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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州味道》特邀作者：顾方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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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外物》中“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原指与“大道”有相当距离的琐屑言语。《论语·子张》中以文学见长的子夏有言：“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儒家本身推崇经史而不推崇文学，在儒家上升为官方正统学说后，对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的小说之言，自然会鄙薄其不通义理，流于浅薄。文化精英对小说之言居高临下的态度会阻碍其在史书上的记载，但不能禁绝小说之言在民间发展成俗文学的一脉，如同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所言：“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
《搜神记》封面一种，六朝志怪小说至今依然可以给漫画、动画界提供丰富的想象资源。
追溯小说这一文体在古代中国的发展脉络，后人依然可以在浩如烟海的史书记载中寻觅到小说之言的踪迹。六朝出现的志怪小说比如《搜神记》是作为历史记载的附录，记录者道听途说的事件视为“可能存在的实际经验”进行忠实记载，而到唐代，小说在六朝志怪小说的基础上发生了巨大变化。虽然在文本内容上保持了搜奇记异的传统，但小说的规模技艺远超六朝志怪小说，更重要的是，不同于六朝的搜神志怪小说，唐代文言小说多取自于唐代现实生活，涉猎爱情、历史、政治、豪侠、神仙、梦幻等各方面主题，并且出现了众多第一人称叙述的作品。这意味着创作者主观的虚构成分明显加强，作者不必为故事的真实性负责，标志着小说进入了“有意为之”的主动创作阶段，已然脱离于史传文学成为了独立文体。晚唐裴铏编著有小说集《传奇》，中国文学史依此将唐代的文言小说称之为“唐传奇”。现存的唐传奇大多收录在宋初的《太平广记》一书中。
唐传奇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初、盛唐为发轫期，像王度的《古镜记》、无名氏的《补江总白猿传》，显示出了六朝志怪小说到唐传奇的一个过渡过程，这一时期的唐传奇作品数量少，且艺术水准尚未成熟，残存有明显的搜神志怪倾向。
中唐是唐传奇发展的兴盛期，从代宗到德宗的百余年间，名家辈出，在士人的大力参与下，中国古代小说在文体上吸收了诗歌、散文、辞赋等文体的表现手法，使得小说这一文体焕然一新。从创作主体来看，像元稹、白居易、白行简、李绅这样的名家，兼具了诗人与小说家的身份，同一个故事会有着歌行与传奇的不同版本，许多传奇都配有相应的长篇歌行，使得传奇在地位和传播效应上都大大提升。加之中唐古文运动的代表人物韩愈、柳宗元所创作的《毛颖传》《李赤传》在构思与技巧上比较接近传奇，同时又具有古文的笔法与风格。
唐传奇在进入晚唐后由盛转衰，但这一时期的作品数量仍然可观，不乏杜光庭《虬髯客传》这样的豪侠传奇的优秀作品，还出现了袁郊《甘泽谣》、裴铏《传奇》这类文言小说集。不过整体质量有所下滑，不复中唐时期的光彩。
唐朝佛教兴盛，变文与俗讲的传播促进了中国古代白话的发展，士人群体对传奇等俗文学在审美上有着良好的接纳程度。士人大约在贞元、元和年间掀起了由雅入俗的浪潮。元稹在诗句“翰墨题名尽，光阴听话移”下有自注：“乐天每与予游从，无不书名屋壁。又尝于新昌宅，说一枝花话，自寅至巳，犹未毕词也。”元稹与白居易二人凌晨就起来听“一枝花话”，并且连续听了近四个时辰，当时士人对通俗文学的热衷可见一斑。在这样的时代文化背景下，中唐时期湖州的两位沈姓才子，分别撰写了传奇中相当有分量的作品。
沈既济（约750—786），吴兴德清县人，一说苏州吴人，排行十九。《旧唐书》称沈既济“博通群籍，尤工史笔”，《新唐书》称其“经学该明”。大历年间受知于吏部侍郎杨炎，大历十四（779）德宗即位后杨炎拜相，举荐沈既济才堪当史任，试太长协律郎。德宗时期沈既济针对冗官现象，务实谏议，鲜明地指出了“今日之治，患在官烦，不患员少；患不问，不患无人”的问题，为德宗所采纳。沈既济与萧颖士之子萧存及许孟容友善，都以文辞知名，又与著名史学家杜佑友好。沈既济撰有《建中实录》十卷，为时人所称道，同时撰有《选举志》十卷，《江淮记乱》一卷，可惜三者均散佚。《全唐文》收录沈既济六篇文章。沈既济之子沈传师也是出色的史学家。
