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冯亚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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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佛教腐败事件屡有发生，僧侣集团凭借寺庙的势力，勾结权贵鱼肉百姓，史书中屡见不鲜，最令当时人不耻的是，发生在僧侣中普遍的淫乱行为，中晚明时期的佛教在很大程度上便是如此。
中晚明曹洞宗圆澄禅师在《概古录》中，描述了当时“去古日远，丛林之规扫地尽矣”的佛教僧团颓败景象，在论及原因时，圆澄做了进一步的阐述：
或为打劫事露而为僧者；或牢狱脱逃而为僧者；或悖逆父母而为僧者；或妻子斗气而为僧者；或负债无还而为僧者；或衣食所窘而为僧者；或妻为僧而夫戴发者，或夫为僧而妻戴发者，谓之双修；或夫妻皆削发，而共住庵庙，称为住持者；或男女路遇而同住者。以至奸盗诈伪，技艺百工皆有僧在焉。……如此之辈，既不经于学问，则礼义廉耻，皆不之顾，惟于人前装假善知识，说大妄语，或言我已成佛，或言我知过去未来，反指学问之师，谓是口头三昧，杜撰谓是真实修行，哄诱男女，致生他事。
上面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当时僧侣的来源混乱不堪，来做僧侣的有作奸犯科的人，有逃避罪责的人，以至于欠债不还、打架负气的人都有，这些人在修行上当然是毫无章法了，有时男女路遇而同住，实行淫乱之举。
另一位晚明佛教大师蕅益智旭在《灵峰宗论》中说：“二十七岁，遍阅律藏，方知举世积讹，”律藏是佛教辑录清规戒律和仪式的丛书，可见当时佛教僧侣普遍难以遵守佛教戒律的要求，以至于智旭大呼“举世积讹”。
为什么中晚明时期佛教会这么腐败，僧侣又是这般道德败坏，不遵守清规戒律，奸盗诈伪无恶不作呢？
这和明代的鬻牒度僧制度有很大关系。
度僧就是度人为僧的意思，按照佛教的说法，出家为僧可以使人出离世俗和生死，故而称之为“度”。在佛教刚传入中国时，度僧权在于僧团，一个人想要出家，需要向僧团申请，先在寺庙中做童行，经过一段时间观察合格后，由执事僧为之剃度，才算正式出家。魏晋以后，战乱频发，百姓为躲避沉重的徭役，多庇护于寺庙之下，出家为僧，严重影响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和服役人数，到唐代时，度僧权收归国有，国家通过佛经典籍的考试，授予符合资格的童行度牒，没有国家颁发度牒的人属于私度，历代政府都严厉打击私度行为。但是到了明代中后期，国家开始标价鬻售度牒，这便是鬻牒度僧。
鬻牒度僧在中晚明造成的一个后果就是僧人数量大增，因为不经过佛教典籍考试，只需要交点钱就能领到度牒，在数量增加的同时，僧侣的质量大打折扣。明弘治年间，度僧总计一共一万一千三百六十人，到了正德时期，这一数字上升到了十一万人以上。
明代中晚期鬻牒度僧，对当时的社会稳定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弘治年间工科给事中柴昇面对这种情况说：“今之僧、道，几与军民相半。此类非天地别生一种人，不过出于军民匠籍之家。即今天下军多却伍，匠多却役，里甲日耗，田土日荒，皆由此辈避重投闲。”
