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现在所知，研究、评论《红楼梦》的工作，脂砚斋大约在乾隆十七年（1752）就已开始。乾隆、嘉庆年间，《红楼梦》不仅被誉为”小说中无上上品”（杨恩寿《词余丛话》），”天地间……不可有二之作”（杨懋建《梦华琐簿》），甚至还出现了”案头必有一本《红楼梦》”（郝懿行《晒书堂笔录》卷三）和”开口不谈《红楼梦》，此公缺典正糊涂”（嘉庆二十二年刊本《京都竹枝词》的盛况。但是《红楼梦》有”红学”之称，却是光绪年间的事。
清-李放《八旗画录》引《绘镜轩读画记》说：”光绪初，京朝士大夫尤喜读之，自相矜为‘红学‘云。”不过这时的称”红学”还只是局限在”士大夫“知识分子中间。在”非朱子之传义不敢言，非朱子之家礼不敢行”（朱彝尊《曝书亭集-道传录序》）的当时，《红楼梦》能被当作一门学问提出来，已是有力地冲击了封建正统经典。而“红学”的称呼能冲破”士大夫”这个小圈子，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开来，研究《红楼梦》的人能被称为“红学家”，则始自民国三年（I914）《文艺杂志》第八期刊登均耀的《慈竹居零墨》，上面有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
华亭朱子美先生昌鼎，喜读小说。自言生平所见说部（小说）有八百余种，而尤以《红楼梦》最为笃嗜。精理名言，所谭（谈）极有心得。时风尚好讲经学，为欺饰世俗。或问：”先生现治（研究）何经？”先生曰：”吾之经学，系少三曲者。”或不解所谓。先生曰：”无他。吾所专攻者，盖‘红学‘也。”
经字的繁写”經”，”經”字去掉三曲”（巛）之后，”三曲”上面的一横与”三曲”下”工”的上一横重合，不正是个”红”字吗？
《慈竹居零墨》发表之日，正是以蔡元培和王梦阮为代表的索隐派红学兴起之时。蔡著《石头记索隐》（”索隐派”一词即由此而来），说《红楼梦》是”清康熙朝政治小说”。王亦著《红楼梦索隐》，自诩为以”注经之注法注《红楼》“。说小说写的是”清世祖与董鄂妃“（《红楼梦索隐提要》）的故事，清世祖即贾宝玉，董鄂妃即林黛玉。由于他俩的观点在当时产生的影响很大，著作在一个短期内曾再版十数次。因此，《慈竹居零墨》一发表，里面的这个妙趣横生猜谜式的小故事，就立即引人瞩目，在广大《红楼梦》爱好者中传开来。“红学“这个名称遂得到公认，成为研究《红楼梦》这门学问的专有名词。”红学”也从光绪初年的那种竞相阅读、竞相谈说的“自相矜为’红学‘云”的情况，发展到开始较有系统的研究。
到了五四运动以后，在西方文艺思想影响下，红学研究领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异军突起，产生和建立了”新红学”。根据研究方法的不同，人们把与之相对立的索隐派红学称为”旧红学”，而这两个名称的由来，又与胡适，俞平伯，顾颉刚先生分不开。
1921年，胡适首先树帜对垒，发表了著名的《红楼梦考证》，同以蔡元培先生为代表的索隐派红学展开激烈争论。胡适批评包括蔡元培先生在内的红学家是”猜谜的红学大家”，是”附会的红学”。提出要”根据可靠的版本与可靠的材料“，用实验主义的考证方法来研究《红楼梦》及其作者的身世。虽然他在具体研究上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他却硬把本是文艺作品的《红楼梦》，说成是”曹雪芹’将真事隐去’的自叙”书。
紧接着，在胡适影响下，俞平伯于1923年也出版了他的《红楼梦辨》。这是一部集考证、评论、辑录、校勘为一体的红学专著。他通过集本校勘、辨伪探佚，首次揭开了程伟元、高鄂续书之谜，恢复了曹雪芹原作的本来面目。他既坚持”《红楼梦》是作者的自传”，也反对索隐派那种"先存了一个主观上的偏见，然后把本书上的事迹牵强附会上去“的研究方法。在该书卷首，顾颉刚作序说：
”红学研究了近一百年，没有什么成绩；适之先生做了《红楼梦考证》之后，不过一年，就有了这一部系统完备的著作。……我希望大家看着这旧红学的打倒，新红学的成立，从此悟得一个研究学问的方法，知道从前人做学问，所谓方法实不成为方法，所以根基不牢，为之百年而不足者，毁之一旦而有余。现在既有正确的科学方法可以应用了，比了古人真不知便宜了多少。我们正应当善保这一点便宜，赶紧把旧方法丢了，用新方法去驾驭实际的材料，使得嘘气结成的仙山楼阁换做了砖石砌成的奇伟建筑。”
正由于这样，《红楼梦辨》一出版，立即产生巨大影响。自此，”红学”这一名称为更多的人所知晓。人们把五四以前的红学研究叫做"旧红学”，而把凡是按照胡适、俞平伯研究范围研究《红楼梦》和曹雪芹的叫做《新红学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