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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与一国两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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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手”到“两手”
新中国成立前后，与国民党进行军事斗争仍然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之一。蒋介石集团逃到台湾之后，中共中央曾设想了多种武力解放台湾的方案。作为中共军事方面的主要决策人之一，周恩来也对武力解放台湾作了多种构想。他协助毛泽东向东南沿海调集兵力和渡海作战的武器，拟出了渡海作战方案，并且要求沿海部队按此方案预先进行多次演习。可以说，当时渡海作战，解放台湾，是相当有把握的。当时，中央领导人对台湾问题的解决，只有“一手”，即武力解放。
就在中国共产党准备武力解放台湾时，20世纪50年代的台海局势发生了变化。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派第七舰队入侵台湾海峡。这一举动产生了3个直接后果：第一，台湾方面的海空防御能力发生了质的飞跃，采用军事手段解放台湾，代价相当大，并且没有取胜把握；第二，在朝鲜战争已经打响的情况下，我们如果再于台湾海峡作战，势必开辟两个战场，不能确保抗美援朝这一用兵重心。同时，新中国的经济力量和军力亦难以支撑。而事实上，当时毛泽东已经下定了抗美援朝的决心，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兵力转而向北方集结；第三，台湾问题已经牵涉到中美关系问题，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当时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立，中美关系某种程度上又是国际问题。这3方面原因，成倍地增加了我们武力解放台湾的难度。在抗美援朝战争胜负未决的情况下，我们不得不对武力解放台湾采取从缓的方针。在此背景下，台湾问题的发展出现了两个趋向：一个是将海峡两岸的问题仍然置于中国人内部问题范围，在国共两党之间解决；另一个是把台湾问题国际化，使之成为更大范围的国际性问题。以美国为首的反华势力极力争取将台湾问题国际化，而蒋介石集团为了争取生存，一开始亦对此采取暧昧态度。
在朝鲜战争打响、我军用兵重点在北方的情况下，为了粉碎西方反华势力分裂中国的阴谋，争取顺利解决台湾问题，中共中央对台方略发生了从“一手”到“两手”的转变，即从单纯强调武力解放台湾的“一手”，转变为既坚持武力解放台湾、又争取和平解放台湾的“两手”。周恩来正是这一方略转变的推进者。1950年6月28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严厉驳斥美国总统杜鲁门27日关于台湾地位国际化的声明，斥责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协防”台湾海峡，武装侵略台湾。周恩来这一声明得到了包括我国民主党派在内的全国各界人士的响应。此后，周恩来在会见外宾谈到台湾问题时，多次强调中国从不放弃武力解放台湾的原则。此时，他在谈话中把着力点集中于进一步揭露美国反华势力分裂中国的图谋上。1954年9月，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就台湾问题严正指出：一切想把台湾交给联合国托管，或者交中立国代管，以及“中立化”台湾和制造所谓“台湾独立国”的主张，都是企图割裂中国领土，使美国侵占台湾的行为合法化。这都是中国人民绝对不允许的。
周恩来在坚持武力解放台湾这“一手”的同时，又提出了另一手——和平解放台湾。当时，周恩来考虑到了“西藏经验”。所谓“西藏经验”，就是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央和平解放西藏而采取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总的思路是，在中国统一的前提下，对包括台湾在内的一些特殊地区采取特殊政策。1955年5月13日，周恩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扩大会议上作关于亚非会议的报告时，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问题。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用战争方式与和平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这是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首次表示可以和平解决台湾问题。