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快手科技CEO宿华为新书《被看见的力量--快手是什么》作的序。

这是快手官方出的第一本书,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12月20日起正式在全国各大书店和网络销售。

宿华在序言中阐述了快手的核心理念。他回顾了自己不同阶段对幸福感的探索,认为幸福感最底层的逻辑是资源的分配,而注意力是互联网的核心资源,快手的使命就是,用有温度的科技,尤其是AI技术,让更多的人得到注意力,提升每个人独特的幸福感。

本书较系统地阐述了视频时代、人工智能与普惠理念的关系。书中配有30个鲜活案例,生动地展现了快手生态,比较有趣好读。

书的四位推荐人为: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腾讯主要创办人张志东,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守英以及《理解媒介》译者、深圳大学教授何道宽。

快手创始人宿华个人身价有多少(提升每个人独特的幸福感)(1)

提升每个人独特的幸福感

宿华 快手科技创始人兼CEO

幸福感的演变

从小到大,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幸福感对我意味着完全不同的东西,有很不一样的定义。

5岁时,我的幸福感核心是“要有光”。

我出生在湖南湘西一个土家小山寨,这个中国毛细血管末梢的地方,风景秀丽但闭塞落后。当时村里还没有通电,天一黑什么都干不了。

没有电就没有电灯,更没有电视。晚上几乎没有娱乐活动,就在大树下听故事、看星星。家里唯一的电器就是手电筒,不过电池也很贵,经常舍不得用,晚上出门就带个松树枝当火把。山里没有公路,家里酱油用完了,要走两小时的土路到镇上,再走两个小时回来,才能买到酱油。

当时我最渴望的是天黑之后有光,有光就能玩,很快乐。这是特别奇怪的一个幸福感来源。后来我养成了一个很坏的习惯——睡觉不关灯,我怕黑,不开灯睡不着觉。我这个坏习惯直到结婚后才彻底改掉。

10多岁时,我的幸福感来源是“要考好大学”。

读书的时候,我随父母到了县城。在这个小县城,最有名的除了县长,就是每年考上清华、北大的学生。每年7月,县城唯一的也是最繁华的电影院门口就会张贴考上大学的学生名单。

高考是个很好的制度,它让每个人都有机会靠自己的努力去改变命运,推进了整个社会的阶层流动,因此很多地方越穷越重视教育,我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考上清华大学的。

20岁出头时,我的幸福感叫作“要有好工作”。

刚上大学时,老师教育我们说,有一个师兄特别厉害,刚找到一份工作,年薪10万元。我当时就觉得,能找到一份年薪10万元的工作,是很厉害的事情。后来听说谷歌薪水高,我就去谷歌面试,谷歌给我开出15万元的年薪,比我最厉害的师兄还多50%,那一刻我非常满足。一年之后又给我发了期权,后来翻了倍,我觉得自己幸福感爆棚。

快到30岁时,我的幸福感是“要有好出息”。

在谷歌工作时,我跑到硅谷待了一年多,最大的冲击是发现两个社会,不说深层的结构,连表面的结构都不一样。2007年,北京的车没现在这么多,而硅谷遍地都是汽车。那时候就觉得自己之前那点儿出息是不是太浅了,我应该能够做更多的事情,能够更加有出息,但是当时并不知道自己的出息在哪儿。

2008年金融危机刚发生的第二个月,我离开谷歌去创业,想让自己的想法得到验证,看看我到底能为这个社会贡献什么,或者能够收获什么。干了一年多,惨淡收场。

第二年我加入百度,做了很多有意思的事情,特别是在做“凤巢”机器学习系统时发现,我掌握的跟人工智能、并行计算、数据分析有关的能力是可以产生巨大能量的。

升职加薪,成家买房。但我一直有些焦虑,为什么想要的东西都得到了,却还是不满足?我的想法在某一个时间点发生了一个比较大的转变。我以前的幸福感来源于自身,我要怎样,要有光、要考好大学、要有好工作、要有好出息。都是怎么能让自己有成就感,让妻儿开心,让父母有面子,这些当然都是实实在在很幸福的事情,但除此之外,人生中是不是存在一种更大的幸福?后来我发现,相比于满足自己的欲望来利己,更好的方向是去探索怎样利他,如果有能力成为一个支点,让更多的人幸福,自己的幸福感会成倍地放大。

