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大帝死于巴比伦，此后的混乱中，发生了一件改变历史的小事——他曾经的部将塞琉古，引进了一种计算时间流逝的新方法。塞琉古后来赢得了一个庞大王国，他的时代被称为“塞琉古时代”。而他引入的计算时间的新方法，是世界上第一个连续的、不可逆转的纪年法。每过一年加个一，客观冷酷，不为任何情况改变。
这是后来每一个类似的纪年体系的始祖，其后续者包括基督教的基督纪年体系、我们现在的公元纪年法、犹太教的创世纪年法、伊斯兰的希吉拉纪年法、法国大革命纪年法，以及佛历、民国时昙花一现的黄帝历等等。
塞琉古纪年以塞琉古一世前往埃及避难后，于前311年回到巴比伦作为元年开始，这一年被塞琉古和之后的塞琉古王室认作建立塞琉古帝国的标志。
这种纪年法在西亚持续使用到6世纪，可见于叙利亚的Zebed铭文，以及也门犹太人的社群中。其在东亚意外的久远，基督教徒在唐代的西安所立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叙利亚文部分，便提到：“时维希腊纪年千九二年。”这个“条支历”1092年（公元781年），即采用塞琉古纪年。
至于佛历，虽然古人在“老子与佛是否同时”等问题上，讨论过佛诞和入灭的时间，但现在的佛历，实际上同黄帝历之类一样，是比对公元纪年成立的。
而在“无情冷酷”的纪年法之前，所有古代文明纪年方法，不外乎这几种：特殊事件纪年、帝王纪年、王朝生命周期纪年（中国古代的岁星纪年、干支纪年这种循环纪年，仅凭其本身，很难确立唯一值）。
《春秋经》以鲁国国君纪年，以至于后世都以此纪年来记春秋事。如“郑伯克段于鄢”，事在鲁隐公元年，但不记作周平王四十九年或郑庄公二十二年。
而古希腊史家在记载重大事件时，每每要同时写上惯用的三个重要纪年（祭司某几年，斯巴达监察官某几年，雅典执政官某几年），修昔底德是这样写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时间的：
“优卑亚再度被征服后所订的三十年休战和约继续有效了十四年。在第十五年，这就是在亚哥斯克赖当女祭司的第四十八年，在斯巴达伊尼西阿斯当监察官的那年，也就是雅典执政官皮索多勒斯执政任期前两个月，波提狄亚战役之后六个月，正在初春，一支底比斯军队……大约在头更的时候，武装开入了普拉提亚，那是彼奥提亚的一个市镇，也是雅典的一个同盟者。”
如今我们可以简单地写为“公元前431年”，但修昔底德必须将战争发生的“第一枪”同其外交、宗教、内政、军事、季节和具体时间点同步起来，这种报时法就具有了意味深远的内含。这是古人的思维方式。
而自从一个超然的、普遍的、绝对的、独立的、有规律增长的数字纪年法出现后，它带来的不仅只是方便，而是将纪年与政治事件、统治者或征服者的生命周期脱钩了。它不再依赖于帝国官僚或文人精英。它可以用于关联相隔甚远的事件。
有人说，这是一种时间上的革命：公元前311年前，计时曾经是本地的、不规则的，之后就变成了普遍的、线性的。历史为之一变。
当然，基督纪年（Anno Domini）也不是那么超然，主要在于基督教很特别的时间观念。但我们说的“公元”，其实来自“Common Era”一词，旨在去除AD的宗教色彩。Common Era之common自然是“共同”之意，但其实也是本雅明所说的“同质的、空洞的时间”，如今我们有了更好的标志这“同质的、空洞的时间”的东西：UNIX时间戳。
在这同质的、空洞的日历又翻过无差别的一页之后，执着于为自己搭建意义的我们还是认为时间更新了，新年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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