1956年6月28日，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重申了上述观点。在这次讲话中，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正式表达了中共和大陆人民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他适当的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谈判。为了早日实现祖国完全统一，他再次宣布：爱国不分先后，不管过去犯过多大罪过，都可以本着“爱国一家”的原则，采取既往不咎的态度。他欢迎国民党军政人员为和平解放台湾发挥重要作用，并希望他们回大陆省亲、探友、通讯，中央人民政府准备给予各种方便和协助。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提出和平解放台湾这一政策后，同样受到了各界响应。周恩来第一次提出“两手”政策后，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56年2月发表了《告台湾军政人员书》，希望台湾国民党军政人员响应祖国号召，为和平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而尽力。
作为当时国家重大政策决策人之一并主管外事工作的周恩来，在从对台“一手”政策转变为“两手”政策当中所起的重大作用，从前述周恩来的几项重要活动和论述中可见一斑。周恩来的和平统一祖国方案构建者之一的地位，是无可置疑的。
“和”的主导倾向与“合”的方案
中共提出“两手”政策，对海峡两岸关系产生了一定影响：一方面，美国反华势力分裂中国的阴谋被揭露，引起了台湾当局上层的注意，在一个中国问题上，国共两党已经具备共识。这就粉碎了美国反华势力借口所谓台湾问题未定而搞分裂中国的阴谋。加上美国政府多次向蒋介石施加压力，又搞“拉陈(诚)抑蒋(介石)”活动，使蒋介石集团与美国政府之间出现了裂痕。另一方面，蒋介石集团顽固坚持拒绝和谈的立场，使和平统一工作难有进展。上述两方面情况，增加了海峡两岸关系的复杂性。
当时周恩来考虑的基本思路是：利用美蒋矛盾，松动蒋介石拒绝和谈的立场，争取“第二手”政策的推行。他的主导倾向非常明确，就是力争和平统一。为了争取和平统一，第一步就是以中共政策“和”的主导倾向，争取“和”的趋向。1956年10月16日至11月8日，中央召开第七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全面调整了对待资产阶级、民主人士以及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政策，加强了与民主党派的合作。这种在内部对资产阶级政策的调整，实际上也是向台湾国民党当局的一种表态，成为对台“和”的方针的第一步。接下来的第二步是在同年11月11日举行纪念孙中山诞生90周年纪念大会。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出席了此次大会。毛泽东发表了《纪念孙中山先生》的文章，盛赞孙中山的丰功伟绩。12日，以朱德为团长的中央谒陵代表团在南京晋谒中山陵，并举行了隆重仪式。同时在北京中山公园又举办了孙中山生平事迹展览。这一系列活动，在表达中国共产党一贯高度评价孙中山历史地位的态度的同时，实际上也是向台湾方面表示“和”的姿态。1957年3月25日，周恩来谈到民族区域自治时说：“我们主张合，不主张分，合则双利，分则两害。”这些话，既是指国内民族关系，也是针对海峡两岸关系的。同年4月24日，周恩来又提出，我们党要与民主党派长期合作下去，我们党的寿命有多长，民主党派的寿命就有多长。这一方针实际上也是向台湾当局表明，中国共产党的胸怀是宽广的。
这一系列举措，包含了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和解的3个基础：一是确认孙中山的革命先行者的地位，同时也表明了中共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在历史上进步作用的肯定。二是表明中共能容纳资产阶级，能与其他党派合作。三是表明中共主张祖国统一，主张“合”，不主张“分”。这3个基础后来逐步发展、丰富，成为中共倡导与国民党和谈的一系列方针和原则。
不仅如此，周恩来还进一步思考了“和解”后“合”的问题，即祖国如何统一的问题，而这一问题的核心点，是如何处理两种社会制度的问题。周恩来构想了在一个中国前提下，在台湾仍然保持原有制度不变，即大陆和台湾实行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方案。周恩来关于对台湾实行这一方案的思路，在当时情况下并没有明说，而是透过关于香港问题的讲话表达出来的。
