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是商品经济获得质变发展的一个时代，比起唐代律法中仍然存在的“压制”现象，宋代律法对于商业的打开则是全面化，开放化。因为宋代领土的缩小，导致农业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萎缩，但先进的商业模式和贸易体系，又让宋朝成为当时天下的“经济”中心。如此背景下，宋朝廷所出台的相应的商业法，有效地推动宋朝成为当时天下的“原料集聚”中心，“货品”销售中心，这样巨大的生产转变，让宋朝更超越盛唐的经济。因此，宋代是默许商人大量发展的，并且一改以往“大商人”垄断的封建形态，走向“机会人人均等”的宏观调控阶段，商业的进步需求推动宋代商业法的发展，而商业法的进步，推动的是中国古典商业的快速发展。
一、宋代商业“法律”的进步特点1、推动商品多元化：“商税作则”
北宋初期，商业形态大致继承唐代的先进之处，但是唐朝也只是一个“商品经济”的试探型时期，仍然残留了许多以往时代的封建特色，就连压抑不住的“夜市”都不曾给予法律的倾斜而开放。而到宋代，经历过五代十国的北宋统治者很清楚地区之间货物贸易所带来的高昂利润，也注重提出了“惠通商贾，懋迁万货”的商业观点，这是对于基层商人，还有普遍货物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这也是北宋统治者基于时代背景下，打破单一的“小农生产”，打造“农商并重”的社会经济局面的行政运动。
这种基本商业思想的建立，其实是源自于北宋政府在商业上获得的高昂税收，而这一系列法度被称为“商税作则”，所谓“作则”，便是天子颁布的天下法令。到了宋太宗时期，北宋政府甚至罗列出主要的一些通商货物，以明确归入商业法的征税范围，但也同样是合理的销售范围，如《宋会要》所记载：“国朝之制、钱帛、什器、宝货、羊豕、民间典卖田产、店宅......及商人贩茶皆算”。庞大的商品主体和类型，打开的就是庞大的“从商”市场，这意味着宋代更多的人可以参与到“商业生产”的过程中，而对于政府来说，带来的则是多元化的税收，对内有国内贸易税收，对外有与“契丹、党项（西夏）、丝绸之路”等重要贸易国家的税收，可谓是向商业社会转型的巨大进步。
2、平均商业生态：“均输法”
均输法被称为北宋时王安石变法的“商法核心”，因为这是“国家宏观调控”的政策表现。宋代社会是封建官僚为主体的社会，商人通过与士大夫阶级之间的交往，可以获得资源倾斜，从而成为“大商人”。但是对于朝廷而言，大商人并不利于税收，和社会职业的发展。于是在财政紧缩的宋神宗时期，王安石提出“均输法”，一改以往“物税”的古板，以“均等的货币”来完成税收。
“均输法”的好处在于平均化，大商人难以再通过资源从“物价低贱”的地方倒腾货物到“物价高昂”的地方赚取巨大差价，这既对百姓减轻了生活负担，同时也是为中小型商人提供了更多的经商机会。大商人不再垄断，得以释放商品的总量，这对商品的流动是有着巨大好处的，避免了以往“大商人囤货”的现象。加上均输法，是由朝廷统一采购“货物”，这就意味着，商业交易的对象决定权在朝廷手中，而不是被极端垄断化，小商人有着更多的商贸机会，有着足够的生存空间。
3、海洋贸易的注重：“市舶条法”
宋代的“海贸律法”，是在宋神宗时期才开始完善并注重的，这和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因为契丹和西夏长期的军事封锁，北宋政府职能发挥“海上丝绸之路”的优势，以海贸来扩充经济。“市舶条法”最大的特点在于，给予国内外商人交易时一个“平等”的环境，由“市舶法”延伸出来的部门“市舶司”更是当时的“专属商业部门”，市舶司有着十分开明的商业原则，与国内商业法不同的是，为了照顾来宋外国商人，推动来宋商人的数量增加，市舶法有着很宽松的商业环境，其中广州就是一个“特征地区”。
到了南宋时期，因为国家的领土继续减少，而且南宋的“实际都城”建立在了海港区域的“临安城”中，所以自宋高宗起，对于商业法律的完善，都注重在了“市舶法”上，正如宋高宗所认为：“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阜通货贿”。而南宋建立者的思想，也的确成为了后来南宋政府主要的税收来源，注重海洋贸易所带来的就是南宋更要比北宋繁荣的经济，虽然领土减少，国家主权持续被削弱，但是商业法度的合理，也还是让宋代处在商业的快速发展期。
二、两宋时期“商法”思想所反映的社会转变1、宋朝开始转变成为“商业核心国”
