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的来客：陈布文文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
张梦瑶/文
1985年12月8日凌晨，陈布文去世，留给子女的最后遗嘱是：“忘掉一切，各自开辟新的生活。”
对于朋友们来说，陈布文的去世是突然的，学者李兆忠在《陈布文小传》中这样描述：“1985年夏，一个偶然的发现，使她万念俱灰，卧床不食数月后，于12月8日凌晨辞世。”陈布文选择离开，就像她人生的任何一个选择一样，洁身自好，理智平静。
无论生前身后，陈布文都是寂静的。虽然她是著名画家张仃的夫人、画家兼诗人张朗朗的母亲，著名的大雅宝胡同的一员，周恩来的机要秘书……萧军《延安日记》里，她是文中频繁提到的“H”，但直到2017年作家王蒙出版了非虚构作品《女神》，陈布文这个名字才在文学领域得以一现。即便如此，她和她的作品仍旧没能引起当代文学领域的读者、研究者们的足够关注。今年，陈布文诞辰百年之时，随着《春天的来客：陈布文文集》的出版以及一大批亲友纪念文章的出现，陈布文这位“被埋没的奇才”终得以揭开面纱，向世人重现她的文学才华与传奇人生。
她既是“小鲁迅”，又是出走的娜拉
陈布文于1920年出生在江苏省武进县孟河镇一个小村庄里。其父虽是一个破落的末代秀才，却并不恋旧，较早的接受了革命思想，比一般人开明，在家里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把最小的女儿陈布文送到了常州读书。在陈布文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写作中，这段经历被清晰地记录了下来，《在s城》《到南京去》中寄人篱下却又丰富的校园生活无疑潜移默化地改变了这位南方姑娘未来一生的走向。
陈布文自幼敏感、聪慧，加之早早地离家进入陌生的环境生活学习，使她比同龄人更善于观察和思考，也更早熟。在初中时，她就敏锐的意识到，以成绩多少来评判一个人的“好坏”“价值大小”是十分不公平的。陈布文的这种少年老成充分体现在她的文字中，她的中学国文教员很早就称赞她气质、脾性与鲁迅相似。这种比喻使她拥有了“小鲁迅”的称号。
自身强烈的求知欲，加上老师同学们的认可，陈布文愈发关注文学阅读和写作，她订阅了大量的刊物，这其中包括她刊载了她大量文章的《女子月刊》《论语》《宇宙风》等（她是《论语》最年轻的撰稿人）。让陈布文颇为骄傲的是，十三岁时写就的《假如我有了爱人》成为《女子月刊》以“理想爱人”为主题征稿的第一名。她清晰地表达出自己的理想爱人和理想生活：“假如我有了爱人，脱离这烟火气的社会，到乡村，到湖滨或到海边，搭两间茅蓬，早晨同着斗大的朝阳从东海升起，傍晚目送五色的晚霞在西天幻灭，我们可以任意的写写自然，我们可以随便的唱唱情歌，与山水为邻，与禽兽为友，与日月相亲，与花鸟相爱，不必要求仙人般超越，隐士般风流，只是纯任自然，聊乘以归尽！”在小小年纪，在城市现代化兴起正热闹非凡的时候，在洋场文化、海派文学流行的都市，能有如此超脱、清高的生活追求，不能不说陈布文的超凡与清醒。
十三岁的少女还写出另一篇小说《把自己交给了工作》，很能见出其文笔的纯净、老练。作为一个仅有十三岁的少女，通过记述青年护士的工作经历和生活日记，对当时底层生活的人生百态、酸甜苦辣进行了全面展现，其对社会现实的深刻剖析，对贫苦大众苦难生活的同情与怜悯，远远超出同时期的年轻作家，颇有柔石《为奴隶的母亲》的风范。小说中不难看出左翼文学对她写作和思想的影响。
中学毕业时，父亲已为陈布文寻得一位佳婿，想让她马上成婚过上相夫教子的主妇生活，这当然与陈布文一心寻求真理、渴望进入社会大学的理想相违。在父亲的一再逼迫下，她离家出走，并刻意选择了举目无亲的南京，以示破釜沉舟。“娜拉离开家之后怎么办？”影响几代中国新青年的易卜生把娜拉鼓动出家庭，却并没有解决她到社会上怎么办的问题。而鲁迅早在1923年就十分沉重地写出了《娜拉走后怎样》，结局只有两个：不是堕落，就是回家。陈布文面对此早有准备，她已做好最坏打算：“我不怕，我不会屈服的，因为我有死！”
