新军2标中的革命力量仍然保存下来。这又成为同盟会在第二年准备发动新的革命起义时的重要起点。
起义的连续失败，战友的不断牺牲，使相当一部分同盟会员情绪低落，对坚持开展武装斗争的革命前途信心不足，甚至悲观失望。
“举目前途，众有忧色，询及将来计划，莫不唏嘘太息，相视无言，”谭人风回忆说：“时在东同志概灰心，党事已无人过问。宋钝初亦报避人避世，遁迹烟霞。”赵声忧郁成疾，汪精卫等人孤注一掷，径直赴京，试图刺杀摄政王载沣，结果事泄被囚。
孙中山这时并不灰心，他在1910年2月22日的一封信中就指出：尽管广州新军起义失败，“所幸二、三标尚能保全无恙，仍可留作后图。弟今拟久留美国，到各埠联络同志成大团体，以筹巨款。现下大埠加盟者甚盛，人心大有可为，良堪告慰。”
3月中下旬，他又从檀香山发电和致函在香港的黄兴，提出在广东再次发动起义的计划，得到黄兴的赞同。这是因为，尽管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第1标和炮、工、辎等营都被解散，但赵声担任过标统的新军第2标以及第3标的1营并没有牵及，力量依然保持着，巡防队中也有一些革命党人。因此，在他们看来，革命党人在广州新军中仍有着较好的基础，在广州发难所能依靠的力量要比其它地区更为雄厚。
孙中山的决心，鼓舞了革命党人的士气，“各同志读之，有此极大希望，靡不欢跃之至。”同年10月，孙中山又进一步分析了客观形势中有利因素的增长，正确地指出国内各种社会矛盾正在迅速激化，革命时机日趋成熟。他说：“乃者时机日逼，外而高丽既灭，满洲亦分，中国命运悬于一线：内而有钉门牌、收梁税，民心大变，时有反抗。吾等新军之运动，已普及于云南、广西、三江、两湖，时机已算成熟。”强调：“机局大有可为，吾党不可不乘时图大举。”孙中山对形势的判断是敏锐的。
11月13日，孙中山到达槟榔屿，约集黄兴、赵声、胡汉民等举行会议，商量再次起义的计划。在会上，孙中山热情地鼓励大家：“一败何足馁？吾曩之失败，几为举世所弃，比之今日，其困难实百倍。今日吾辈虽穷，而革命之风潮已盛，华侨之思想已开，从今而后，只虑吾人之无计划、无勇气耳！””孙中山的信念，更增强了大家的决心。会上决定：起义仍以新军为主干，另择革命党人500名作为先锋。计划在占领广州后，由黄兴率一军出湖南以趋湖北，赵声率一军出江西以趋南京，长江流域各省乘此举兵响应，会师北伐。
会后，黄兴于1911年1月18日抵达香港，受孙中山的委托主持这次起义的筹备工作。
月底，成立了作为起义领导机构的统筹部，以黄兴为部长，赵声为副部长。下分八课：①调度课，负责运动新旧军队，由姚雨平任课长：②交通课，负责联络江、浙、皖、鄂、湘、桂、闽、滇各路，赵声兼课长；③储备课，负责购运军械，胡毅生为课长：④编制课，负责草定规划，陈炯明为课长：⑤秘书课，负责文件，胡汉民为课长：⑥出纳课，负责出纳财政，李海云为课长：⑦调查课，负责侦察敌情，罗织扬为课长：⑧总务课，负责其他杂务，洪承点为课长。到4月8日，起义的各项准备接近就绪。发难日期原定在4月13日。但后来发生了两个情况：一个是美洲和荷属的大宗款项尚未到齐，从日本、越南购运的军械也大部未到；另一个是8日突然发生了同盟会员温生才自发地刺杀广州将军孚琦的事件，使清方严密设防。因此又将发动起义的计划推迟到26日。
4月23日，黄兴进入广州，在越华街小东营五号设立起义总指挥部。行前，他致书梅培臣等：“事冗，无暇通候，罪过罪过！本日抛赴阵地，誓身先士卒，努力杀贼，书此以当绝笔。“但这时，起义的打算已被泄露，清方已经作了严密的戒备，下令收缴了新军的枪机，并调集援兵，这就打乱了起义的原定计划，如果冒昧发动，势必招致惨败。在这种情况下，黄兴被迫在4月26日晨决定改期再举，“令各部即速解散，以免搜捕之祸。”当天，城中数十秘密机关陆续收束，已经到达广州的先锋也开始分批撒回香港。
