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0月的一天，延安棉土沟半山坡上的几间窑洞内，保安处工作人员正如往常一般忙碌着。
这时，在完全敞开的办公室外，一个头裹布巾的村民在徘徊观望，工作人员心生疑惑，猜到对方恐怕有什么难言之隐，不便开口。
于是主动询问，村民这才鼓起勇气举报了一起伤风败俗的案件。
原来，当地有一个和尚，悄悄和当地一名有妇之夫勾搭在了一起。
村民们觉得这事有伤风化，就希望政府出面管管。
保卫处的工作人员想到延安是中国革命重要发源地，我党秉持着扎根群众、服务群众的理念，一向对民众的合理要求“有求必应”，就对此事展开了调查。
却不想无心插柳柳成荫，一番调查下来，竟然牵出一条潜伏的反动派特务链，还吓跑了一个准备刺杀中共高级领导人的隐秘刺客！
那么，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探究一下。
一、初建保安处，为民办实事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依然处在战乱年代，当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很快选择了在延安这个地方落脚，并将中共中央迁到了这里。
为了做好中央领导保卫工作，防止敌方势力侵入以及间谍活动，中央红军成立了西北政治保卫局。
1937年国共已经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于是在当年的9月份，中央苏区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政府，而西北政治保卫局则与边区保安司令部合并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
作为政府保安部门，其任务已经转变为保卫人民正常的生活秩序。
当然，中共中央的办公条件还是十分艰苦的，即便是边区的保安处也只能一群人窝在几孔窑洞里办公。
不过这也有一个好处，就是拉进来政府与群众之间的距离，民众可以更加方便的到政府反应情况，保安处也可更快速的响应群众需求。
同年10月的一天，棉土沟半山坡那几间作为办公室的窑洞内，保安处工作人员如往常一般忙碌着，不时接待群众来访，解决群众的问题。
在这完全敞开的办公室外，一个头裹布巾的农民兄弟一直在徘徊观望，工作人员不免心疑，猜到他恐怕有什么不便开口的心事。
本着群众利益无小事的原则，工作人员主动上前询问，见他蹲坐墙边也不说话，于是也蹲坐下来，热情的向其询问。
希望能够引导他说出自己的困难，也好找到办法帮助老乡解决问题。
可是这位老乡显得特别拘束，工作人员的热情询问并没有打消他的疑虑，反而让他再次缩了缩手，可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让工作人员着实不放心。
于是，工作人员继续鼓励，并承诺边区政府就是为劳苦大众服务的，一定尽全力帮助他解决困难。
看着工作人员恳切的眼神，老乡终于鼓足勇气，开始愿意将事情慢慢讲出来。
工作人员见状自然是十分欢迎，引导着老乡坐到板凳上，接着鼓励老乡说下去，在老乡的描述下，工作人员终于了解了基本的情况。
原来，这位老乡是来举报村里不正之风的。
老乡家住在宝塔山下，在这宝塔山上有一个小寺庙，而这寺庙住持是一个三十岁上下的青年，法号唤作超尘。
老乡举报的正是这和尚，据老乡所说，这超尘和尚道行并不高深，为人却甚是随意，根本不遵守寺庙的清规戒律。
村里很多人都看到超尘和尚数次大白天出入一户人家，而全村人都知道这户户主白天不在家，家里只有一个妇人。
不论实际情况如何，村里人很容易想到两人是趁家中无人，胡来鬼混，干些伤风败俗的事。
工作人员听得明白，一个和尚做出如此伤风败俗之事，影响极坏，做出这事的和尚恐怕也不是善类，这种事情当然得管。
但是也不能只听一面之词，于是工作人员安抚老乡，告诉他边区政府一定好好调查，如有问题，一定一管到底，还当地一个清净。
二、和尚动歪念，政府来纠风延安是一个有着悠久佛教传统的地方，早在东汉年间，佛教已经传入洛川县，当地佛寺众多，信徒也十分广大。
战乱时期，各方就会想方设法利用佛寺的特殊地位，将各色人物塞入佛寺，以达到自身的目的，这样佛寺反而成了鱼龙混杂的地方。
