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炎黄春秋
原标题：黄河：中华民族的根和魂
导语：追根溯源，“中国”产生在黄河之滨，黄河流域曾经是中国的主体。有史以来，黄河见证了中华民族烙下炎黄的底色，黄河孕育了五千多年未中断的中华文明，黄河哺育了中华民族和谐大家庭，黄河打开了中国面向世界的胸怀，黄河点燃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激情。本文从物质文化视角，探析黄河文化根和魂的源流，梳理黄河文化蕴涵的时代价值，讲述悠久的黄河故事，赓续中华民族的根和魂。
2022年冬奥会开幕式上，“黄河之水天上来”的震憾画面让世界惊叹。强调，黄河“是中华民族的重要象征，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标志”“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根，凸显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文化；魂，凸显中华文明的基本内核、价值观念和黄河文化一脉相承。
黄河见证了中华民族烙下炎黄的底色
世纪之交，有国外学者提出“夏娃理论”，即大约在距今10万至5万年间，一部分早期现代人从东非向世界各地扩散，取代了在世界各地生存的原住古人类，成为全世界现代人共同的祖先。然而，近年来，我国的考古发现实证了中国拥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特别是北京大学王幼平教授团队在河南郑州地区老奶奶庙遗址发掘出土的距今5万到4万年左右的遗迹和遗物，以及高星教授带领的团队在黄河上游的青藏高原开展距今10万到4万年间遗址的考古发掘，进一步证明中国是东方人类的故乡，是同非洲并列的人类起源最早之地。
新的研究证明，尼安德特人距今4万年左右仍然生活在欧洲；在欧亚现代人的基因中仍有1 %— 4 %的尼安德特人的基因，说明尼安德特人并非在来自东非的人类到达之前已经灭绝，其基因被现代人所继承。最新的DNA研究成果显示，中国南方人所具有的男人基因主要是黄河中游地区的古代中原地区人群，其在南方人来自男性方面的DNA占80 %多。对此，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认为，“夏娃理论”显然是错误的。
河南省濮阳西水坡遗址M 45出土的用蚌壳精心堆塑的龙图案
龙是黄河文化的显著标识，是中华民族的图腾。河南省濮阳西水坡遗址发现了3组用蚌壳堆塑的图形，山西陶寺遗址的龙纹逐步成熟化与格制化，河南二里头还发现有多件镶嵌绿松石的青铜牌饰，上面的图案也略似龙纹。中国的龙文化发展大致有3个时期：早期夔龙，长得像蛇一样；秦汉时期的龙长着翅膀；宋元明清时为华丽的“黄龙”，鹿的角代表畜牧业，牛的头代表农耕业，虾米的眼睛代表渔业。因为龙，我们拥有了共同的文化理念。
我们有共同的“龙根”。中国古人类学者吴新智院士提出：生活在东亚地区的人类，从远古至今，有着极高比例的铲形门齿的特征。这种门齿是东亚地区蒙古人种的突出特点。中国境内的人，具有80 %以上的铲形门齿比例。而在欧洲和非洲，这种门齿所占百分比仅仅是个位数。这也实证：中国人是在中华大地连续进化的。
我们有共同的“龙语”。2021年11月，《自然》期刊发布了来自多国研究人员联合公布的研究成果，提出包括现代日语、韩语、土耳其语和蒙古语等同一语系的语言以及说这些语言的人，都起源于大约9000年前住在西辽河流域的种植谷子的人群。随着这些人群迁移，其后代语言在数千年的时间里，就随之向北、向西、向东传播，并到达黄河流域。商朝中晚期开始规范汉字，秦朝统一六国文字，从此“龙语”在中华大地生根。
有文献记载，黄河流域早在上古时期就产生了炎黄二帝的传说。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刘庆柱认为，黄河称谓与黄帝相关，黄帝和黄河，一个是人，一个是自然，黄帝大战蚩尤就在黄河，没有黄河也没黄帝。黄河在商代的《卜辞》里叫“高祖河”。《水经注》称黄河为“上河”，说明黄河排位始终靠前。《汉书?地理志》最早出现黄河的正史记载。这个时期，“金木水火土”五行之中，“土”最重要。因为“土” 是承载“人”的，“土”是黄色的，也是金贵的。黄河和黄帝能演变为黄河文化的基本符号，是与黄色的、金贵的大地之“土”相关联的。
黄河中游是炎黄文化发源的核心区。从地理维度看，黄河在中国南北方的大河和大江中 居于“中部”。从文化维度看，由旧石器时代的河北泥河湾、陕西蓝田、山西芮城等地古人类 及秦岭地区、河南许昌与郑州等地现代人遗存，到新石器时代的裴李岗遗址、仰韶文化、河南龙山文化，等等，主要的中华史前文化分布在黄河流域中游。从历史维度看，文献记载的五帝活动区域主要在黄河中游。考古学与遗传学证实蒙古人是鲜卑人的后代。匈奴、鲜卑人也认为黄帝是他们的祖先。黄河因为黄帝成为中国独特的母亲河，黄河又使黄帝成为中国的人文始祖。
黄河孕育了五千年未中断的中华文明
