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美丽，能够笑傲岁月；有一种美丽，可以历久弥香。
她是《青春之歌》中慷慨就义的林红，她是《女篮五号》中隐忍善良的林洁，她是《铁道游击队》中热情勇敢的芳林嫂，她还是《林则徐》中刚健质朴的渔家姑娘……翻阅秦怡的故事，就如同翻阅中国电影发展史。
作为中国电影史上一位风华绝代的银幕红颜，秦怡的美丽，人所共誉。无论是抗战期间重庆舞台上的“四大名旦”，还是1949年后评选的“新中国22大电影明星”；无论是三四十年代沪上时尚刊物送给她“东方舞台上的英格丽·褒曼”之美名，还是周恩来曾赞美她是“中国最美丽的女性”，都足以使人着意联想到她艺术生涯的辉煌。
梅花香自苦寒来。上天赐予了美丽，也给了秦怡太多的磨难。早年即有“电影皇帝”之誉的丈夫金焰长年卧病在床，唯一的儿子金捷十多岁即罹患精神疾病，并且终身未愈……无穷岁月，饱经风雨，都未能毁灭她的高洁芬芳。无论辉煌还是落寞，甜蜜或者凄苦，命运赠与的一切，秦怡总能一一直面笑纳，并用一颗平静豁达的心，成就了一份旷世之美。
在一个细雨霏霏、雾霭氤氲的午后，穿过上海曲折小弄，来到世纪影星秦怡的家。尽管已经95岁高龄，但她依旧肤白胜雪，温和高雅。在她娓娓的讲述中，一条跨越70余年流光溢彩的银屏之路，一段美丽与苦难交织的人生图景，起伏跌宕，徐徐展开。
角色之美：
她曾被周总理赞美为“中国最美丽的女性”
陈耀辉：从1938年进入中国电影制片厂担任话剧演员至今，您出演过《女篮五号》《铁道游击队》《雷雨》等众多脍炙人口的影视剧、话剧中的重要角色，从影70余载，请您给我们讲述一下，您是如何踏上演艺之路的？
秦怡：我在中华职业学校读中学的时候，抗日热潮在大江南北蓬勃兴起，特别是“九一八”事变之后，很多大学生会聚到了上海。我因为读书比较多，有机会认识了很多进步大学生，受他们感染，我当时的抗日热情很高，一心想着到前线去投身抗日，尽管确切地说有些事情还不是很懂。
有一天，趁着家人不注意，我和几个同学在早晨5点钟偷偷跑出去。当时我年纪最小，才16岁，一门心思去参加抗日战争，去前线打仗。但因为我年龄太小，一起去的伙伴们不愿意带我，怕我这么小就早早地牺牲了。但我这个人从小就性格倔强，自己确定好的目标就要永远追寻，于是一路跟着他们辗转到了武汉，后来又到了重庆。
在重庆，我被介绍到中国电影制片厂当实习演员。现在想来，那段生活是最苦难的岁月，也是最幸福的时刻。日军轰炸时我们到防空洞躲一会儿，轰炸停止就抓紧时间排练，艰苦的岁月把文艺工作者们的心紧紧连结在一起。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成立了“中华剧艺社”，开始排演话剧，我们排的所有戏都是抗战题材的。那时候我经常到乐山、西昌等地方巡回演出，几乎天天都上台演戏。正是这样一段话剧演出的经历，为我后来几十年的电影表演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有了这种基础，自己就成了戏里的主人，这就是真情投入、本色演出。
抗战胜利后,我又回到上海，参与了上海电影厂的筹备工作，并就此开始从舞台转向银幕。此后的岁月，我一直没有离开上影。
陈耀辉：周总理曾赞美您为“中国最美丽的女性”，您也曾说过“周总理是真正领我懂得演戏真谛的人。”那么，周总理对您塑造角色、艺术创作以及艺术观的形成产生了哪些深远的影响？