而此时，接到了群众对佛家不法人员的举报，而且距离中共中央如此之近，保安处自然不能掉以轻心，事关地方治安与民风，一定得调查清楚才能出手。
于是，保安处处长周兴亲自过问此事，为了确保查清事实，做到证据确凿，周兴指派了两个精明强干的工作人员到村里蹲点守候。
两人通过暗中走访，很快对事情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
原来村里很多人都知道超尘和尚与村中少妇通奸的事情，只是并没有人愿意告诉户主，一则不愿无事生非，二则和尚毕竟属于特殊群体，没人愿意去惹他们。
又经过了多日的跟踪调查，两个工作人员很快发现，超尘和尚与妇人之间沟通的暗语。
原来，只要白天丈夫出门，妇人就会在自家窑洞前晾晒起一条红色丝绸棉被。
而超尘和尚所在的寺庙正处于一座高台上，远远的就能看清妇人的情况，一旦见到红棉被，超尘和尚就会光明正大下山来，借着和尚身份的掩护，进村入户，做那见不得人的勾当。
情况已经非常清楚，两人上报周兴处长，并立即组织抓捕行动。
这天，妇人如往常一般晒出了红色棉被，超尘和尚也很快有所反应，不一会功夫，妇人的窑洞门前便出现了超尘的身影。
眼看四下无人，两人快速闪身进入屋内，迫不及待干起了见不得人的勾当。
这一切都被隐藏在周边的保安处工作人员看在眼里，估摸两人已经沉浸在云雨之中，工作人员迅速破门而入，如此证据确凿，超尘和尚再无抵赖可能。
可他依然不愿放弃挣扎，大声呼喝，认为自己是出家人，自有清规戒律约束处置，不需要官府的人来管！
但是，现在早已不是佛家弟子享有特权的时代，政府绝不会放任他恣意妄为，一番呵斥之后，就将两人全部带走。
然而，等到审讯之时，周兴却发现了问题，没想到这样一件小案竟牵涉出了一个大阴谋！
那么到底是怎样一个情况呢？不妨继续往下看。
三、无心插柳，牵出幕后黑手
超尘和尚与妇人被带回保安处，本来这也不是大罪，工作人员本意只是例行询问，固定好证据证词，然后按规定处置就是了。
这个超尘和尚仗着自己的僧人身份，有恃无恐，自然是十分嘴硬，询问了半天，结果只是交代了自己名字叫孟知荃。
可另一边的妇人就不同了，一个普通的农妇见了“官府中人”内心很是惶恐，那表现自然是服服帖帖。
工作人员还没怎么张口询问，她已经竹筒倒豆子一般全部交代了，对于两人的行为她不敢有所隐瞒，可是一个细节却惊动了细心的周兴。
原来，据妇人交代，超尘和尚每次与她干完好事之后，都会留下一笔钱，每次都给，而且数额还不小。正因为这样她们两个的事情才会如此长久。
审讯人员心里不免嘀咕，这么个偏僻山村，一个小寺庙的主持怎么会这么有钱？
可这个年代，一个寺庙藏着些什么东西也不意外。
审讯人员也没太当回事，于是转头继续审讯超尘和尚。
可这和尚却开始耍起了无赖，大言不惭的告诉审讯人员，他与这妇人早就有了感情，是两情相悦，根本不算什么通奸。
一听这和尚诡言狡辩，审讯人员不免有些恼怒，厉声呵斥他说：“那妇人已经交代了，说你每次都给她不少钱，你这也叫两情相悦！既然如此，那你就好好交代一下钱从哪里来？”
提到钱，超尘和尚明显有些犹疑，很快又故作镇定的抵死不认，谎称自己没有钱，也没有给过钱。
而这一幕恰好被周兴看到，他脑中闪过一丝疑惑，这和尚为何对钱财之事如此紧张？
于是他吩咐审讯人员继续抓住“钱从哪来”这个重点问下去。
他自己则找来当初那两位调查人员再次询问起了调查情况。两人将调查情况再次详细做了汇报，期间一个细节引起了周兴的注意。
原来，在多日的跟踪观察中，两人发现超尘和尚总不定期跑到延安中心一个杂货店去，虽然每次都是空手去空手归，却总会在里面待很长一段时间。
在周兴的引导下，两个调查人员还想起来另一件奇怪的事情。
有一次跟踪超尘和尚，正好碰上边区保安处的人在寺庙巡查，而杂货店老板此时也与超尘和尚在一起，这个杂货店老板远远看见保安处的人，扭头就溜走了。
结合这些细节，联想到过去破获的间谍活动，周兴不禁倒吸一口冷气，看来此事并不简单。周兴立即指示工作人员“请”杂货店老板来一趟。
本意只是诈他一下，没想到这杂货店老板却是个软骨头，还没开始询问，他就已经开始告饶了，而且他口口声声说事情都是超尘和尚做的，与自己没有关系。
一看这架势，周兴很快就明白了，于是决定抓住这个突破口，继续从杂货店老板这里套话。
果然，这个杂货店老板与超尘和尚都是国民党间谍。