利他不是简单地帮助某个人做成某件事,这也是一个逐步探索的过程。我在谷歌工作时,心态就是以我个人的力量能够帮到所有人。我的技术很好,作为工程师,很多团队找我,从写网页服务器、做机器学习系统到进行大规模并行计算,只要你需要,我都能办到。那时候我好像是消防队员,到处帮人灭火,但现实很骨感,因为我的精力被分散了,所以到评职级的时候升不了职,得不到别人的认可。

去百度验证过我们的技术能量以后,我就继续创业了。我们的小团队做了很多类似雇佣军的事,到处去帮别人处理技术问题,把我们的能量放大,但后来我们发现也并不能帮助很多人。我意识到,如果要利他,不应该凭借我个人的力量利他,应该以机制的力量、价值观的力量利他,利他最好的是能利所有的人。这就不能以己度人,需要广泛理解更多人——他们的公共痛点在哪里?幸福感缺失的原因是什么?幸福感能够得到满足的最大公约数是什么?要能够找到所有人幸福感提升的最大公约数。

快手的独特之处

快手的形态其实很简单,它把每个人拍的生活小片段放在这里,通过推荐算法让所有人去看,但背后的思路和其他创业者会有点儿差别。

第一,我们非常在乎所有人的感受,包括那些被忽视的大多数人。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8年,中国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占总人口比为13%,还有约87%的人没接受过高等教育。从这个维度看,我们每天的所思所想、所关注的对象,偏差非常大,因此我们做了更多的选择,让那87%的人能更好地表达和被关注。

第二,注意力的分配。幸福感的来源有一个核心问题,即资源是怎么分配的。互联网的核心资源是注意力,这一资源分配不均的程度可能比其他资源更严重。总的来说,整个社会关注到的人,一年下来可能就几千人,平均两三天关注几个人,所有的媒体都看向他们、推送他们的消息。中国14亿人口,大多数人一生都得不到关注。

我们在做注意力分配时,希望尽量让更多的人得到关注,哪怕降低一些观看的效率。从价值观上来讲,还是非常有希望能够实现公平普惠的。注意力作为一种资源、一种能量,能够像阳光一样洒到更多人身上,而不是像聚光灯一样聚焦到少数人身上,这是快手背后的一条简单的思路。

用户主导的社区演变

建设短视频社区,最重要的是底层的价值。这些在社区里如何体现?

这几年时间,快手社区的氛围或观感、体验已经发生了巨变。我们作为社区的维护者,最大的特点是尽量不去定义它。我们常做的是把规则设计好之后,用户凭借他们自己的聪明才智、自己的想法,以及他们之间的化学反应,去完成社区秩序的演变。实际上,快手在历史上的每一次转变,都是用户驱动的,我们负责在旁边观察,看他们哪儿高兴哪儿不高兴,哪儿对哪儿不对,哪些地方破坏了价值,哪些地方又适应了时代需求。

这里分享一些用户主导社区演变的故事。

第一个是陈阿姨的故事。2013年,当时的社区、媒体都追求精致,但陈阿姨不一样。她曾是一个在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长相还可以,但不爱打扮。因为离家特别远,又失恋,人生地不熟。她每天在快手上拍各种各样的段子,特点是自黑,暴露自己的缺点,讲自己哪儿做得不好,又被人欺负了,等等。她发现,在社区里其实不用靠颜值或者打扮得很精致,只要大家觉得你很真实、你的生活很有温度,就会认可你。大多数留学生只展现自己光鲜的一面,而陈阿姨却勇敢地把自己过得不好、做得不好的地方展现给大家。所以在快手社区里形成了一种风格——这里非常讲究真实有趣,以及真善美三方面价值,对“真”的要求会很高。