食为政首，谷为民命。商朝武丁统治时期重视农业，形成“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复兴”的武丁盛世景观。3200多年前的黄河流域殷墟甲骨文刻辞“王大令众人曰协田”，正是反映了早期王权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作用。武丁时期有了民心的基础和国力的保证，便开始实践强国的梦想，对一直以来威胁商朝安全的周边国家进行讨伐，最终取得胜利，扩大了中原王朝的疆域和向四方的影响力。
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的商代“王大令众人曰协田”刻辞卜骨
中国人自古以来敬畏土地，历代政权重视农业。5000年来，重视粮食及粮食安全，一直是全体中国人的持续共识。这也回应了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结论：在人类历史上出现过20多个文明形态，只有中国的文化体系长期延续发展而从未中断。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陈胜前认为，中国文明起源不是某一点的突破，而是一个体系的建 立，其根源是以农业起源为基础的文化格局。距今12000年左右，人类迈入考古学上的新石 器时代，全球最适宜人类生存的黄河和长江流域发生“农业革命”。走过了数百万年的中华大地上，先人们告别洞穴，走进新纪元。从这一时期开始，黄河流域中原腹地出现了大规模的 “李家沟人”和“李家沟文化”。
黄河流域是最早栽培粟和黍的地方，成为种植这两种作物的旱地农业起源的大温床。河南省舞阳县贾湖遗址，更发现了近9000年前的炭化稻米。农业是文明之母，黄河流域农业的起源奠定了农耕文明的基础。从史料记载的黄帝开始，直至北宋，沿黄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一直走在中华民族的前列，华夏文明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一直在沿黄地区。可以说，黄河滋润的土地连同土地上农耕文明孕育的强大精神力量和价值观，是中华文明五千年未中断的基础。
陕西神木石峁遗址皇城台竖立长石雕圆立柱，呈现较早的“中华（花）”
黄河岸边的石峁遗址皇城台发现了竖立长石雕圆立柱。立柱为“中”型，立柱上面雕有 “花”（华）纹，意为大地母亲，彰显王权。这是目前王城立柱上发现较早的王权之花，也是华表演进的源头。北魏以前没有“花”字，“华”亦为“花”。对于 “华夏”一词的来历，目前学界多认为“华”即花，原为我国中原地区仰韶文化的玫瑰花的一种标志，后来和燕山脚下的龙图腾标志的部族，形成中华文化的共同体。《尚书》中，周朝认为自己是黄帝的后裔，自称为“有夏”，也自称“华夏”，后又将周王朝分封出去的诸侯国称作“诸夏”或“诸华”。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刘庆柱认为：中华民族的魂就是“华”，是崇尚和信仰“华”即“花”的人群。庙底沟文化的人群，也是近代以来所说的最早“华人”。现在的“华山”也是由庙底沟文化的花卉纹彩陶而得名。
对“华夏”的认同一直在延续。从《史记》记载的“五帝时代”，经夏商周至秦汉、魏晋南北朝再至唐宋，历代王朝的都城均在“大中原”地区，这也就是“择中立国”的佐证。宋代以后金元明清王朝建都北京，仍然是“择中立国”的延续，大金王朝的都城就称为“中都”，他们认为“燕京乃天下之中”。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刘庆柱认为：黄河中游的中原地区保存着中国境内最为重要、最具“中国历史文化特色”、最有代表性的中国“国家文化”的文化遗产。
我们有深厚的农耕文明上产生的优秀文化。在我国5000多年文明史上，黄河流域有 3000多年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分布有郑州、西安、洛阳、开封、安阳等古都。黄河孕育了河湟文化、河洛文化、关中文化、齐鲁文化等，从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到隋唐佛学、儒释道合流、宋明理学，经历了多个学术思想繁荣时期。在漫漫历史长河中，黄河流域沉淀了《诗经》《老子》《史记》等经典著作，产生了儒、释、道、墨、法、兵等各家学说，涌现了一大批思想大家。在绘画、雕塑、篆刻、书法等艺术门类中出现了《熹平石经》《祭侄文》《女史箴图》《步辇图》《清明上河图》等传世名作和麦积山、敦煌、云冈、龙门石窟等艺术宝库，涌现出阎立本、皇甫轸、吴道子、颜真卿等丹青大师。在科学技术方面，黄河流域产生了最早的天文历法家和数学。《考工记》《禹贡》《水经注》《齐民要术》《梦溪笔谈》等反映了我国工、农及地理学等方面的技术成就。应该说，黄河流域深厚的农耕文明为儒释道学说发展融合，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成，提供了源流。