秦怡：我第一次见到周总理时才19岁。一次去朋友家吃饭，席间有一位我不认识的客人。那人问我是在工作还是在学习，我回答说：“我在做实习演员，有时候在合唱团唱唱歌，没什么大作为，就是混混。”那人接着问我唱什么歌，我说：“当然是抗战歌曲。”没想到，我一说抗战歌曲，对方马上提高了声音：“那还混混啊，你想想，多少人、千千万万的人都在你们的歌声鼓舞下走上前线，这工作是多重要啊！”我听了认真琢磨，觉得很有道理。回家后我再仔细一想，是什么人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呢？我跑去问朋友，才知道原来他就是周恩来同志。从那时起，我开始深深理解了，做文艺工作不是“为活命”，而是“为理想”，这种理想需要内在强大的精神力量，而力量始终来自观众、来自人民。所以演员终身追求的理想应该是把自己从文艺中得到的一切感人的精神力量，通过自己的艺术作品传递给别人。
周总理对文艺是非常熟悉的，我们在文艺创作上遇到问题经常去请教他。周总理时常告诫我们，作为演员要注意体验生活，深入实践。1964年，我拍《浪涛滚滚》的时候，总理来看样片，一见我就问：“那个水坝有多高啊？”我在片中饰演一位水利工地的党委书记，事先查阅了很多资料，就回答说那个水坝是53米高。他听完又接着问：“那么，你对流沙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你这个采石场怎么样啊？”我一一作了准确回答，他才满意地说：“嗯，你这个书记当的还可以。”周总理是非常幽默的，他就是通过这个来看看我们是不是真正体验生活了，是不是深入实践了。这点对我影响很大，我有时为了演好一个角色，要到工厂、农村体验一两年的生活，变成了真正的生产能手。在参演《女篮五号》的时候，光一个跑篮动作就在球场上反复练习了两个月。
陈耀辉：今年您自编自演的电影《青海湖畔》面向全国观众公映，在片中您饰演了一位在环境恶劣的高原上一干就是30年的工程师梅欣怡。这样的坚守，与您本人对电影的热爱与执着有很多相通之处。那么，是怎样的机缘让您与这个故事结缘？以九十多岁高龄进行剧本创作并担任主演，这个过程中一定有很多难以想象的辛苦。
秦怡：《青海湖畔》这个故事的灵感来自于我十几年前听到的一个真实的故事：1985年，一位澳大利亚气象专家携夫人到青海省气象局帮助当地搞人工降雨的科研项目，专家夫人在去鸟岛的路上遭遇车祸，永远留在了青藏高原上。当时，我就被这个故事深深打动，当即产生了创作冲动，并为此专门去青海湖考察了半个月，走访和外国专家夫妇接触过的中国科学家，还了解了很多技术细节。因为种种原因，后来电影没拍成，但这个故事却在我的脑海里扎了根。
2013年初，我重新萌生了把这个故事搬上银幕的想法。经过讨论研究，把故事背景换成了修建青藏铁路，同时以一位女工程师梅欣怡作为女主角。创作剧本的过程是挺苦的，有一天晚上，我一气儿写了3800字。我有时也怀疑自己，这件事能完成吗？但我又坚信我一定做得完——今天写不完，我明天接着写，后天再接着写，只要有勇气、只要坚持下去就一定能成功。有段时间，我心里也没底，这类题材的电影是否还有观众，我甚至想过放弃。但我又觉得，在当今这样一个鼓励创新的年代，任何一种新形式的电影都应该努力去尝试。尽管我年事已高，但创新永无止境。
在高原拍摄时，我开始没什么反应，一些年轻人的反应甚至比我都大，当时大家还很羡慕我越老越硬朗。可没想到，返回上海后第三天，高原之行对身体造成的影响慢慢显现，我的一条腿突然麻得不能动弹。时隔两年，直到今天也没完全恢复。我想我已经95岁了，身体出现些问题也是自然规律。有什么事情还是做什么事情，只要做得动就去做。所以我照旧还是东跑西颠儿的。只要我们还在，艺术事业就一定要做到底、走到底。
岁月之美：
她是施瓦辛格眼中“伟大的母亲”
陈耀辉：银幕上，您是傲立影坛的常青树，是无数演艺后辈的艺术标杆；生活中，作为一名妻子、母亲，您却经历了很多坎坷与磨难。面对婚姻和家庭的不幸，您却从未抱怨过命运对自己的不公。请您给我们讲讲您豁达的人生观。