命运对这个文艺小女子并不薄。到了南京的陈布文，为了谋生，凭借她出色的文笔成为了自由撰稿人，她在《扶轮日报》上发表了大量的杂文。恰逢刚刚出狱不久的漫画家张仃也在《扶轮日报》上发表时事漫画谋生，两人得以相识，一见钟情。那年，陈布文十七岁，张仃二十岁，二人开始了冒险的人生岁月。按照学者王鲁湘在《大山之子张仃》一文中的记述：“当时他们都很年轻，激进，不满现实，有共同语言，后来就在城外玄武湖附近租了一间民房，租了几件最简单的家具，开始共同生活。当时的生活虽然清苦、简单，却很充实，每天早晨有小贩背着箱子叫卖馒头，那就是他们的早点。”两个靠理想生活的年青人就此开始了新的人生。
1946年在佳木斯当记者时的陈布文
她是延安的知识女性
二人婚后即逢上海、南京沦陷，大批文化人向大后方撤退。陈布文、张仃流入西安并加入抗日艺术宣传队。二人先后到内蒙古、榆林开展抗日宣传活动。抗日艺术宣传队维持不到一年时间就解散了。此时他们已经有了第一个孩子女儿陈乔乔，一方面是来自武汉的老朋友叶浅予的召唤，一方是来自当时革命知识分子圣地——延安的吸引，最终他们选择了投奔延安。
二人的延安之行并不顺利。据王鲁湘的文章所述，初到延安，因为有绥蒙指导长官公署参赞石华岩的陪同，陈布文、张仃受到了热烈的接待；石华岩一走，他们一家马上受到冷落。后来，张仃被安置在鲁艺美术系任教。陈布文则一边照顾家庭，一边在文学系听课。
张仃在鲁艺的生活并不顺心。刚到延安时，他为艾青、丁玲、萧军等朋友画过一批漫画，并办了小规模的展览，没想到艺术家的举动反被一些人看成“丑化革命家”。张仃喜欢毕加索，他的这种现代审美，与延安文艺显得格格不入。正当张仃处处碰壁、苦闷彷徨之时，在重庆的张光宇邀请他一起办杂志《新美术》。于是，1940年夏天，张仃独自离开延安赴渝，留下陈布文与女儿乔乔在延安。
可惜这一时期有关陈布文的直接资料很少，她在这一时期的日记、书信、作品也全部遗失。只能在其他人的文字中隐约地追踪出些陈布文在此一时期的踪迹。独自在延安的陈布文还是能够融进作家、知识分子大本营的。她参加过“战地写生队写生画展”，加入了“青年艺术剧院”。在萧军《延安日记》的记述中，偶有看到丁玲他们相聚一起聊天、谈文学的场面。萧军在日记中记述过陈布文的古典文学素养很好，称她很有“文学才情”，从她的古体诗中就能看出。但“她只是有些光彩的金属碎片，需要连结，需要磨砺”，并表示张仃陈布文夫妇“是一双没有被洗炼和发展的天才，我只能用宽大的温情去‘养育’着他们，我应该负起这责任，不要走到毁灭的路上去！”（1941年7月24日）
延安时期应该是陈布文一生中，最为迷惘无措的时期。一方面是生活烦乱，无法摆脱家庭束缚全身心的投入到自己的理想生活中，加之在延安这个狭小的环境中，生活、创作都受到了限制。另一方面则是与爱人的感情出现了问题。皖南事变后，张仃不得已又回到了延安。面对张仃的虚无、苦闷、彷徨、恃才傲物，他们之间的夫妻关系一度跌到谷底。继之而来的延安整风、抢救运动，使张仃深陷其中，几经审查，甚至被管制起来。延安七年，张仃一直从事美术设计，而没有进行艺术创作，。他在“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思想的指导下，转向剪纸、木版画等民间文艺的研究和再创新，陈布文则依旧坚守“党外布尔什维克”的身份，在鲁艺工作。据悉，鲁艺图书馆的每个借阅卡上都有陈布文的名字。按照她的天分、努力程度，如此广博的积累，如此沉潜，如果进行创作，极有可能已经成为一代文学大家。可惜没有只言片语留下，种种揣测也成为了一种历史的遗憾。
如果说，延安以及整风运动像一个大熔炉，将来到这里的知识分子熔化、重新打造，那么陈布文的锻造成果显然并不明显。在一批创作于五十年代的小说、散文中，陈布文依旧延续了她三十年代的写作风格，清新淡雅、娟秀轻逸，平和隽永。