沈既济在贬谪期间撰写的《任氏传》与《枕中记》两篇讽世之作，是唐传奇进入全盛时期的标志性作品。《任氏传》是中唐继陈玄祐《离魂记》后又一重要的爱情传奇，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第一个借狐仙刻画现实生活的故事。不同于以往志怪故事中简单粗糙的狐女故事，沈既济不惜笔墨，在史传的框架中构造丰富的情节，细腻地刻画了一位美丽、多情、开朗、刚烈的传奇女子，为后世《聊斋志异》这类小说狐魅人性化、人情化描写开创了先河。作者在文末对任氏“异物之情也，有人道焉。遇暴不失节，徇人以至死，虽今妇人有不如者”的赞扬，无疑具有讽世的意味。虚构而丰满的故事与史传文学传统的结合，后世人在感受到沈既济“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良苦用心时，不由得按照“知人论世”的逻辑对《任氏传》做出更丰富的解读，然而史料记载的限制又让人不由得感叹，在历史记载的中断之处，须以文学为媒介展开想象。
任氏的形象具有多重的研究价值，妖狐的形象特质给予了这个女性更多的活动自由，沈既济巧妙地将主体之间地位的差异转化为异种族之间的差异。任氏作为狐妖而非神仙出现，活跃于俗世而非超绝于世俗，带有着神性的智慧却削去了神性的高贵，显得狎昵可亲。这一复杂人物形象的出现，也折射出了文人这一团体的自身写照从先秦贵族时代进入中唐封建时代的转折变化。《任氏传》带有明显男性凝视色彩的狐妖书写方式被后世的小说所继承，我们在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可以看到任氏的各种变形，但沈既济原创作品中的精巧构思与隐含情绪，是后来带有强烈消遣目的通俗化文学所难以具备的。
沈既济的另一则传奇《枕中记》又名《吕翁》，是成语“黄粱美梦”的出处。从文体论角度来说，《枕中记》与《任氏传》形成了有趣的对照：《任氏传》采用历史传记的框架，用丰润的文学笔调去摹写任氏的事迹，《枕中记》在形与神上都与《庄子》中的寓言相似，读者只需要阅读卢生梦中急速变迁的人生轨迹，便立刻能够体会到其文笔上简洁凝练，纯乎一种历史书写。
《全唐文》房千里《骰子选序格》有言：列御寇叙天子梦游事，近者沈拾遗述枕中事，彼皆异类微物，且犹窃爵位以加人，或一瞬为数十岁。房千里称沈既济为沈拾遗而非礼部员外郎，则可推测《枕中记》应当是在沈既济在建中二年（781）至兴元元年（784）贬谪中所作。作品中提及的 “节度使王君㲋新被杀”发生于开元十五年（727），期间唐王朝历经安史之乱后国力由盛转衰，昔日的开元盛世恰如卢生的黄粱美梦一般，在沉重的现实打击面前，儒家经世致用、建功立业的高昂激情被道家出世逍遥、全身保生的虚无主义所调和。《枕中记》在宋元以后演绎为多种戏曲，其中以明代汤显祖所作《邯郸记》最为著名。
沈亚之（781—832）字下贤，湖州乌程人。宪宗元和五年（810）始入贡京师，中间三年黜礼部，曾游学韩愈门下，与李贺结交，与杜牧、张祜、徐凝等友善。沈亚之兼长诗、文、传奇，以文才为时人所重，李商隐、杜牧都有模仿沈亚之的作品。有《沈下贤集》12卷，有《四部丛刊》影印明翻宋本，叶德辉观古堂刻本则为10卷。沈亚之留存下来的传奇作品有《异梦录》《湘中怨解》《感异记》《秦梦记》《冯燕传》五篇，除《冯燕传》外，均写人神相遇与恋爱婚姻之事，题材相近，以文人所擅长的华美辞章嵌入文人所向往的美梦之中，是沈亚之传奇作品的主要特征。
《异梦录》是沈亚之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作品，唐代谷神子（郑还谷）的传奇集《博异志》采录此篇，题作《沈亚之》。段成式《酉阳杂俎》亦摄述其故事，但稍有变化，宋以来又演为话本小说。故事讲述了帅家之子邢凤住进长安平康里旧居豪宅后，梦见曾经居住在此的美人传授诗歌，记录下一首《春阳曲》：“长安少女踏春阳，何处春阳不断肠。舞袖弓弯浑忘却，罗衣空换九秋霜”。诗歌文辞凄艳，令众人叹息。
《感异记》中假托同乡沈警来述说了遭遇神女的传奇，故事情节并不突出，属于文人骚客已然类型化的浪漫幻想，但沈亚之借故事人物之口所创作的诗句为后来人所欣赏，南宋文学家叶梦得在《石林诗话》中就称赞道：“开帘风动竹，疑是故人来”与“徘徊花上月，空度可怜宵”两联，虽见唐人小说，其实佳句也。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评价唐传奇“以华艳之笔，叙恍惚之情，好言仙鬼复死，尤与同时文人异趣”，这在沈亚之四个记录士人梦境与奇遇的传奇中显得尤为突出。沈亚之所撰写的传奇不以故事的规模和情节取胜，一些故事在情节设计上甚至显得十分粗疏。然而沈亚之充分发挥自己擅长的诗词歌赋，在传奇中穿插诗歌，不但使得小说的文词更加雅洁，而且诗歌作为传奇的有机组成部分，大大强化了整个故事的抒情氛围。
比如《湘中怨解》的结尾处，于众人之中忽然独自悲伤的郑生面对湖上遥遥传来的辞赋唱答，作者并未明确指明回应者的身份，而不久后湖上的画舫楼船也消弥于风涛之中，于是情节在此时已经不重要，需要靠读者在文字的留白处，去想象郑生对着浩渺江湖于缓慢时间中的怅惘情思。类似圆熟的诗歌意境不由得让人联想起同时代诗人钱起妙手偶得的那一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这构成了士人有意创作唐传奇的一个极鲜明特征，区别于诸如搜神记、冥报记、玄怪录等类型的唐传奇。
来源：湖州发布
制图：潘美馨
编辑：柯佳琪
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美丽乡村入画来
摄于吴兴区织里镇上林村
摄影：王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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