秦怡：爱在生活里很重要，因为有了爱，很多痛苦都变得容易接受了，关键看你怎么去理解。有时想想我跟金焰，那是多么美好的开始。其实之前我没想到要结婚，因为我前面一段婚姻的苦头已经吃够了，而且我有很多工作，很忙。我觉得只要有爱情就好，我们两个人已经心心相印，结婚只是个形式，当然这个形式是让两个人有更多时间爱下去、走下去，但最重要的是彼此之间的感情。卿卿我我只是一时，我更愿意我们两个人的事业蒸蒸日上，能够对国家有所贡献。如果我们的事业是共同的、思想是共同的，有这样的基础，我们的感情就会更长久。后来在吴光祖的撮合下，我和金焰才在香港举行了婚礼，并由郭沫若证婚。
我不是那种很能干、很会干活的家庭妇女，操持家务并不是我的所长。而金焰是个特别能干、特别有才华的人，他会做菜、会做衣服、会开车，样样都会，干啥像啥。他喜欢拉小提琴，自己就能动手做。说心里话，我很崇拜他。我们是一种偶然性的遇见，但也是必然性的结合。遗憾的是，后来我非常忙，经常在外面演戏，一年到头很少有时间陪他。他也是很热爱事业的人，我曾经这样评价金焰的表演：“他是又塑造了人物，又完全不做作，既有演员的魅力，又有人格的魅力。”解放以后，金焰本来打算大干一场，没想到才48岁就一病不起。他病得太早了。1962年手术以后，不能吃不能喝，他自己治疗自己，总算活到73岁。这段时间过得非常苦，中间还经历了文革，不能看病、不能吃药，一年到头躺在床上，病越来越严重，年纪也越来越大，心情自然十分糟糕。而就在这一段时间里，我忙得疯了似的，一个戏接着一个戏地拍。在他最痛苦的时候，我没能给他更多的照顾和安慰。但我们两个人的感情一直很好，一辈子都没有吵过架，我觉得这一点很好，让我很怀念。
陈耀辉：施瓦辛格称您为“伟大的母亲”，您与儿子金捷之间的母子深情，让无数人为之感动。几十年来，除了拍戏，还要照顾家中身患重病的儿子，您是怎么兼顾好家庭和事业的？
秦怡：有人曾问小弟（金捷的小名），妈妈是什么？他说，我妈妈就是“做啊做、做啊做”。我这一生的经历，我觉得都不如小弟的这六个字形容得好。
面对生活的艰辛与磨难，我也很痛苦，但是不能被命运击倒啊，于是我渐渐地想通了。不然怎么办呢？丈夫病在床上，三顿饭都不能吃，他自己疗伤，要不然早就活不成了。儿子是精神分裂症这样的病，他不理睬你，他什么都不懂，他什么行为自己都不知道。这副重担只有我来扛。我研究儿子这个病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不能治？发病是在什么情况下？那时，我拍戏必须要带着他，因为放在家里没人能照顾。夏天他发病更厉害，因为夏天人本来就容易心烦，他就从忧郁转到狂躁，一火了就要打人。要打就打我，因为我一天到晚叮嘱他吃药，我就是他的“敌人”。他在发病最严重的时候认为自己没有病，他要知道自己是个病人了，那就是精神恢复正常了。
我拍《雷雨》时最苦了。儿子住院，我在拍戏间隙带着装满儿子换洗的衣服和爱吃的食品的背包，挤公共汽车到医院探望，帮儿子服药、吃饭。当时要倒两次公交汽车去医院，身上的汗把衣服都湿透了，经常听见有人在背后说，“你看你看，那不是秦怡吗？”另一个回答说，“不可能，秦怡怎么可能坐公交车！”
每当这时，我就鼓励自己——加油、快做，你是母亲，你有责任！我一直跟自己这样讲，也就一直做下来。所以说，不应该说我是伟大的母亲，而应该说母亲是伟大的！
精神之美：
她是吴光祖笔下“身处逆境而从不灰心丧志”的“美秦娘”
陈耀辉：吴光祖曾在随笔《秦娘美》中赞叹您“具有中国妇女的传统美德，身处逆境而从不灰心丧志。”“面对生活，永远表现为从容不迫，不卑不亢，把无数苦难化成永恒的美丽。”面对苦难，您总能举重若轻，那么，有没有哪些往事是让您至今难忘、一直鼓舞着您前行的？
秦怡：1966年，我被查出患上了肠癌，在医院接受了手术治疗。在住院期间，周总理和邓大姐给我写了一封信，派当时的宣传部领导给我送到医院。信的内容不长，上面写着：“我们都知道你生了重病，但是你不要害怕，既来之，则安之。一个共产党员要面对现实，无所畏惧。”当时，我由于出演《北国江南》正受到批判，是周总理和邓大姐的那番话，鼓励我有勇气挺过了肠癌和文革期间的风风雨雨。