历史表明，中华文明不但没有中断，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一个重 要原因是，中华民族高度重视历史著作的撰写与史学的经世致用功能，形成了世界上绝无仅 有的“文化长城”。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主任杨共乐认为，两河流域与古 埃及人居民发明了文字，积累了丰富的文献，编撰了法典，但就是没有产生史学。在古代， 只有古希腊和中国创造了与历史有密切关系的史学。但古希腊的史学主要涉及其当代战争史，没有产生数代史家连续依时叙事的作品。而在古代中国，史学乃国之要事。从《竹书纪年》《史记》到《资治通鉴》，贾谊、司马迁、班固、司马光等一大批历史学家的文化担当，汇集了黄河文史之大成，集中展现中华各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连续不断的史学巨著既是中华文明灿烂成就的体现，更为中国人的精神家园输送了无穷的食粮。
黄河哺育了中华民族和谐大家庭
距今5000多年前仰韶文化时期的陕西临潼姜寨聚落遗址，体现了一种凝聚和内向式的聚落格局。中国这种“聚焦文化”不同于源自古希腊的西方“散焦文化”，因为有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同心圆式的原始和谐家园便勾勒出中华大地上追求一统的文化传统。
中国国家博物馆展示的距今5000多年前仰韶文化时期陕西临潼姜寨聚落遗址（模型）
黄河流域还有很多类似的大型大家庭聚落遗址。如仰韶文化晚期，河南中西部伊洛郑州地区是秦王寨类型，山西南部汾水流域是西王村类型，陕西关中渭河流域是史家类型，内蒙古南部河套地区是海生不浪类型，陕西西部和甘肃东部的泾水流域是南佐类型，甘肃东部渭河上游是大地湾类型。其中，甘肃秦安大地湾是一个扇形山坡上的大型聚落遗址，从山下到山顶有一条中轴线，将遗址划分为对称的两片。中心是处在中轴线底端的901号大房子。中轴线的两边则有数百座中小型房屋，俨然是一座都城的雏形。这种格局开启了中国宫殿建筑中心对称的先河。
黄河流域的农耕文明形成的聚焦文化，深刻影响着黄土地上的人们。距今6000年左右开始，黄河中游地区的庙底沟文化向周围地区扩散，到距今5300年前后，其影响力南达长江中游，北抵河套，东到黄河下游，西至黄河上游地区，第一次出现了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一个文化圈。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陈胜前认为，中国早期的都城，最西不超咸阳，最东不过开封，中间点差不多是洛阳，其北面就是北京。若以洛阳到北京的距离为半径画一个圆，基本上就是我们经常讲的中华文明的核心区。大中原成为中华文明聚焦中心。
历代王朝主动推进大一统。以黄河文化价值观为基础的政治制度和伦理道德，是我们民族和国家融合统一的灵魂。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推进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着手解决一个地域辽阔的国家政权治理难题。汉武帝为适应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设的需要，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便由私学一跃而成为占据正统地位的官学。经过漫长岁月的浸润，儒学渗透到中华民族生活的各个方面。秦汉至南北朝，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民族大融合的第一次高潮，使黄河文化在地域上大大扩展。这时，黄河文化的覆盖面已远不止黄河流域，而达到了两汉的疆域，其文化的影响力远及西域、日本与南海。从隋、唐至元末，中国境内又再次掀起一个民族大融合新高潮，使黄河文化的覆盖面进一步得到扩展。至清朝建立，黄河文化与周边的诸种文化相融合，便进一步成长为中华民族文化。
黄河儿女积极推进多民族的融合。在文化演进发展的历史进程中，黄河文化也正是吸收、容纳了不同地域的草原游牧文化、农耕文化、民族文化，从而形成了多元统一的文化体系。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提出的“重瓣花理论”认为，花心是中原文化区，内圈的东、东北、东南、南、西南、西北和北部都自成一个文化区，其外围从东南起按顺时针方向数，有东越、 闽越、南越、瓯越、夜郎、滇、南诏、吐蕃、乌孙、匈奴、东胡、契丹、肃慎等，也各有其文化特点，只是走向文明的时间较晚。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母体和主干。在武丁、妇好、赵武灵王、文成公主等黄河儿女推动下，黄河文化以其主体性与核心性展示着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和不可分割性，成为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精神支柱与文化主轴。特别是近代以后，在寇深祸亟的严峻形势下，我国各族人民手挽着手、肩并着肩，英勇奋斗，浴血奋战，共同书写了中华民族保卫祖国、抵御外侮的壮丽史诗。