第二个是张静茹的故事。当年她还是初中生的时候,在快手上有很多网友喜欢她,她拍的很多小视频传到微博上,很多网友会问她是谁、在哪儿。因为转发量大,她的粉丝就会在微博上告诉别人,她是快手用户,名字叫什么,账号是什么。她验证了社区内部的内容如果散播到外部去,反过来可以把外部的人引进来的观点。从她开始,快手很多粉丝会把她的视频到处散播,形成反馈,散得越多,认识她的人越多,反过来会有人去快手上找她。她的粉丝越多,忠粉、铁粉就会越高兴,喜欢她的人就变得更有力量了。

第三个是黄文煜的故事。黄文煜是个情商很高的人,拍了大量视频去关怀社会各阶层,特别是女生。他会从星座、血型各种维度去表达观点。那个时候大家发现,快手上不仅可以自黑,不光是真实,也有更多关心别人、关心社会、关心这个世界的其他人,整个社区的氛围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变化。

最近两年,大家感受比较直接的社区变化和直播有关。快手上有大量的人,对直播的理解非常深刻,也非常需要这种实时互动,所以我们上线直播功能的时候推广特别顺畅。

我们发现快手直播和其他平台有很多不同,最大的不同点是快手上的用户把直播当作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当成工作。快手上很多人是下班后直播,比如,我关注最久的一个婚礼主持人,他每次主持完婚礼都是半夜,所以他每次会半夜开直播或者拍短视频。他的视频系列叫“到饭点了”,因为他每天半夜12点下班去聚餐。我睡得晚,每天都要看看他今天吃什么,每次聚餐都是主人请客,每次吃的东西都很好,而且还不重样,已经持续了好几年。

还有一个在酒吧跳舞的女孩,我也关注了好几年。她每次上班前一边上妆一边直播,下班后就一边卸妆一边直播,和大家聊聊天。很多人在现实世界中得不到别人的理解,你也想象不到她的心理世界是什么样的。你可能会以为她是一个生活混乱的人,其实她有家有口,在酒吧跳舞是她的工作。她拍下了很多自己真实的生活,或辛酸,或高兴,她都愿意和大家分享,分享出去就会很开心。

有一次我还看到一个妈妈,她的孩子特别小,把孩子哄睡着之后,她就开始直播,因为孩子睡觉时间短,她也不能出远门,她一个人在家里陪孩子,最渴望的就是有人陪她聊聊天。开直播聊到一半,孩子一声大哭就醒了,说一句“我儿子撒尿了,我去给他换尿布”后,直播就关了,可能才直播了不到10分钟。在她看来,直播、短视频都是和这个世界连接的一种方式,也是得到别人的理解和认可的一种方式。

这些都是我们社区里发生过的故事。对于一个社区来说,我们呈现内容的形态、人们表达自己的方式,以及表示理解、赞同或者反对的方式,必然会随着社会、网络速度和一些秩序的进化而演变,所以我们还在演变中。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有的在城市上班,有的在草原养狼,有的在森林伐木,每个人的生活看起来都是微不足道的,不同的人生活状态会非常不一样。大家都在不停地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冲突、矛盾等,生活充满着挑战。

我爱拉二胡,曾经拉到半夜两点,隔壁卖豆腐的大爷早上碰到我说:“娃娃,你昨天拉得不错。”那时候听不懂这句话是说我吵到他们了。我生活在小镇上,不会有人骂我,他家做豆腐,锅炉烧得咕噜咕噜响,我也没有骂过他,这体现了民俗社会的包容性。

