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嗟乎，治乱之理，岂非系于人君之用贤与不用贤哉！当昭烈之狼狈奔走，以未得孔明故也。后主之克守前烈、为敌国所畏者，以孔明在相位故也。其用黄皓、陈祇而丧国败家者，以孔明既殁故也。贤人为国家之宝，岂不信哉！”
上面这段话出自乾隆皇帝的《乐善堂全集定本》卷四《蜀汉兴亡论》，从中可以看出乾隆帝早在当皇子的时候，就充分意识到人才对于国家的重要性。即位后，他十分注意人才的选拨、任用，认为国家治乱兴衰在于用人是否得当。人存则政举，人亡则政息。
那么乾隆帝的人才观是怎样的？他又是如何驾驭人才的呢？
一
乾隆十五年五月，登基多年的乾隆帝已经有了相当的治国经验，他对用人方面说了下面这段话：
“安民在于察吏。各省民风，淳漓不一，政务繁简各殊，而随时整饬，必专其责于亲民之官。古称监司择守令，一邑得人则一邑治，一郡得人则一郡治，督抚有表率封疆之任，不在多设科条，纷扰百姓，惟在督察属员，令其就现在举行之事，因地制宜，务以实心行实政……有治人，无治法，诚探本之论也。”
也就是在这一用人思想的指导下，乾隆帝执政过程中十分注意考察官吏。他开辟了种种渠道，了解高级官吏的性格、才能、学识于政绩。甚至还把各省的督抚藩臬道府以及将军、参赞、提督、总兵的姓名写在宫殿的墙壁上，时常注意他们的言行动态。
在以一人治天下的封建时代，皇帝要想对高级官吏都能熟悉了解，确实不易。但乾隆帝做到了，他对高级官吏都很熟悉，他们的缺点优点可谓是了如指掌。从这一点看，乾隆应该是胜过康熙和雍正的。
比如乾隆四年（1739年），他告诫四川巡抚方显：“朕观汝一派实质，是以不次擢用，但抚臣须有抚臣之体。若任气偏狭，不识大体，则不可用。汝临去时，朕未曾训及此，恐汝忘忽耳，汝其勉之！”
乾隆对高级官僚在谕旨中经常加以训斥，提出他们的缺点和不足并勉强改正，每一次训斥，给被训者极大的震慑，益增敬畏之心。有一次，乾隆帝指出官场中调和模棱的风气，评论了几乎所有的现任督抚，他说：
“今日督抚办事，有所谓上和下睦，两面见好之秘钥，貌为勇往任事，以求取信，而阴市私惠，谓有旋转乾坤之力，使属员心感。尹继善（时任两江总督）惯用此术，方观承（时任直隶总督）及巡抚中一二能事者趋而效之。惟策楞（时任四川总督）、喀尔吉善（时任闽浙总督）、黄廷桂（时任陕甘总督）尚存本色。阿里衮（时任两广总督）亦不至此，硕色（时任云贵总督）更复不能。诸臣心术才具，日熟复于朕胸中，任术取巧皆洞见肺腑，其何益之有？大臣中有以取巧的利益者乎。”
由于乾隆帝明察秋毫，洞悉情伪，官僚们不能不谨言慎行，故而在他统治的前期，吏治颇为整饬。为了驾驭群臣，乾隆帝还时常施展出出人意料的手段，或小过重责，罚非其罪，或破格提拔，一月数迁。生杀予夺，出自朕躬。大臣们天威莫测，既感自己头顶上时刻悬挂着皇权的利剑而战战兢兢，又希望沾得一点皇恩，幸得终南捷径，便可加官进爵，封妻荫子。
二
乾隆初政时在用人方面常有破格提拔之举，傅恒就是典型的例子。按说，乾隆刚即位的时间不长，理应选拔一位有资历又有威望的大臣辅佐，但他却提拔了一个比自己还小十几岁的小舅子当首席军机大臣。一个不见经传、年仅二十五六岁的青年后生，独冠朝班。这一任命，显示了乾隆帝乾纲独断，不受干扰的无限权力。
尽管乾隆帝有着过人的精力和才智，又会玩弄各种权术，但政务繁重，日理万机。一个人面对如此庞大的官僚机器，操作驾驭，常常也有疏漏和失误。一位御史曾大胆指出他明察太过、师心自用的弱点：
“臣以为自古人主患不明，惟皇上患明之太过。自古人主患不断，惟皇上患断之太速。即如擢一官，点一差，往往出任意表，为拟议所不及。此则皇上意见之稍偏，而愚臣所谓圣明英断之太过也……要使天下服皇上用人之至当，而不必徒使天下惊皇上用人之甚奇。”
乾隆帝积极提拔新人，督责群臣，形成了自己的班子。但他是绝对的专制主义的身体力行者，牢牢抓紧最高权力，不使稍又分散。他说：“我朝纲纪肃清，皇祖皇考至朕躬百余年来，皆亲揽庶务，大权在握，威福之柄，皆不下移，实无大臣敢于操窃。”又说：“盖权者，上之所操，不可太阿倒持。”
乾隆所处的环境，所受的教育，所遇到的问题，使他只体会专制集权的必要性，因而迷恋皇权至上、皇权万能。他把政治比作军事一样，必须高度集权，由君主一人决策裁断，连咨询和讨论也没有必要。
事实上，乾隆时，中国的专制体制已发展到登峰造极，即使大学士和军机大臣对皇帝的决策，影响作用也很微弱。曾在军机处工作过的赵翼说：“雍正以来，本章归内阁，机务即用兵皆军机大臣承旨。天子无日不与大臣相见，无论宦寺不得参与，即承旨大臣，亦只供传述缮撰，而不能稍有赞画于其间也。”
乾隆帝始终认为，天下的治理，只能由皇帝一人负责。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大臣们都成了棋盘上的一个个棋子，只能凭皇帝摆布，而不可能有独立、主动的开拓精神。
三
乾隆帝不但很注意选用和督责高级官吏，就是一般的官吏，也不厌其烦帝亲自考察。清代原有考核官吏的三年大计，每次都要剔除一批不称职或是年老有疾的官员，但是这个制度行之日久，积弊很多，甚至徒具形式。
乾隆帝沿用雍正时的做法，轮流引见文职知县以上、武职守备以上官员，引见内外各官，一日多至百余员者，从来不严烦劳。现存的清宫引见履历单上，有很多乾隆的朱批、朱圈或写有评语，都是他点评引见的这些官员的。
不过，乾隆也很清楚，仅仅凭借一次引见是很难考核人才的。为了弥补引见时临时考核的缺点，乾隆还要求高级官吏保举人才。可以说，乾隆在用人方面是十分重视的，他通过各种渠道和办法，长期考察甄选，培养出了一大批新一代的官僚队伍。
对人才恩威并施，操作驾驭，乾隆帝可谓驾轻就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手段，才使得乾隆时期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建功立业，形成了乾隆时期的统治风格，达到了乾隆统治前期和中期的鼎盛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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