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发展一直是沿着多元一统的轨迹曲折前进，以至形成现在以汉族为主 体的多民族统一国家，构成多元一体的“大一统”格局。如今，“我们都是炎黄子孙”已成为华夏儿女共识，黄帝故里拜祖大典每年吸引诸多海内外炎黄子孙。历史终将证明，推进祖国完全统一必定实现。
黄河打开了中国面向世界的胸怀
一万年前后，黄河上游就有了东西交流。黄牛、绵羊和山羊，以及大麦、小麦，包括铜和铁，基本是通过黄河上游从地中海、中亚地区传到中国西部，再从西部的黄河上游传入内地。中国科学院大学杨益民认为，公元前3000年晚期，由黄牛、绵羊和山羊引发的牧业革命，“是中国早期国家诞生的催化剂”。因为黄牛、绵羊和山羊，它们不仅能提供肉、皮和骨等初级产品，也能提供奶、毛、畜力等次级产品，在衣食住行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在建筑业、运输业、采矿业和重工业方面，黄牛的负重或拉车功能，可以提高食品、陶器、食盐等轻工业产品、重工业原料和矿石的运输效率。黄牛、绵羊和山羊成为第一产业的主力，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提供原料和动力，是青铜时代城市化和复杂社会兴起的经济基础。
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的陕西西安鲜于庭诲墓出土的 “三彩釉陶载乐骆驼”
黄河是一条沟通亚欧大陆的文化运河。中国社会科学院李国强认为，公元前6世纪中叶，波斯崛起，成为横跨亚欧非的庞大帝国，为三大洲道路连接提供了条件。公元前4世纪，随着亚历山大东征，贯穿东西的交通线得以连通，由欧洲、中亚进入我国中原的交通线也畅通起来。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正式贯通了中原至西域的通道。公元73年，班超前往西域，之后甘英奉命出使大秦（罗马帝国），由此打通了由西域至条支和安息，并抵达波斯湾沿岸的道路。通过丝绸之路，我国的丝绸、茶叶、瓷器、漆器等商品源源不断输出到沿线国家；来自中亚、西亚以及欧洲的珠宝、药材、香料以及葡萄、胡麻、胡桃、胡萝卜、胡瓜等各类农作物络绎不绝进入我国。为了争夺对中国丝绸贸易之利，公元571年，拜占庭联合突厥与波斯发起了一场长达20年之久的“丝绸之战”。此外，公元5世纪前后，我国的茶叶通过陆地和海上丝绸之路陆续传入南亚、中亚、西亚。茶叶改变了中世纪欧洲人的生活方式，茶叶贸易影响了中世纪欧洲的资本和经济体系。随着中国瓷器的大量输入，欧洲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随之发生重大变革。
东西方交流是多样的。造纸术、印刷术、火药、指南针是沿黄地区最为辉煌的四大科技发明，是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宝库的重大贡献。17世纪，培根曾认为：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三大发明已经改变了世界范围内事物的面貌；印刷术改变的是学术，火药改变的是战争，指南针改变的是航海业。19世纪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从社会发展的高度来论述三大发明对欧洲社会的作用。马克思认为：“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历史告诉我们，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推动了世界历史的进步，推动了人类文明的新发展。
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的距今4000多年前舞蹈纹彩陶盆，青海大通上孙家寨出土。一般认为舞蹈图直实生动地再现了先民们在重大活动时群舞的热烈场面
黄河沿线文化交流遍及音乐歌舞、天文历算、文学语言、服装服饰、生活习俗等社会生 活的方方面面。被称为“民乐之王”的琵琶，在南北朝时通过丝绸之路从波斯经由西域传入我国，不仅在隋唐成为九部、十部乐中的主要乐器，而且造就了无锡派、平湖派、浦东派、崇明派等多个琵琶流派，以及《塞上曲》《夕阳箫鼓》《十面埋伏》等传世名曲，白居易、元稹、苏轼等文人墨客都曾留下咏叹琵琶的千古诗词歌赋。在唐代，琵琶从我国传入朝鲜、日本、越南。由我国传入日本的螺钿紫檀五弦琵琶，至今收藏于日本奈良东大寺，堪称世界艺术宝库中的稀世珍品。在丝路之上有不少文化使者名垂千古，如鸠摩罗什、法显、玄奘、鉴真传播佛教。13世纪意大利旅行家、商人马可?波罗经中东远道而来，历时4年多，于1275年到达元大都。他在我国游历17年后写下《马可?波罗游记》，激发了欧洲人对古老中国的热情向往。