我关注了快手上一位拉二胡的大爷,他发的所有视频都是他一个人在拉二胡,而且拉二胡的时候左右都是反的,右手握弦,左手拉弓。可以看出,这是前置摄像头自拍的。如果一个人在家里常年都在自拍,就说明没有人陪伴。对这样一个老人来说,他最害怕的是什么?就是天黑的时候没电没光,害怕孤独,害怕没有人陪伴。但是他运气比较好,很早就发现了快手,因为普惠的原则,我们会尽量帮助每个人找到他的粉丝,找到会喜欢他、理解他的人。在快手上,这位大爷找到了9万多粉丝(截至2019年10月),其中就有我。每天晚上七八点,这9万多粉丝里恰好有二三十人有空陪着他、听他拉二胡。他只想有人陪陪他,骂他拉得臭都行,那也比没有人理他要好。

老人的孤独感是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并且这个问题的解决难度非常大。快手实际上提供了一个方案,并且是一个通用化的方案,不是针对他一个人的,而是针对这一个群体的,孤独感是很多人感到不幸福的重要原因。

再讲一位侗族小姑娘的故事,她来自贵州天柱,本名叫袁桂花,但在快手上她取了一个洋气的名字,叫“雪莉”。最早她是在快手上发很多展示乡村生活场景的视频,她自己修的茅草房子、自己做的弓箭,她找到曼珠沙华,即红色彼岸花,漫山遍野都是,受到很多粉丝的喜欢,因为很多城市里的人接触不到这些田园风光,这就是所谓的诗和远方。

她18岁高考失利,回家务农,白天没事了就给大家拍点儿视频上传。后来发现有很多粉丝喜欢看她和她生活的场景,很多人说要去看她,但她说家里破破烂烂,没有地方可以住。有一天,她在家旁边找到一个池塘,池塘旁边有一个山窝,山窝里有一个半圆的地方,她说要不我在这里给你们造个房子吧。她开始给粉丝们造房子。这个姑娘啥都能干,她有一次发了单手切砖的视频,还能扛一根原木到屋顶上。

本来她经历了很大的挫折,上不了大学,走不出生活的农村,但是快手给了她一个机会,她走不出去,那就让别人进来。桂花现在是村里最厉害的人,带着全村的人造房子。她不只是改善了自己的生活,还带着全村的人干,卖家乡各种各样的农产品,宣传村里的田园风光,改善整个村子的生活。

大家可能会认为桂花是一个孤例,实际上中国约87%的人没接受过高等教育,大多只能留在家乡找出路、找机会。怎么找?当快手把注意力给他们时,他们就可以找到自己的方案,改善生活。桂花一开始只是改善自己的生活,慢慢开始可以照顾家人,现在可以带动家乡发展旅游业。桂花是根据个人和粉丝互动的情况,自己来运作这个方案的。

当我们把注意力以普惠的方式像阳光一样洒向更多人的时候,这些人会找到最合适自己的个性方案,更有针对性、更有效率。张家界导游小哥周天送就是这样的例子。

我的老家就在天门山的西南角,张家界附近。周天送为人特别热情,他在快手上拍摄视频介绍张家界的自然风光,冬天的雪景、树上结的冰、清晨的云遮雾罩,大家非常喜欢,他也因此涨了很多粉丝。因为粉丝多了,所以他自己创业成立了一家公司,现在手下有几十个人。也是属于87%群体的他,将快手和当地的风景、当地的资源结合,找到了出路。当注意力分配更加普惠的时候,就可以帮更多的人创业。快手的普惠理念创造了更多的机会,但并不是快手选择他来做这件事情的,机会是他自己抓住的。

小远是一位来自安徽凤阳的小姑娘,在合肥的大排档里唱歌。我在快手上关注她快4年了,看着她一点点地变化。最早的时候,我们在评论里问她:“小远,你的理想是什么?”她回答:“我的理想就是今天能够唱10首歌,差不多能挣两三百元,养活自己。”到2018年的时候,我又问小远同样的问题,她说她要给她的妈妈买一套房。三年里她的理想变了,从养活自己变成要孝顺妈妈。