但是，黄兴的内心是异常矛盾、异常痛苦的。为了准备这次起又，动员了这么多人，牵涉面这样广，大量军械弹药都已运入城内。所谓改期，其实何异取消？
原先一切努力，至此全部付诸东流。特别是，在黄兴看来，以往起义的多次失败，已使革命党人在海外募款的信用日益不佳。这次起义前后用款达十数万元。如果一事无成就自行解散，以后还有何面目去见那些解囊相助革命的海外华侨？
因此，他决心拼个人的一死，来酬答一切。当改期的决定一作。他就对人说：“我既入五羊城，不能再出去。”“余人可迈步出五羊城，性我克强一人必死于此矣。”当时，抱有这种思想的不单是黄兴一人。林时爽虽知事机泄漏，难望有成，但听到黄兴的决心，也表示：“大举不成，尽可做一场大暗杀，克强既决志，吾人拢在一起同拼命耳！”喻培伦也表示：“非干不可，彼一人亦干。”
参加先锋的人中，不少人远历重洋，潜赴内地，本来就抱着必死的决心，不作生还的打算，这时也极力赞成，加上又传来消息：清方调来广州的巡防营中，也潜有党人，准备响应。于是当天晚间，黄兴决定率领尚留在广州的一部分先锋拼死一战，仍按原计划进攻两广总督衙门，并分兵一部分准备攻占大北门，接应驻扎在城外的新军入城。这时，“诸同志热度可沸，认定此处为大暗杀，非度可沸，复为军事布置，人数多寡不必计算，临时能拾回多少便算一回事耳."
这就是最后又决定仍然起义的实际情况。
27日（阴历3月29日）举义的日期确定，黄兴一面电港促党人进省，一面因留在广州的人数已大减，只得将原定十路进攻的计划改为四路：黄兴攻两广总督署；姚雨平攻小北门，占飞来庙，迎新军与防营入城：陈炯明攻巡警教练所：胡毅生以20余人守大南门。但香港总部得电，已来不及在举义前率众赶到，姚雨平、陈炯明、胡教生三路又都没有动。结果，只剩下了黄兴一路孤军奋战。
黄兴负责进攻督署，所部主要是四川、福建、广东花县和华侨党人，是日发难时，队员以白布缠臂为标志，足着黑面树胶鞋，以吹螺角为号。下午4时多，黄兴集众动员，随即发给每人大饼一个、毛巾一方和枪械炸弹，装束起来。朱执信本来有其它任务，正好来到，就剪去长衫下半截参加。谭人风从香港到广州，见到黄兴装束已定，正在分发子弹，他立刻告诉黄兴：香港党人来不及赶到，要求他缓期发动。黄兴急得顿足说：“老先生毋乱军心。我不击人，人将击我矣！”
谭人风记述当时的情形：“余乃整装向克强索枪。克强忽平心静气曰：‘先生年老，后事尚须人办。此是决死队，愿毋往。’余曰：“君等敢死，余独怕死耶？’克强知余志不易夺，乃以两枪与之。误触机子，发一响。克强将枪夺去，连声曰：‘先生不行，先生不行！’即派人送余返竞存（按指陈炯明）家。余时惭愧已极，盖恐事由我数也。“
下午5时30分，黄兴率队从小东门指挥部出发，直扑两广总督衙门，林时爽等手执螺角司号，一时呜呜声动，风起云涌，奋勇向前。
这几乎是一场处于绝望下的战斗。而遭遇的情况却比预计的还要糖糕，当黄兴率先锋100多人冲入两广总督衙门时，见到的只是一座早已撤退一空的房屋。“死多人以攻入督署，空洞无一人。观其情形，有如二、三日前去者。报纸所云藩司、学司适在开审查会者，皆是捏词。如两司在，必有轿及仪杖各物。今一切皆无，此中非又有一最密切之侦探报告，不能有如是之灵活。”
撤出衙署时，林时爽看见开来的巡防营，以为是预先约定前来响应的、上前招呼，反被击毙。后又开来一支巡防营，“见其并无相应之号，且举枪相向”，方声洞急发手枪，打死的却是据说事前有联系的军官温带雄，而负责联系巡防营的姚雨平等人这时又找不到，局面十分混乱。
