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Physical Education）的概念是晚清时期才从西方传入中国的，而“体育”一词，则是20世纪初经由日语翻译后引入中国的，是专指一种以身体活动为手段的教育方式。后来才逐步泛指各类身体运动的总称。
因此，体育这个概念自引进之初，就与健康、发达、自由、美德、进步等概念相联系，是晚清中国面对西方的全面领先，自我反省自我教育，以求得民族发展、国家富强、社会进步的重要组成部分。
虽然各种关于身体的运动在我国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并有“博戏”这样的专用名词，但当体育随着强劲的西风吹入古老的中国大地之时，它迅速以一种摩登的形象覆盖了原来关于运动的一切话语。
民国女性打高尔夫球图瓷茶壶
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有一件民国时期的瓷茶壶，高14厘米，长16厘米，辞色洁白，壶身近长方形，短边两侧有流与柄，壶盖近覆斗形，盖顶有平顶小钮，便于持拿。
壶身长边两侧由瓷塑造型与彩绘图案组成。瓷塑主要集中在两侧与顶部，两侧为两只相对的孔雀，孔雀身体部分不施彩绘，尾部则以暖黄色与绿色表现孔雀华丽的尾羽。顶部则是一朵绿叶相衬的红色玫瑰花。
在孔雀与玫瑰花围合成的开光中，绘制有一幅民国时装女性打高尔夫球的图案。图中近景是两位时装女性，一位身着红底黄花旗袍，身体微曲前倾，双手握球杆正准备击球（图二）。旁边另一位女性则身着白底绿花纹旗袍，双手拄着球杆正在观看。两位女子身材婀娜，打扮入时，远处青山掩映、绿草茵茵，小桥流水景色怡人，和两位女子一同构成了一幅令人向往的田园美景。
尽管东西方古代历史上都曾出现过类似高尔夫球运动的挥杆击球类运动或游戏，比如中国古代的“捶丸”。但是真正的现代意义上的高尔夫运动起源于15世纪的苏格兰。1896年，高尔夫球运动就传入了中国，在当时中国的上海成立了第一个高尔夫球俱乐部。但是这时几乎没有多少国人了解这项运动。
直到20世纪30年代初，高尔夫球才在上海的上流社会流行起来。1931年中国、英国、美国的商人合办了高尔夫球俱乐部，并在南京陵园中央体育场附近开辟高尔夫球场。当然，即使在这一时期，高尔夫这种运动仍然是大部分国人闻所未闻的小众运动。高尔夫真正在中国流行开来要到60年后的20世纪90年代。
至于中国女性何时参与到高尔夫球运动中来，何时有了专业的女性高尔夫球运动员则未见明确的记载，但是由于这项运动与西方的其它运动一样，一经引入中国就变成了文明、健康、先进的代名词，因此，把它同女性的图像结合在一起，除了审美之外，也就形成了对传统压抑女性身体权利的反叛，成为了一种宣传女性身体权利与健康主张的时髦，这也才有了这件瓷壶上的装饰。
垂 钓
图三、清无名氏绘《大观园图》中的钓鱼场景 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
如果说高尔夫这种运动在民国只是少数人了解的时髦运动，那垂钓作为一种由生产劳动逐渐演变而来的运动就要历史久远的多，而且这项运动竞技性更缓和，属于女性更容易参与的运动。
其实女子参与垂钓相当早，而且很早就把它作为一种休闲娱乐的活动了。宋代词人吴文英在一首闺怨词《浣沙溪》中就曾写下：“波面铜花冷不收，玉人垂钓理纤钩”的句子，可见至迟在宋代，女子就已经把垂钓作为一种消遣闲暇、排遣寂寞的运动了。
而真正对女子垂钓进行了细致描写的则还是曹雪芹的巨制《红楼梦》。《红楼梦》第三十八回写道，史湘云请了贾母、王夫人、宝玉、黛玉及宝钗等一众人到藕香榭咏菊花诗摆螃蟹筵，“林黛玉因不大吃酒，又不吃螃蟹，自令人掇了一个绣墩倚栏杆坐着，拿着钓竿钓鱼。”
而到了第八十一回“占旺相四美钓游鱼，奉严词两番入家塾”（图三）中，更是写了李纹、李琦、邢岫烟、探春四人与宝玉用钓鱼来比试运气的段落，将众人如何理钩、如何下钩、钓得何色鱼种都写的极为详细，说明当时大户人家的姑娘对钓鱼确是十分在行的。
图四、民国女性垂钓图广告画
我们看到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的这个女性垂钓图广告画（图四），是民国时期的，内容基本上延续了清代女子垂钓图的模式，只不过换成了一位民国时装美女。
这位女子身着宝蓝色短款旗袍，头戴红色绣黄花流苏头巾，妆容精致入时，正坐在湖边的葡萄架下垂钓。远处的湖面上还有一对鸳鸯在自在的凫水。从两侧的图案来看，这张图是民国时期“大中华橡胶厂”的产品广告。
滑 冰
图五、《冰嬉图》长卷
高尔夫与垂钓作为运动，在当时受众都不算广，相比之下滑冰就是北方地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群众运动了。特别是在我国的东北地区，由于冬季降雪量大，河流封冻时间长，居住在这里的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很早就掌握了在冰雪中运动的技巧。
而真正成规模的冰上运动的记载，则在明清之际就已出现，满族入关前，1623 年女真首领努尔哈赤在太子河冰面上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冰上大会。有学者将这次大会视为冬季冰上运动会的先河。
而由于满族的这种传统，到了乾隆时期还专门举办一年一度的“冰嬉庆典”，并将其视为“国俗”。乾隆皇帝说“冰嬉为国制所重”。
每年从八旗官兵中挑选“善走冰”的能手入宫训练，冬至到“三九”时在西苑冰上举行冰嬉。皇帝率王公大臣等前往观看，赛后皇帝分等次，恩赏银两。现在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清代金昆、程志道、福隆安等人绘制的《冰嬉图》长卷，就记录了当时“冰嬉庆典”的盛况（图五）。
民国至解放初女性滑冰图玻璃镜
陕西历史博物馆也收藏了一件背面绘有民国至解放初期女性滑冰图的玻璃镜（图六）。这面玻璃镜为长方形，最长处28.8厘米，最宽处25厘米。玻璃镜由一周铁质黑框箍住，在镜的两侧，有铁质的镜架作为支撑。
镜背绘制有滑冰图，画面上远景为银装素裹的山峦，近景是一处结冰的河流，冰上有五位女性正在滑冰。五位女子都穿着入时，中间的两位一红一绿。当前的女子身着草绿色高领上衣，墨绿色裙子，头戴红色帽子，戴黑色手套，双臂摆动，一足抬起正在努力向前滑。
在她身后，一位女子身着身着红色连衣裙，头戴蓝色帽子，戴黄色手套，右臂抬起，左臂挽着前面的绿衣女子正在滑行。两位女性都面含笑容，洋溢着青春健康的气息。
上述的几件器物都是当时女性运动流行后的时髦产品，但总体来说，民国时期的女性运动还处在博兴的阶段，她是在救亡、革命、两性平等等多重社会议题的引导下发展的，由于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极不均衡，因此女性运动在各个地区的发展也非常不平衡。
而这些保存下来的民国女性运动的实物，只能作为当时女性运动的一张时髦招贴画，并不能作为当时女性生活，特别是广大女性运动的真实反映。它们是性别消费市场的宠儿，是社会大众凝视的审美对象，因此它的首要属性是美，而非真。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画中人无论参与的是何种运动，都不见方便的运动装束，而是各个穿着入时，妆容精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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