在大排档唱歌的女生,家境往往很困难。4年间,她最大的变化是自信了,这个自信写在她的脸上、写在她的言谈举止中。这个自信是怎么来的呢?有时候粉丝说,小远,你今天眉毛画得像毛毛虫一样。她就知道自己画得不好,第二天就画细一点。有时粉丝又会说,小远,你这条连衣裙不错,看着挺苗条的。她就知道什么样的衣服会显身材、适合自己。在这种互动中,小远一点点改进自己,互动多了,她就会变得越来越自信。

注意力可以让一个人变得更自信。当我们把注意力给更多的人时,就可以让他们在跟人的互动中变得越来越好。当然这种变化不是快手定义的,我们提供的是一个介质,让人们去相互影响,自己找到自己应该怎样改变的路径,这里面就有千千万万个小远。

快手里面也有很多名校大学生,高学历的有博士,还有国外名校的毕业生和老师,身份标签很光鲜,但不具有代表意义。我上面讲述的这些故事其实是关于中国今天的大多数人,是对社会真正有借鉴意义的代表案例。

提升每个人独特的幸福感

我给快手团队提出一个使命,就是提升每个人独特的幸福感。为什么要说“独特的”,我认为每个人的幸福感来源是有差别的,他们的痛点不一样,情感缺失的原因不一样,有的人因为孤独,有的人因为贫困,有的人渴望得到理解。那么快手怎么去做到这一点呢?

幸福感最底层的逻辑是资源的分配。社会分配资源的时候容易出现“马太效应”,即头部人很少,但得到的资源很多;尾部很长,但得到的资源非常少。就像《圣经》说的:凡有的,还要加倍给他,叫他多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老子》也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

快手要做的就是公允,在资源匹配上尽量把尾巴往上抬一抬,把头部往下压一压,让分配稍微平均一些。这样做是有代价的,总体效率会下降,这也是考验技术能力和执行能力的时候,如何让效率不下降,或者说下降得少一点。

当我们做资源分配的时候,尽量要保持自由,本质上是说,在契约、规则确定的情况下,尽量少改,别让人杀进去干预资源分配,尽量有一个大家都能够理解的、公平的规则或契约,如果觉得有问题也是先讨论再修改,而不是杀进去做各种干预。我觉得幸福感的来源核心在于,我们在做资源分配的时候,在资源平等和效率之间,在效率和损失可以接受的情况下,自由和平等这两者可以往前排一排。

我的幸福感从何而来

最后回到我的幸福感这个话题。前面说过,我选择利他,并发现最好的利他是能帮到全社会的人,能够找到天下人幸福感提升的最大公约数。我相信注意力的分配是其中一个计量方式。

在不同的社会、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会有不同的因素影响人的幸福感,注意力的分配是我们今天找到的一个因素,我们还会持续去寻找其他的因素,这是我对自己幸福感来源的定义。

有人可能问我,作为快手的CEO(首席执行官),你是不是全天下认识网红最多的人,我的答案特别简单:恰恰相反,我是全天下认识网红最少的人之一,我关注的网红我一个也没有见过。因为我担心,当你掌握了资源,又制定了资源的分配规则时,会成为一个非常有power(权力)的人,就会有人因为利益来找你,请求资源倾斜,破坏机制。权力使用的早期你会感觉很爽,享受使用权力的快感,非常像《魔戒》里的情节,戴上魔戒的瞬间你可以变得很强大,可以操控很多人和事,但是时间一长,你所有的行为就被权力定义,实际上是这个魔戒在操纵你,是权力在操控你。这是我心中特别恐慌的事情,为了防止这件事发生,我做了很多机制性的建设,建了很多“防火墙”。

我特别希望大家能够一起做更多的事情,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好,让更多的人变得更加有幸福感。今天我们处在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时代,互联网能够跨越距离的限制,让人和人之间更快、更便捷地连接起来。我们有大规模计算的能力,有做AI(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的能力,这是世界上很多人不具备的能力。我们应该发挥好这种能力,去帮助那些不掌握这种能力和资源的人,在快速变化的时代也能够变得更好。这是科技革命带来的进步和效率的提升,把效率产生的增量反哺到国民身上,这是我一直在想的事情,希望未来也能够一起探索把这件事持续做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