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匡胤建立的北宋王朝，是历史上较为繁盛的时期之一，无论从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都曾经辉煌一时，尤其是文化，用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的话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称为文化昌隆之世，丝毫不为过。那么，这样一个经济上并不落后，文化上又如此繁荣的王朝，为何被金人数万之众、数年之间，就轻易灭亡了呢？
第一个原因是，外交政策的多变。北宋的外交政策，实在是变化多端，不能有始有终。当时，环伺于中原的外族势力主要有西北党项族建立的夏国、北方契丹族建立的辽国和后来在东北女真族建立的金国。与西夏的交往，一直处于被动地被党项族左右的局面，西夏边事一起，便打打和和，打则有胜有败，和则输钱送帛，被动的局面持续百年，被西夏牵着鼻子走，让西夏主导了政策方向，结果，赔了夫人又折兵。
与辽国也是，宋朝先是主动出击，想收复燕云十六州，结果常常落败，本来在澶州之战后，双方缔结“澶渊之盟”，边境友好，互通商贸，但金国一强大，进攻辽国之时，却落井下石，与金签订“海上之盟”，联金灭辽，最后唇亡齿寒，引狼入室，自取其祸。
第二个原因是，地方政策的弱化。北宋的军事政策，在宋太祖赵匡胤时期，因害怕武夫乱国，通过“杯酒释兵权”，解除了大将的兵权，又通过收精兵，将地方精锐收归中央，中央再派通判到地方，削弱地方节度使的指挥权。同时，还收掉了地方的财政权。
唐代以来，地方节度使不仅掌握着兵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包括所有的赋税收入也全归节度使掌控，偶尔向中央政府缴纳部分，也不过意思意思，稍事进贡而已。宋太祖时，朝廷开始将各州每年所收民租，除日常开支外，其他征收的钱粮、布帛，全部收归中央，后来的转运使，就是专门负责此项工作。通过这三个手段，地方上就没有了主动权。地方上既没有主动权，地方无论军事、经济，都处于相当弱势的境地，地方的积极性也严重受挫，所以外敌一来，除了边境和京城，其他地方几乎一打即溃，金兵一来，如入无人之境。
第三个原因是，军事政策的僵化。在军事上，北宋建立了枢密院三衙统兵制。三衙分别是殿前司、侍卫亲军步军司、侍卫亲军马军司。枢密院相当于现在的总参机构。枢密院三衙统兵体制的建立，将兵权一分为三，枢密院有调兵之权，却不管军队，三衙管军队，却无调兵之权。遇有战事，由中央任命将领领兵出征，实现了“发兵之权”同“握兵之权”的分离。这样安排，就将兵权收归了中央即皇帝的手中。前线的行军布阵，往往要向枢密院和皇帝报告后，才能实施。然而，前线打仗，瞬息万变，千里之遥，却得听从安坐于京城的皇帝的指挥，一来一往，决策和命令传递的速度极慢，贻误战机肯定会成为常态。所以，北宋很多动辄调动数万、十数万军队的大规模战争，常常被辽军或金军一击即溃，便是这个僵化的指挥体系的问题所导致的。
所以，北宋轻易被金国灭亡，不是没有道理的，哪怕有杨家将、岳家军这样强悍的军事集团，哪怕有狄青、杨业、岳飞这样的军事天才和拼命猛将，也是枉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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