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郝永慧 记者/志文 剧照摄影/于音
《等待·戈多》
时间：2014.12.3-12.10
地点：东宫影剧院
导演：罗巍
演员：姜哲元、杜虔行、李唫等
《等待•戈多》上演的第一天是媒体场。演出结束后，罗巍走上舞台和观众见面，颇有些腼腆地说道，“我没有什么可说的，希望大家多提意见”。短促的尴尬之后，饰演波卓的演员李唫开了口：“谢谢大家！” “对，谢谢大家……”罗巍应道。
隔天再见，是在使馆区河边一个幽静得只有扫路工才会不时经过的小咖啡馆里。依照那天晚上罗巍的表现和这一日谈话的地点，我想对话一定会进行得相当艰难；说实话，还从来没见过这么没有气场，如此不善言辞的导演。然而出乎意料的是，见面未到三分钟，罗巍就已经在自己的主场射了好几次门，健谈得甚至让人有点儿吃惊——而且，不得不说，还是相当优雅的那种。“媒体场那天很多人都在玩儿手机，但是奇怪的是，后面没有一场是这样的。可见这些有知识的人对“等待戈多”这个本儿有多深的偏见。”
三分嘲讽，三分无奈。剩下四分应该是冷静，理性的思考。这就是我所观察到的神情，人的和戏的。
不是“等待”也不是“戈多”，而是“人类”
谈到自己的初衷和对这个戏的想法，罗巍说得最多的似乎不是“等待”，也不是“戈多”，而是“人类”。这样一个大而无当的概念不免让人生疑，而面对这个概念，罗巍并没有选择“拆卸”和“组装”，而是直面戈戈和狄狄、波卓和幸运儿惨淡的人生。
《文周》：你怎么看待自己的这版作品“忠实”于贝克特的一面？
罗巍：忠实在于从文本本身来看改动是非常微弱的。改动最多的是比如说把古罗马的一个诗人的名字换成李白，把凯撒的名字换成了奥巴马，最多也就是做一些这样的置换和调整。所以几乎所有的语言都是来自于我们的翻译本。当然我综合了好几个本子，然后做了一些调整。我们完全没有另外的解构，解构也是完全按照原著，只不过做了一些删减，删减比较厉害的部分就是等待，尤其是第二幕。还有一个方面，我们现在所呈现出来的本身就是贝克特先生剧本当中存在的东西。有很多观众都会有这样的疑问，说这出戏怎么会排成这样？不是很枯燥么？不是根本就没法看的么？不是没有什么故事么？为什么你们这一版什么都有了？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因为很多人本身是带着他脑子里既有的“观念”去看的这场戏，他觉得他已经知道荒诞派戏剧是什么样儿了，所以他看不到别的东西。实际上我们所有的东西，包括人物，事件，包括剧本的结构，都完全没有被打乱。所以可以说非常忠实，可能还没有什么版本像我的这部这样忠实。
《文周》：你在《等待•戈多》当中想表达出什么和原剧不同的东西吗？
罗巍：如果说颠覆，我觉得是相对于这个戏以往的演出的历史，以往大家基本上都是在关注所谓人类等待的虚无，人生就是一个等待的过程，是无聊的，诸如此类。而我们这一次认为，“等待”这个命题对当下的人类已经不是一个有危机感的东西了，因为我们有咖啡，有书，有电影，有女朋友，有别墅，所有这些光鲜亮丽的表象都在帮助我们忘记和回避我们的存在。我不是想要回答“戈多是谁”这个问题，我是想展示一种关系，也就是戈多对于这两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为什么人类要找东西拴住自己？这是我们想要表达的核心问题。
之前有很多业内人士，甚至是戏文系毕业的我的师兄师姐，在谈到这部戏的时候，他们还以为这个戏只有两个人，由此你就能看出人们对这个戏的误解和偏见有多深。实际上波卓和幸运儿的篇幅是占得相当之大的，如果说这两个人没有了，等待戈多也可以演，就是演两个人在那儿等，可是为什么贝克特先生要把这对奴隶和奴隶主放上舞台？这才是当下的人类可怕的处境。这两个人一直在走路，幸运儿身上背了极其沉重的行李，而且不放下来。他有放下来的权利，但他自己放弃了，这就牵扯到当下的人类一个很切身的命题，也就是你如何选择你的人生，要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很多人为了求得安全感会希望负重，觉得我的人生在这种情况下才有意义、有价值，我是被肯定的。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就说世界将会变成一个大市场，而现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退化成一种交易关系，市场关系。所以我想我颠覆的并不是贝克特先生，而是我们以往对这部剧的观念，以为等待才是这部戏要说的东西。而我觉得恰恰相反，这出戏的人物关系才是真正有意义的。
“我说的是尊严”
要说剧中最惹眼的，莫过于舞美布景。罗巍对他的布景有一种“漫不经心”的认真。“您的这些舞美，有什么含义在里面吗？”“没什么特殊的含义，”——这往往只是开头，接下来——好像有不止一层含义。虽然在我看来，整个舞台上似乎总是隐隐约约有那么一股“政治氛围”，但罗巍强调，那只是他想表达的其中一个问题。“政治只是交易的一个方面，我说的是尊严。”
《文周》：舞美中的的那座雕像其实被原剧本称作“树”，这种转换的构思是什么？
罗巍：它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首先，这个剧本本身有一个很强烈的特质，就是很多东西都是不确定的，比如戈多是谁，什么时候来，等等。所以在整个演出当中也会有很多指鹿为马的东西，比如白萝卜、胡萝卜，拿出来的是葡萄干，鞭子叫普拉达，篮子叫LV，包括雕像，我们管它叫树，但具体是什么树，并不知道，它就是一种不确定的体现。