四、还原真相，给大家一个交代按照杂货店老板的供述，超尘和尚本名确实是叫做孟知荃。
他今年27岁左右，是延安本地人，出生于贫困家庭的孟知荃，早年间确也当过和尚，他为人伶俐乖觉，很快受到“赏识”。
经当地的官员介绍，20岁的孟知荃来到南京，借着佛学院学习的幌子，偷偷加入了中统特务组织，并接受了全套的间谍训练，成为专业特务。
戴笠希望好好利用其本地人的优势以及和尚的身份，于是，孟知荃进入到当地佛寺，潜伏了下来。
起初，国民党是安排孟知荃在清凉寺潜伏的，可是他仗着自己有点小聪明，一点都不安分，很快因为犯戒被寺庙赶了出来。
此时，工农红军已经顺利完成长征，中共中央也已经迁到了陕北地区，国民党方面决不能放弃对这一地区的监视。
孟知荃虽然不安分，但是搞间谍活动却还是有一手的，在根据地后方散播谣言、暗中破坏、窃取情报，可以说是样样在行。
于是政府不得不出面，再次找机会将这个不守清规戒律的假和尚塞进寺庙，经过一系列操作，孟知荃摇身一变成为了宝塔山下一座小庙的主持。
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孟知荃依然色心不减，很快，他就跟前文中的妇人勾搭在了一起，而且对于女人，他每次都出手阔绰。
这可让作为他上线的杂货店老板头疼不已，因为每次都大方的给妇人一笔钱物，孟知荃的钱包总是很快就干涸。
而各项经费都在上线杂货店老板手里握着，于是，他不得不频繁前往杂货铺索要钱物，以满足自己的需要。
尽管杂货店老板屡次提醒他，小心为上，别为了那点事耽误正事，可自恃聪明的孟知荃根本不当回事，依然我行我素。
杂货店老板知道他这样行事恐怕早晚会暴露，因而总是战战兢兢，所以当保安处找上门时，他马上就和盘托出。
面对摆在面前的证据，孟知荃知道自己已经暴露，于是不再抵抗，可他却不肯放弃活命的机会。
很快，孟知荃坦白交代了自己的罪行，还主动供认了几个同伙。
为了活命，孟知荃还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搬出来，说现在是国共合作，你们不能杀我，应该把我交给高仲谦县长（时任国民党延安县县长），党国自会处置。
可是作为一个破坏统一战线、破坏人民内部团结的间谍，怎么可能被饶恕，周兴处长果断拒绝，并将他交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进行群众公审。
当天，群情激奋的民众不停的咒骂这个不顾外敌入侵，破坏统一战线的反动派特务，所有人一致高喊“处决他！”
面对这样的场景，孟知荃再无原来的神气，整个身子瘫软委顿在地上，直到行刑人员将他架上刑场，用一颗子弹结束了他罪恶而可耻的一生。
事后证明，此次行动恰恰有效帮阻止了国民党大特务沈之岳对领导人的刺杀行动。
事实上，国民党政府与共产党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张杨二人“西安事变”的胁迫，以及全民高涨抗日热情影响的被动之举。
国民政府认为“西安事变”是共产党“撺掇”之下而成的，对于共产党依然是存在相当的敌意。
因而，在1937年春天，戴笠安排了不少的特务潜入到延安，伺机破坏共产党组织，甚至暗杀中共领导人。
沈之岳正是其中的佼佼者，他的目标正是搜集共产党核心情报，以及相机暗杀毛、周以及博古等中共中央的核心领导人物。
当孟知荃被抓捕之时，沈之岳已经成为了毛泽东的秘书，只待时机成熟，就会里应外合，暗杀主席。
可是因为中央领导人安保工作过于严密，而保安处又将大量如孟知荃一样的外围特务清理殆尽，谨慎小心的沈之岳不得不放弃刺杀行动，并很快离开了中央苏区。
当我们站在历史的角度，再次反观此次的锄奸行动，可以非常明显的发现，这绝不是一次偶然的、孤立的行为。
这完全是因为共产党能够扎根群众，急群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切切实实为人民服务，才能在群众举报下，消除外来威胁。
正所谓“爱人者，人恒爱之”，一个关心人民的党，必然会受到广大人民的真诚拥护！
编辑：骆驼
责编：林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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