她是暗自绽放的一朵奇葩
离开延安的陈布文先后在东北从事文教工作，曾任李立三秘书。建国后，在国务院任周恩来的机要秘书。1952年，全国进行共产党员全面登记，当组织要求陈布文填表时，她表示自己不是党员。于是，组织动员她马上入党，她说自己还不够格，继续坚持了自己的党外身份。她选择了离开高层秘书岗位，进入学校，成为一名普通的中学老师。这在他人看来，放弃让人羡慕的高位和优厚的待遇转而成为普通教员，是不可理解的事情；在陈布文，知进退，懂取舍，应该是最好的选择。
1954年陈布文因兼职过多，病倒卧床八个多月，期间未去学校领薪水，学校借口病假证明不和规章制度，做“自动离职”处理。陈布文从此回归家庭，相夫教子，沉思写作。《春天的来客》中绝大部分小说都是创作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不同于之后的散文、评论，保留了陈布文写作最纯净最与众不同也最有才华的部分。
建国后，进入当代文学体制的作家，由于创作环境的变化，纷纷产生创作焦虑，部分作家因立场、观点无法被接纳甚至放弃了文学创作。如京派代表作家沈从文，在经历了一翻艰难的抉择后转而沉潜至古代服饰研究；七月派的路翎与陈布文年龄相近，他在四十年代的创作曾被胡风认定为天才，然而建国后工人题材的转型创作却并没有超越四十年代的写作水准，反见其内心的困苦和纠结；与此同时，巴金、老舍等文学大家也在纷纷尝试着写新社会新人物。但由于写作环境的所致，十七年文学在主题、内容、创作手法上越来越趋向一致。而陈布文在这一时期大量创作的未刊稿，所呈现出的独特质朴文笔，唯真唯美唯善的创作格调，以及心灵深处的乌托邦理想，都让陈布文的创作成为这一时期文学领域暗自绽放的一朵奇葩。学者李兆忠的评价最为确切：“作为鲁迅的忠实追随者，陈布文的艺术直觉与灵魂质地，使她顽固地保持自己的秉性，而与激进躁动的时代保持着距离；体现在写作上，便是上述那种深刻的‘时空错位’，——宛如在高歌猛进的喧哗骚动中，一道清澈的山泉静静地流出，沁人心脾。”
她是他们的女神
陈布文画像 （张仃/绘）
与早年先锋女性的形象相比，中年后的陈布文安静、通透、沉稳。在很多人的回忆中，在人生的某个时段都接受过陈布文的关怀和温暖。清华大学教授徐葆耕回忆说，“上了高中，就眼巴巴盼着陈布文先生来上语文课。”当时，陈布文在鲁迅艺术学院的学历背景，远胜清华北大，对这些北京的孩子们充满吸引力。加之她喜欢用她那充满磁性的南方口音在教室朗诵苏联小说，喜欢讲鲁迅，学生们对她都很着迷。
1956年，年轻的王蒙发表了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起初小说因描绘了某些共产党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而受到批判，引发论争。不想论争被毛主席关注，他盛赞这部小说是一部反官僚主义的作品，以致一时间舆论大变，王蒙成为文坛新生力量，受到追捧。在小说修改召开的座谈会上，王蒙也用老党员深沉、稳重的姿态进行了谨慎谦虚的发言，并大段背出《反对自由主义》《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原文。不想会议结束，他便收到了一封信，信中表达了对他发言的失望。这封信的作者便是陈布文，率真地表达自己的见解。她与众人迥然相异，以一信之缘，成为了王蒙心中的“女神”。若干年后，王蒙仍对此念念不忘，为致敬陈布文而完成了非虚构作品《女神》。
