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汉·董仲舒

举荐贤能启示(举贤良对策答问一)(1)

鸠山的推荐按语:董仲舒,生于公元前179年,卒于公元前104年,西汉赵地(今河北)广川人氏,是向汉武帝建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经学大家。董仲舒少治《春秋》孔子之学,到孝景帝时为经学博士,与西汉史学词章大家刘安、贾谊、司马迁、司马相如等齐名,其尤以《公羊春秋》中的“君权神授”、“大一统”阐明于世,继而成为儒学正宗。

董仲舒传授政道之学,文章清明纯粹,大气磅礴,深得宋代理学大家程颐、程颢、朱熹等为之极力推崇,而且宋代奏章格调几乎与董仲舒的文章体裁一脉相承。

儒家以纲常伦理作为立身处世的根本,到了汉武帝时期再次得到董仲舒的弘扬,是由于秦法的过度苛厉而不利于民生,以及汉初的黄老哲学治世而不能长治久安所造就。所以,汉武帝于元光元年决心推行以儒家学术治国安邦,继而召集所有贤良大德汇聚朝廷,问策天下。以下为笔者向古文爱好者推荐的董仲舒答武帝问:

陛下发德音,下明诏,求天命与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

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

事在强勉而已矣。强勉学问,则闻见博而知益明;强勉行道,则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还至而立有效者也。《诗》曰:“夙夜匪解”;《书》云:“茂哉茂哉”,皆强勉之谓也。

道者,所由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乐之时,适用先王之乐宜于世者,而以深入教化于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颂之乐不成。故王者功成作乐,乐其德也。乐者,所以变民风、化民俗也,其变民亦易,其化人亦著。故声发于和而本于情,接于肌肤,臧于骨髓,故王道虽微缺、而管弦之声未衰也。大虞氏之不为政久矣,然而乐颂遗风犹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齐而闻韶也。

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恶危亡,然而乱政危国者众。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灭也。夫周道衰于幽、厉,非道亡也,幽、厉不用也。|至于宣王,思昔先王之德,兴滞补弊,明文、武之功业,周道粲然复兴。诗人美之而作,上天祜之,为生贤佐;后世称诵,至今不绝,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乱废兴在于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悖谬,失其统也。

臣闻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书》曰“白鱼人于王舟,有火复于王屋,流为乌”,此盖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复哉复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邻”,皆积善累德之效也。

及至后世,淫佚衰微,不能统理群生。诸侯背叛,残贱良民以争壤土,废德教而任刑罚。刑罚不中,则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恶畜于上。上下不和,则阴阳谬而妖孽生矣,此灾异所缘而起也。

臣闻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质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寿,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乱之所在,故不齐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故尧、舜行德则民仁寿,桀、纣行暴则民鄙夭。未上之化下,下之从上,犹泥之在钧,唯甄者之所为,犹金之在熔,唯冶者之所铸。“绥之斯来,动之斯和”,此之谓也。

臣谨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为也;正者,天之所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正王道之端云尔。然则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养育长为事;阴常居于大冬,而积于空阴之助,亦不能独成岁。终阳以成岁为名,此天意也。

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杀。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天使阳出布施于上而主岁功,使阴入伏于下而时出佐阳;阳不得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故先王莫之肯为也。今废先王德教之官,而独任执法之吏治民,岂非任刑之意与?子曰:“不教而诛,谓之虐。”虐政用于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难成也。

臣谨案《春秋》谓一元之意,一者万物之所从始也,元者辞之所 谓大也。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贵者始。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不敢不壹于正,而无有邪气奸其间者。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五谷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间被润泽而大丰美,四海之内闻盛德而皆徕臣。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

孔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贱不得致也。今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势;又有能致之资,行高而恩原,知明而意美,爱民而好士,可谓谊主矣。然而天地莫应而美祥不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

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痒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

圣王之继乱世也,扫除其迹而悉去之,修复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习俗已成,子孙循之,行五六百岁尚未败也。至周之未世,大为亡道,以失天下。秦继其后,独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谊而恶闻之;其心欲尽灭先圣之道,而颛为自恣苟简之治,故立为天子十四岁而国亡矣。自古以来,未尝有以乱济乱,大败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遗毒余烈,至今未灭,使习俗薄恶,人民嚣顽,抵冒殊扦,孰烂如此之甚者也。

孔子曰:“腐朽之十人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今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矣,虽欲善治之,无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抱薪救火,愈甚无益也。窃譬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

当更张而不更张,虽有良工不能善调也;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临渊羡魚,不如退而结网。”今临政而愿治七十余岁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则可善治;善治则灾害日去,福禄日来。《诗》云:“宣民宜人,受禄于人。”为政而宜于民者,固当受禄于天。夫仁、义、礼、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五者修饬,故受天之晁,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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