黄兴原来把最大的希望寄予城外的新军身上。在冲出两广督署后，他从人数很少的队伍中还抽出徐维扬率领花县党人40人去进攻小北门，想接引城外的新军入城。万万没有想到，新军中的革命党人根本就没有接到何时起义的通知，根本没有作响应起义的行动准备。
据新军中的党人回忆“至发难围攻督署时，吾等军中同志犹未知之。及知之，而北门城墙上八旗兵已满布枪炮口，且瞄准向吾军营房矣。吾军中平时不发弹药，此时望穿秋水，又不见接济到来，以是各同志只得袖手旁观，相对疾首而已，“
不少人听到起义已发动的消息时，只能“相率登高探望火势，略大为之色喜，略减为之不悦，如此数次，火竟低灭，各皆丧气，而回至平地。”“双方失了联络，先锋同志在城内望燕塘，新军同志在燕塘望城内！”这是多么可悲的情景。其它原先联络的民军等也因宣布改期后已经遣散，没有来得及再集合起来。
结果，就成了100多人在城里左冲右突，孤军奋战。许多人表现得十分勇敢，“朱执信兄攻督署时，奋勇争先，迥非平日文弱之态.在二门，为后列误伤肩际，仍借克（按指黄兴）攻出大南门，遇敌相失，幸遇其门生家入，易服走出。”
黄兴冲出督署时，右手两个手指被敌人击断，仍领着队伍奋勇杀敌，且战且走，后在激战中同大队相失，回顾已不见一人，才避人一家小店，换了衣服，避至广州河南女同志徐宗汉所在的秘密机关。“其他队尚有五六十人成一队，熊克武、但懋辛、喻培伦、林尹民、林觉民等均在焉。比拟攻督练公所，未觅得其处，转攻观音山，三次扑上，终以人数太少而退。由是三五分离，激夜巷战，或饮弹，或被擒，存者遂寥寥无几。”香港总部接到黄兴仍决定起义的来电后，立刻由赵声、胡汉民率领在港党人200余人乘夜轮赶去。28日晨到达广州，分头上岸后才知道起义已在上一夜失败，广州的城门也已紧闭，无法进入城内，只得分别折回。赵声迷路，找到河南的秘密机关，得与黄兴相见。
这次起义失败时被捕的党人，已知的有31人。其中有林觉民、喻培伦、宋玉琳、陈可钧、李文甫等。他们面对敌人的屠刀，大义凛然，不屈就义。
林觉民，字意洞，福建闽县人。1900年进入高等学堂，后曾在家乡与人开设小学和阅报所。1906年自费赴日留学，次年入庆应大学，专攻文科，并学习英，德两国语言。1911年接到黄兴、赵声等准备在广州起义的信后，即离日赴港。4月23日晚，与林时爽、陈可钓等进入广州。25日，他对身边的同志推心置腹地说：
“此举若败，死者必多，定能感动同胞。今日同胞非不知革命为救国唯一之手段，不可一日缓，特畏首畏尾，未能断绝家庭情爱耳。令试以余论，家非有龙钟老父庶母幼弟少妇稚儿者耶？顾肯从容就死，心之推割，肠之寸断，木石有知，亦当为我坠泪，况人耶？推之诸君，家族情况莫不类此，甚且身死而父母兄弟妻子不免冻馁者亦有之。故谓吾辈死而同胞尚不醒者，吾决不信也。嗟呼，使吾同胞一旦尽奋而起，克复神州，重兴祖国，则吾辈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也。宁有憾哉？”
就义前，他给妻子陈意映写了一封足垂千古的绝笔书：
“意映卿卿如晤：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吾作此书，泪珠和笔墨齐下，不能竟书面欲搁笔，又恐汝不察吾衷，谓吾忍舍汝面死，谓吾不知汝之不欲吾死也，故逐忍悲为汝言之。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于就死也。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够？”“吾诚愿与汝相守以死，第以今日事势观之，天灾可以死，盗贼可以死，瓜分之日可以死，奸官污吏虐民可以死。