著名画家丁绍光是在1958年结识陈布文的。那时他在中央工艺美院读书，在图书馆因翻看毕加索、马蒂斯、凡高、高更的画册，而被图书馆工作人员告到学院，称他为“流氓学生”，翻看“资产阶级黄色的东西”。院长张仃了解事情的前因后果后，肯定了丁绍光的艺术品位，并邀请他到家里，遂第一次见到陈布文开启了以后漫长的交往。丁绍光到云南工作后，他们彼此还保持的密切的书信往来。陈布文是一个十分爱写信的人，她的书法温柔典雅而又焦枯苍劲，几乎每一封书信都可称为书法精品。在中国历来都有字如其人之说，清刘熙载就曾指出：“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陈布文的书法、书信承载着她的性情、精神，用带着温度的表达，在特别的年代不断传送给朋友亲人。丁绍光称那些密集的书信“不是一般驱寒问暖的家书，那是一个在特殊年代又超越年代，她不受时间空间局限，超越政治，宗教，文化，种族局限，直追人类终极生命目标，她闪烁着永恒，崇高，智慧的光华！”
收入《春天的来客》中的书信可见一斑，她关心几个孩子的生活、成长、精神状态；在给邬枫、侄子烈烈的信中，可以看到她对晚辈的关怀，以及自己深处逆境中内心的挣扎和煎熬；在给张仃的家书中，她扮演着相濡以沫的妻子，温暖的知音，在精神上给予张仃巨大的希望和抚慰，使他度过了最艰难的日子。但遗憾的是，在经历了种种磨难之后，两人并没有陪伴到最终。
陈布文与张仃的爱情是带有理想主义者的悲剧色彩的。两人传奇的一生不禁让人唏嘘。民国时期的叛逆少女与刚刚出狱的才子一见钟情，在窘迫的生活中，他们靠信仰支撑着纵入文学、艺术、革命的时代洪流。即便如今看来，这也是最浪漫、最先锋的结合。但性格的差异，心理状态和追求的不同，让这两个充满才情、个性极强的人屡屡发生冲突。延安的生活，他们之间经历了最激烈的冲撞。
建国后，张仃的工作日益繁忙。由于生病丢了工作的变故，加之为了照顾好家人，陈布文最终不得不自我牺牲回归到家庭——相夫教子，沉思写作。陈布文给予了丈夫、子女们最大限度的爱。在孩子们的回忆中，家庭生活无论何时都是艺术化的，简洁的装饰，书籍随处可见，母亲像是沙龙的女主人主持大家一起朗诵诗歌，分享阅读心得。纵使后来张郎郎因“太阳纵队”地下沙龙入狱，陈布文也没有表现出惊慌失措。她有自己内心的秩序，即便后来诗人灰娃出现。
灰娃是陈布文、张仃的小朋友，他们在延安时期就已经相识。那时，十几岁的灰娃是延安“儿童艺术学园”的小学童，张仃、陈布文都在学园授课，是灰娃的老师。建国后，灰娃到北京读书，恢复联系，灰娃成了陈布文家的常客，也是陈布文最关心照顾的小妹妹。六十年代陈布文创作的小说《曼莉的爱情故事》中，曼莉身上就有灰娃的影子。陈布文在小说中，充满了对灰娃的爱怜和保护。她大概不会想到，她和张仃、灰娃的命运在之后的几十年中彼此紧紧缠绕。1985年“一个偶然的发现”，不小心读到的书信和诗作，使一生清醒理智、洁身自好的陈布文，在挣扎之后选择了另一种生命方式。
她太自尊，也太绝望了。晚年的日记中，不难见出心中的寒意不断侵蚀着她对生命的热情。身体健康不断受损，一生的理想未曾实现，人生中几段艰难的时光导致对信仰产生怀疑以致失望，而最让她难以释怀的还是情感生活——
“我们好像石头与铁，一碰就冒出火花!——过去，总碰，总在燃烧，总在损毁着自己和对方……
现在，如果好了，就是不碰了，互相让，努力忍让，成为习惯，——也许，即所谓休养吧……
似乎这两种气质，根本是不可相容的，万一，竟能形容了，就永不相离了。
因为这种相容，通过痛苦与斗争，经过重新冶炼，成为一种新的物质，比黄金还贵重，比钻石还坚硬，任何质量，相形比较，都低下去了…… ”
现实证明，痛苦与斗争，漫长的陪伴、忍让与习惯，并没有炼成彼此的相融。对感情的绝望，让她心如死火，再燃不起一点生存的光亮。
这个告别太早了，还没有来得及向世人呈现她的才华与魅力。斯人已去，如今，我们只能在文字中领略这位不平凡女性的异样风采，见证这位优秀作家灵魂世界的冰山一角，在只言片语中拼凑这位纯真、执着于理想信念的女性形象。
（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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