对比以往时代的“重农抑商”，宋代手工业的发展，商业贸易范围的扩大，这种进步带来的“丰富货物”，让天下百姓都走出“小农经济”的落后，倾向“以物易物，购物”。社会基层的转变，才是宋代整体变化的主要力量。
但是这一时期的宋政府也是处在尴尬的局面，虽然经济和商业发达，但是军事的弱势却不得不削弱国家扩张的野心，土地的定值甚至减少，注定推动宋代“注重商贸”来扩大税收，维持国家收入，这可以说是北宋统治者无奈的结果，因为商业的发展，对封建统治政府而言是有着巨大伤害的，所谓“富可敌国”，自古以来都是存在的隐患。
但同样的，宋朝在“澶渊之盟”、“庆历和议”后，也的确靠商贸占据优势，成为当时的“核心商业国”，由游牧输入廉价原料，宋朝输出精美的加工商品，这种逆差给宋朝创造庞大经济利润。也不得不说，宋代的经济繁荣，很大程度也与游牧政权的密切贸易有着紧密的联系。
2、国内外商人开始被高度尊重
宋代是“四民不分”的时期，因为除了“士族”阶级之外，“农工商”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有着密切的来往，甚至转换属性，大农民可以通过农产品运作成为商人，变成“宋代地主”，而“工人”亦是如此。他们有了钱后甚至可以“捐钱”买官，后代也可以参加科举取士。这是基于国策的转变，商品类型的丰富化，即便是皇帝和士大夫也不能免俗，商人作为欧亚大陆主要的“货物运输主体”，他们被宋代贵族和统治者寄予了厚重的期待，而他们也被律法保护，成为平等的“户籍民”，地位提高明显。
那么国外商人也是如此，在南宋时期，市舶司甚至有替“来宋蕃商”寻根的职责，若是蕃商在宋朝领土中不幸逝世，那么市舶司还需要：“专委知官切加寻根”。这种友好且人性化的政策，与现代的人性化法度相比亦不遑多让，但是南宋时期的“优待蕃商”政策是基于十分无奈的“主权弱势”下的。对金的抵抗力衰弱，很大程度改变了南宋“对外态度”的强弱，不得不说，南宋时期对“外商”的人性化帮助，是一种“外交恐惧症”。
三、宋代重商思想所打破的藩篱1、以“商业地位”打破阶级桎梏
宋太宗时期，他曾提出：“今后富商大贾乘马，漆素鞍者物禁”。这意味着，商人的社会权益得到正视和提高，以往时代，封建统治者为了稳固统治，极力打压商人，让商人处于社会主体的末端。但是宋代商业思想的进步，改善了这种弊端，宋代“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就是高度进步，高效打破藩篱的表现，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巨商富贾因为手上掌握有广阔的“贸易版图”和资源，在政治话语权上，他们并不亚于士大夫阶级。
从此，商人有着合理的晋升渠道，而阶级之间可以转换，因为商人的门槛不高，全民有着可以越过阶级的统一机会，这对于后世而言，是打下了资本主义萌芽，发达商业经济社会的基础。
2、开始遵循人性，夜市文化和旅行文化兴起
唐代末期，夜市被称为“鬼市”，这很大程度表明了唐朝法度和夜市文化之间的矛盾，是人性的压抑。到了宋代，统治者清楚了解到“生产效率”和“生产时间”的概念，于是顺应人性中的发展，打开夜市文化，宋代夜市文化是时代的第一个里程碑，他旺盛的根源来自于是人民对新社会的新奇，人类社会对于进步的一种追逐欲望。
除了夜市文化以外，两宋时期的旅游文化更是丰富得很，以官员和商人为主体，或因为政治或因为休闲而打造的旅行文化，是商业进步所带来的“服务贸易”进步。到了南宋时期，“西湖”变成了“国家推荐”景点，大力吸引国内外游客游玩参观，购物消费，商业一体化的属性展现无遗。
3、职业思维多元化
商品经济的发展，对于“就业”的帮助极大，唐宋以来，就业多样化是一种时代趋势，到了宋代，这种现象随着统治者的开放而更加旺盛，农民后代不一定继续务农，可以进城成为“服务业”的雇员，也可以成为“学徒”，走上商路。除此之外，商业贸易的增加，所需劳动力也在增加，南宋时港口众多，从搬运到运输，多元化且无门槛的职业大量出现，有力地冲击了落后的“小农经济”社会。
结语：宋代商业是一个时代进步的典型，这个时代印证着商业的发展对社会发展的高效性，从而又在商业上进行影响和延伸。宋代的人文精神的进步，就是在这样的“发达环境”下进行的，更早于西方世界的“人性精神”良多，是法制和人性相结合的特色时代。
参考文献：《宋会要》《宋史•食货志》《续资治通鉴长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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