后来我出院了，文革也结束了。可每当我在生活中、在工作上遇到了困难，这句话都一直激励着我。总理讲的“面对现实，无所畏惧”就是告诉我，无论遇到什么事情，既然你无法改变现状，就要毫不退缩地去迎接它，这是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本色。直到今天，总理的鼓励一直是我战胜困难的动力。有的时候，当这些话记不清了，我就再背一遍，反复记在心里，这是我一生最大的精神财富。
陈耀辉：“一个共产党员要面对现实，无所畏惧。”从您的个人经历来看，您确实是时刻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来要求自己。汶川地震后，您先后捐款20余万元；青海玉树地震后，又捐款3万元，这对您而言几乎是倾囊而出。
秦怡：我并没有做出什么不得了的事情。当时我捐钱，他们说不得了，其实这是一个共产党员应尽的义务。你看那么多的年轻人，包括我们的解放军战士，哪里有困难、灾难，总是冲在最前头，甚至会牺牲自己的生命呐！我就坐在家里，拿出这点钱捐了，没什么了不起。他们说得我都有点惭愧，因为我已经这个年龄了，如果真的时光倒流几十年，我也许可以做更多的事情。而现在我只能做力所能及的事情，我只有去做了，才能心安理得。
一个人有再多的钱也好，别人夸你如何漂亮也好，得再多的奖也好，总有一天，你是要走的。你走了，一切就都消失了，多好的东西你都拿不走。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最最要紧的东西是什么？还是一个价值。就是自己给予了这个世界什么。不要在乎你得到了多少，而要看你付出了多少。
陈耀辉：听了您的讲述，让人深受感动，因而产生奋进的激情。正是您这份为人做事的价值取舍，锻造出您毫无争议的、令人心悦诚服的美丽人生。作为观众心目中的“不老女神”，除了豁达的心态、坚韧的性格，您还有哪些长寿之道与读者分享？
秦怡：一个人一定要有追求、有理想。在我从影的这70年里，我幸福过、快乐过，也叹息过。怎么给自己定论？我觉得是问心无愧，顺其自然。世上的事就是这么难以预料，但是我可
以选择自己的路。我这辈子在工作和家庭上吃苦、受难很多，人们都说我心态好，但人终究都有过美好生活的愿望。我常常想，家里这些事情为什么都要发生在老金和小弟的身上，也许我们三个人一起分担会好一些。我有时突然想起件什么事，感觉当时自己没做好，就有些灰心。但我马上又会自己把这种想法赶走——现实是残酷的，怕是没用的，我从不认命。但我会分析，就像剥桔子，把这些心结一个一个、一层一层剥开。我会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艺术是没有止境的，这就是我为什么现在还在拍戏和写剧本的原因。有理想、有追求，活着就是幸福的。
此外，平时我也十分注意锻炼和养生。去年我还去了吉林通化，那是金焰年轻时生活过的地方，望一眼那山、那水，我仿佛回到了昨天，感到非常亲切。在通化的振国养生谷，我休养了一周，那里的环境非常好，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我对吉林很有感情，当时为了拍电影《马兰花开》，我就是在长春一汽学的开推土机，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有机会我一定会再去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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