明知产生了诸多弊政，明政府为何还要推行鬻牒度僧政策呢？
这与中晚明的社会危机有很大关系，明朝中期之后，土地兼并盛行，地主阶层逃避赋税的情况也不断增多，造成了政府的财政危机，国家收入急剧减少。洪武年间税田总额为八百五十万余顷，到弘治年间减少到四百二十二万余顷，几乎减少了一半。与此同时，宗室的开支在不断增加，官员俸禄和军费开支也是连年上升，面对这种情况，政府在不断加派田赋的同时，也极力寻找其它额外收入，通过鬻牒度僧补偿因度僧而带来的徭役流失，自然而然进入了明朝廷的考虑范围，景泰和天顺年间，明廷开始尝试推行鬻牒度僧。
各色人等通过购买度牒进入佛门，一时之间，僧团中鱼龙混杂，三教九流无所不包，这才引起圆澄等佛教有志之士的批判。许多僧人混迹俗世，《明英宗实录》记载他们道：饮食酒肉，宿歇娼妓，无所不为。《明孝宗实录》记载弘治年间的盗贼，竟然大部分都是僧人，“盗贼频发，中间所获多是僧徒，是皆先年滥度所致。”
鬻牒度僧不仅破坏了当时社会的稳定，甚至连寺庙的秩序都遭到了严重的冲击。一般寺庙中，主持修为的高低，直接决定了这个寺庙僧侣团体的质量。根据圆澄在《概古录》中的记载，中晚明佛教领袖的质量实在令人担忧：
前代主持，必推一方有道德者，有司推举，朝廷敕住，或为世主知名，持诏演道，由是千百共居，人不之疑。今不然也，才德一无所有，道学有所未闻，世缘颇足，便名主持，致使丛林衰落，礼义绝闻。更兼官府，不便清白，动辄行禁，使真道者退身不就，而不肖者百计攒谋，佛法愈衰，丛林愈薄……男女共住，或典赁民房，漫不可稽。
圆澄在这段话里指出了官府的一个问题是“动辄行禁”，这也是中晚明后才出现的宗教政策。按《释氏稽古略续集》卷二记载，明太祖朱元璋专门颁旨：“一切南北僧道，不论头陀人等，有道善人，但有愿归三宝，或受五戒、十戒、持斋、戒酒、习学经典，明心见性……不论山林、城郭、乡落村中，恁地结坛上座，拘集僧俗人等，日则讲经说教，化度一方，夜则取静修心。”这时候朝廷并不干涉宗教事务，到了嘉靖年间，白莲教在民间一度很活跃，为了防止白莲教危机明朝统治，嘉靖二十五年，朝廷下令要求：聚众佛子法师，假以讲经聚众至百人者一体禁止。为了防止白莲教的猖獗，明廷采取了一刀切的政策，禁止了一切公开的宗教活动。这种简单粗暴的政策，使得佛教一直处在被动的地位，活力全无，进而愈加颓败。
僧侣的世俗化，佛教的腐败化，以及频繁发生的僧侣淫乱现象，在同一时期兴起的小说和戏剧中有很多反应，这是中晚明世俗文学一个重要特点。
僧侣的淫乱现象之所以倍受关注，是因为僧侣作为弃绝尘世的出家人，本应遵守清规戒律，现实中却出现巨大的反差，而且僧侣这时候与世俗社会的联系开始频繁起来，这些僧侣的生活态度和价值取向都呈现出了浓厚的世俗特色，对世俗人生的向往，对情与欲的渴望，导致他们佛性尽失，丑态百出。
晚明世情小说《醒世姻缘传》是一部记录晚明风俗人情和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全景式的呈现了当时明朝社会各个阶层的形象，从悍妇到懦夫，从善女到妖姬，无所不包，自然也有深受百姓关注的佛教徒形象。除了品德高尚的出家人外，这本书更多的描写了那些道德败坏佛教僧侣。
书中有一个让地方士绅见面都让三分的香岩寺长老，作为一寺之长，在普通人眼中他应该是一个德高望重的高僧，但在西周生笔下，这位长老“垂着个安禄山的大肚，看外像，有似弥勒佛身躯；藏着副董太师的歪肠，论里面，无异海陵王色胆，”长老第一次见到俊俏标志的胡旦便心生邪念。