其次，在这样的基点上，我们还要想一想现在的世界上为什么到处有偶像、权威，无论是商界、政界还是演艺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成功人士，有的干脆就称为“男神”、“女神”？就是因为过去的那个神坍塌了，人们不再相信，但是这些人神的存在恰恰说明人类从心理上是对宗教是有需求的。这种东西在中国称之为“道”，可能哲学家还会称之为“真理”，其实都是一个意思。雕像的基座上还有三个字，“知识就”。上帝就是被我们的理性和知识消灭的。一战和二战之后，人们就会有疑问，哪有什么能够拯救人们的上帝？没有了这样的终极关怀，才有了存在主义。
《文周》：时钟在这个戏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和作用，您是怎样构思的？
罗巍：贝克特在这个剧本中着重探讨了时间，因为时间感是和我们的存在感直接关联的。一旦你没有了时间的感觉，你就会发现你是不会死的，这就是波卓为什么说你提什么都行，但是千万不要提时间。我们这个钟是一个没有针的钟，很多人说我们用了达利的形状，但我没有想到我的舞美设计会把这个钟画得那么像达利的钟，我只是告诉他要一个没有指针的钟，最后就设计成那样了。不过我们的这个钟也是有说法的：时间是扭曲的，而且时间是静止的，我们不论做什么都不会改变时间的属性。
《文周》：戏中出现了各种名牌、购物车还有塑料袋，这是原剧中没有的。
罗巍：是的。我想对现代人而言，什么能代表权势？就是财富、资本，或者奢侈品。什么能代表尊严？是不是有钱就有尊严？现在有钱可以做任何事情，你可以搞戏，你可以成为一个大师，或者你也可以买官卖官，买个教授的职位，受人尊重，就是钱无所不能。那么我们还有没有尊严，有没有戏中所说的“立场”？人类的尊严是不是在遭受资本的无情践踏？我认为展现这些也就是戏剧的价值。
“艺术如果是大众的，世界不会是现在这样”
《等待•戈多》的角色们一直在“耍宝”，然而有趣的是，罗巍要求他们真诚。“真诚地耍宝”，在导演看来，这不失为一个真实的人，而这当然与那些“能演”的演员相去甚远。当然，谈到演员，罗巍也不无遗憾。“要拿我这个年龄段的演员，演出来完全会是另一个样子，但是他们太年轻了。”
《文周》：我们看到这出戏中的人物也都没有什么明确的性格，那么演员如何把握？
罗巍：我一直在跟他们说，“把握当下”，把握行动，也就是现在他在做什么，为什么这么做。其实贝克特的剧本当中都有潜在的、非常清晰的人物的行动线索，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跟他们的心理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比如波卓他对表演的爱好，比如我对扮演戈戈的演员说，你演的这个角色是一个彻底被生活打败的人，你可以为了一根鸡骨头低三下四，这就是你生存的原则。我想这出戏的荒诞性也就体现在这种两难的境遇。
我也对我的演员说，这个戏我们也可以这么演：两个人就一动不动地站在树下，时不时地说两句台词，把该说的台词都说完；波卓和幸运儿从舞台这边走到舞台那边，走一个小时。这样的话，我们展示的就是一个“状态”，一个静态的东西。但是我希望他们能演活生生的人，贝克特写的这几个人物是鲜活的、真实的，能看得到的人。我们可以站在理论家的高度说“现在的人都是符号”，但是，我们只有在舞台上展示活生生的人，才能够触动观众那根麻木的神经。
《文周》：怎么考虑到要用特型演员？
罗巍：坦率地说，十几年前看这个剧本的时候我也没看懂，当我弄完了《朱丽小姐》，偶然地又看到这个剧本的时候，我发现了这个剧本与《朱丽小姐》的异曲同工之处，也就是它们都探讨了权力关系。那个时候我就想我要找一个“残疾人”，因为这就是我们现代的人的写照。比如我们这些知识型的人，我们的脑袋都特别发达，也就是理性特别发达，思维特别活跃；但是我们因此也丧失了我们的本能，比如说爱的能力。特别是从掌握了知识的女性身上，能看得更明显。朱丽小姐身上就不具备爱的能力，因为她启蒙了，她开化了，而这种能力应该是女性天生具有的，这就很荒诞。从形象上来说，没有比现在这个演员更符合我对现代人的理解的了。
《文周》：《等待戈多》这出戏在50年代首演时反响就很一般，反而到监狱里效果奇佳，所以无论是以前还是现在，观众的接受度一直不是很高，缺乏您谈到的那种“阅历”。那么《等待戈多》对于普通观众到底有什么意义？
罗巍：我觉得一出好戏就是能让浅的人看得浅，深的人看得深，我并不希望我应该从事非常极端，或者先锋前卫的探索，我还是比较尊重原著、文本本身赋予的内涵，我的工作无非就是把这种东西挖掘出来。艺术从来就没有所谓的“大众艺术”，艺术如果是大众的，世界不会是现在这样。所以我不去考虑有多少观众能够欣赏。如果一场演出五百个观众里能有一个观众看到“上帝死了之后，人也死了”，我觉得就是成功的。我没有想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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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场演出，我身后的两位观众在中途便起身退场了，声音听上去有些愤然。这样的问题对于一出荒诞派戏剧来说似乎是家常便饭，更何况观众并非是自愿买票前来“捧场”。我把这样的问题告诉了罗巍，他倒显得淡然，似乎对自己的创作充满了自信，但另一方面又主动让我提些意见。“现在我听到的大多都是好评，这不是一件好事。”说这话的时候，他的面前摆着《朱丽小姐》的剧本，黑字体上满是圈圈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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