吾辈处今日之中国，国中无地无时不可以死，”“今日吾与汝幸双健，天下人人不当死面死与不愿离而离者不可数计，钟情如我辈者能忍之乎？此吾所以敢率性就死不顾汝也。”“汝幸而遇我，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国，吾幸而得汝，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国，卒不忍独善其身，嗟夫，巾短情长，所未尽者尚有万千，汝可以模拟得之。”
这些用血泪写成的文字所表达的炽热的爱国激情，高尚情操和为革命献身的决心，直到今天仍能强烈地扣动我们的心弦，给人以深刻的教育和启迪。
面对凶残的敌人，林觉民的表现英勇坚定。李准等人审讯他时，他慷慨陈词，“在堂上演说，至时局悲观处捶胸顿足，劝清吏洗心革面，献身为国，革除暴政，建立共和，能使将来国家安强，汉族现结，则吾死瞑目矣。”最后从容就义，年仅25岁。
这是何等的英勇气概！当时像这样的又何止林觉民一人。林时爽、方声洞、喻培伦、陈可钧等人殉难的情节虽各有不同，但他们所表现的崇高的爱国思想和革命精神是相同的，在这次起义中，先后牺牲了80多人。其中的72人被收葬于广州黄花岗，这就是著名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自然，当时的革命者不是没有弱点的：他们还没有实行同工农的结合，因而力量是脆弱的：在起义的准备和组织中，也有很多不严密和不周全的地方。但是，当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处在千钧一发时，尽管革命的力量一时还很小，他们却毅然决然、义无反顾地投人了起义的准备。当起义即将发动、局势突然发生事先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急遽恶化时，尽管起义的胜利已难以实现，他们仍以大无畏的视死如归的勇气投入了战斗，决心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来鼓舞大众继续奋斗。
这样的革命者，是永远值得怀念的。
这次起义虽然失数了，但烈士的鲜血不是白流的。他们的崇高思想和英雄事迹迅速传开，他们中不少人是留日学生，为了拯救祖国，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从容赴难，打动和激励了无数人，清朝政府成为人们越来越憎恨的对象，这就大大推进了本已日趋成熟的全国性的革命风潮。
“一时风声所播，全国震动，虽夙不赞成革命者，得知林时爽、方声洞、喻培伦等七十二人死义之勇，与海防诸同志据米店为守，以数人抗巡防营千余人，相持至二日夜之久，卒能脱险而出之事，无不奔走相告，眉飞色舞。”就在这次起义的下一个月，武汉的两个重要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就着手实行联合，积极准备武装起义。
同月，四川保路运动开始。不到半年，武昌起义就爆发了。这自然是整个客观形势发展的结果，也是革命党人全部工作的结果，但广州“三·二九”起义确实也作出了不朽的贡献，它在全国性革命风暴来临的前夜，有如一声春雷震苏了大地，预告着新的更大规模的斗争很快就要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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