西周生在《醒世姻缘传》着重讲了一个叫宝光的和尚的故事，宝光原来是一个登坛放施食的和尚，在北京的隆福寺做主持，就是这么一个聪慧的和尚，慢慢也变了质，“宝光恃了自己的才，又倚了姚少师的势，那目中那里还看见有甚么翰林科道……渐渐蓄起了姬妾，放纵淫荡，绝不怕有甚么僧行佛戒、国法王章。”这个宝光和尚，不仅有违佛法，更是连王法也是明知故犯。
除了《醒世姻缘传》，中晚明其它小说中也有很多僧侣的形象，尤其以“淫僧”居多。比如《水浒传》中与病关索杨雄的妻子私通的僧人裴如海，《金瓶梅》中听潘金莲与西门庆调情时大现丑态的僧人群体等。
也是在这一时期，一种特定类型的言情小说开始出现，《肉蒲团》、《灯草和尚》更是把“淫僧”的形象推向了极致。除了小说外，在中晚明的戏剧作品中，佛教僧侣也成了情欲和性欲的化身。在尘世的诱惑下，这些僧人佛性尽失，为“欲”痴狂。
徐渭的《歌代啸》中有一个自幼出家的李和尚，性欲难耐，与有夫之妇通奸，及至事发，反而诬陷是他的师兄张和尚所为。李和尚厌恶清规戒律，痛恨其无情，多次说：“咳！我的佛，你也忒狠心！若依愚见来看，佛爷爷，你若不稍宽些子戒，哪里再有佛子与佛孙？”
冯惟敏的的杂居《僧尼共犯》中，明进和尚刚出场便表达了对佛教的不满，以及对情欲的向往：“少年难戒色，君子不出家。圣人有伦理，佛祖行得差。”可以明显看出剧作者嘲笑佛教腐败的态度。这部剧的剧情很简单，明进和尚难耐春情，与碧云庵中的女尼姑慧朗在佛堂偷情，被人抓住送去见官，明进和尚却谎称因为进城晚归，所以到亲戚尼姑处借宿，两人仅隔墙打坐，并无奸情。官府的人收了两人的贿赂，于是便从轻处理，令二人还俗。
这里提到与尼姑偷情，也是明代小说中一个常见的主题。明代有所谓“淫尼”一说，指专门以卖淫为生的尼姑。“淫尼”的出现，同晚明社会的变动有很大关系，中晚明时，中国的商品经济发展迅速，催生了对色情行业的极大需求。
古代社会，女性能从事职业范围非常狭窄，古人所谓的“三姑六婆”大概就能囊括女性的职业类型。在明代人的说法中，“三姑”指的是“尼姑、道姑、卦姑”，“六婆”指的是“牙婆、媒婆、师婆、虔婆、药婆、稳婆”。可以看出，这些职业大多是一些社会边缘的职业。
商业发展催生社会出现大量的性需求，但是却一直未能形成规范化的管理模式，作为一个具有明显职业辨识度的尼姑，开始成为标示色情行业的身份。在《初刻拍案惊奇》中，提到“三姑六婆”时就说：
话说三姑六婆，最是人家不可与他往来出入。盖是此辈功夫又闲，心计又巧，亦且走过千家万户，见识又多，路数又熟，不要说那些不正气的妇女，十个著了九个儿，就是一些针缝也没有的，他会千方百计弄出机关，智赛良、平，辩同何、贾，无事诱出有事来。所以宦户人家有正经的，往往大张告示，不许出入。其间一种最狠的，又是尼姑。他借着佛天为由，庵院为囤，可以引得内眷来烧香，可以引得子弟来游耍。见男人问讯称呼，礼数毫不异僧家，接对无妨。到内室念佛看经，体格终须是妇女，交搭更便。从来马泊六、撮合山，十桩事倒有九桩是尼姑做成、尼庵私会的。
这是故事的前言，提到了尼姑以尼庵做色情中介场所，反应了当时人对这一现象的普遍看法。
凡此种种，对于明代社会和佛教团体，无不产生消极影响，在情欲纷飞的“末日狂欢”之中，谁也未能料到“甲申之变”的即将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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