黄河打开了中国人的胸怀。古代丝绸之路在不同历史时期虽然有起有伏，但通过贯穿东 西方的陆海通道，最终实现了人类文明史上商品物产大流通、科学技术大传播、多元文化大 交融。由古代丝绸之路所汇聚的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价值理念，是人类文明进步繁荣 的精神内核。古代丝绸之路奏响了道路相通、贸易流通、文化互通的历史序曲。进入新时代， “一带一路”推进人类文明进步，加速人类发展进程。
黄河点燃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激情
九曲黄河，奔腾向前。鸦片战争后，随着列强入侵和国门被打开，中华传统思想文化经 历了剧烈变革的阵痛。为了寻求救亡图存之策，各种救国强国思想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特别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黄河岸边，开始呈现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画卷。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一方面，抗日将士渡过黄河，奔赴抗日一线奋勇杀敌。另一方面，各界有识之士投奔革命圣地延安。日本人1942年5月出版的《华北共军现状》披露，北平大学生到大后方去的占六成，投奔解放区的则达七成。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1939年《黄河大合唱之保卫黄河》手稿
“坚持人民至上”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自从1943年4月，在延安的中央政治局通过会议决定党旗样式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从未改变。镰刀代表农民阶级，锤头代表工人阶级，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写在自己的旗帜上。
1944年夏天，曾3次过草地的29岁战士张思德，到延安的安塞县烧炭时因窑洞塌方牺牲。毛泽东同志获悉后，要求派人站岗值班，防止遗体被狼吃了，并要尽快挖出遗体，买一口棺材装殓。3天后的追悼会上，毛泽东同志发表了题为《为人民服务》的演讲。
延安革命纪念馆展厅内有一幅老照片：长条桌上摆有8个碗，群众正在向自己认可的候选人碗里放入黄豆。这是中国共产党实行民主的生动实践。这也是对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谈及人民和政府关系时的回应：“不是国家制度创造了人民，而是人民创造国家制度。”民主，希腊文称为“人民的权力”，中国共产党称为“人民当家做主”。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决抵制西方所谓“宪政”、多党轮流执政、“三权鼎立”政治思潮的侵蚀影响，走出了一条“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民主道路。
1945年，民主人士黄炎培在延安提出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同志回应：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一路走来，勇于自我革命是破解历史周期率的一把钥匙。
回望黄河两岸，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弘扬伟大建党精神，顽强拼搏、不懈奋斗，涌现出一大批视死如归的革命烈士、一大批顽强奋斗的英雄人物、一大批忘我奉献的先进模范，形成了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西柏坡精神、焦裕禄精神、 “两弹一星”精神、抗震救灾精神、载人航天精神、工匠精神、科学家精神、抗疫精神、脱贫攻坚精神等伟大精神，构筑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于中华文化的沃土之中，深刻汲取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道德理念，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让自己强大起来。2021年11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宣告，“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作者：翁淮南 系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理事、中国国家博物馆图书资料部主任）
责任编辑：宋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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