1957年4月28日，周恩来在上海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发表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讲话，这个讲话包含了4个实质性内涵：一是中国一定要实现祖国统一，主权一定要收回。二是收回香港主要采取和平方式。三是中国统一后，在一个中国前提下可以实行两种制度：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四是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对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有利的。周恩来在此时重复这些政策并强调了4个实质性内涵，实际上是说给台湾当局听的，他通过这次讲话，勾画出了祖国统一后的初步蓝图。
周恩来在《关于香港问题》的讲话中所提出的祖国统一构想的意义是多方面的，但最本质的意义在于：这是首次提出的关于对香港和台湾实行“一国两制”的构想，而且一经提出，其基本点就已经大体具备了。这是中共用“一国两制”方式解决台港澳问题的最早思路，为此后中共处理这一问题打下了基础。
争取与孤立
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初期的十几年时间里，我国国内政策虽然有较大波动，但对台政策一直波动不大。中共仍然坚持“两手”政策，而“和平统一”的主导倾向始终存在。在这十几年时间里，周恩来围绕台湾问题开展了“争取”与“孤立”两方面工作，并将这两方面工作辩证地统一起来。
所谓争取工作，就是争取一切拥护祖国统一的人，扩大祖国统一的一切有利因素的工作。它包括：一是争取台湾人民，以形成和平统一祖国的基础；二是争取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并通过他们做和平统一的工作；三是争取台湾国民党方面上层和下层军政人员；四是争取包括蒋介石父子在内的国民党高层决策人；五是在国际社会争取一切赞成中国统一的友好国家；六是争取西方各国出现有利于中国统一的因素。这6个范围的工作不是孤立的，而是综合在一起的。
周恩来将6个方面的工作统一于内外政策的调整中，而这种调整是从两个方面入手的。一方面，他反复阐述中共和平统一祖国的愿望，建议大陆与台湾当局举行谈判，实现和平解决台湾问题。针对台湾当局的顽固立场，则单刀直入，提出中共的方针，既有利于争取国民党军政人员，有利于争取国际上支持中国统一的国家，也有利于争取西方出现支持中国统一的因素。同时，在国际上一再强调我们坚决反对制造“两个中国”，反对一切“”的阴谋。另一方面，他通过对民主党派、华侨统战政策的调整，创造广泛争取与台湾问题密切相关的外围有利条件。1958年11月，周恩来在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指出，民主党派在共产党领导下，在宪法赋予的权利和义务范围内，有政治自由和组织独立性。这种政治自由、组织独立性，在社会主义范围内，按社会发展规律办事，天地很大。这段话实际上为国共再次合作留下了宽广的可商谈的余地。同月，在广州召开的全国侨务工作会议上，周恩来提出了在“一视同仁，适当照顾”的原则下，采取具体措施、争取华侨的方针。1962年3月，周恩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届第三次会议上，再次强调了进一步团结海外一切爱国华侨的方针。这一方针对台湾各界产生了影响。不仅如此，周恩来还亲自做在大陆的原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的工作。希望他们利用自己的影响，做台湾方面的工作。1965年7月，李宗仁回国，是这方面工作取得显著成绩的标志之一。
对于孤立工作，周恩来也是从两方面入手的。一方面，他坚决揭露一切分裂祖国的阴谋，对制造“两个中国”的势力采取孤立、打击的方针。1958年2月10日，他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届五次会议上发表《目前国际形势和我国外交政策》的重要讲话，指出：国际上有些人蓄意散布台湾地位未定和台湾居民不是汉族的谬论，主张在台湾进行所谓公民投票，实行所谓台湾自治，乃至对台湾进行托管，替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开辟道路。事实是，台湾人口中绝大多数是汉族，那里的少数民族同内地其他少数民族一样，都是中国民族大家庭中的成员。关于台湾地位和台湾民族的谬论，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制造这些谬论企图使台湾脱离祖国的种种阴谋，是永远不能实现的。此后，周恩来在许多谈话中反复强调这一原则，在舆论和外交上孤立制造“两个中国”的势力。另一方面，他通过积极的外交活动，在国际上孤立国民党集团。第一步，先在亚洲争取最广泛的力量，支持中国统一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使台湾当局在亚洲陷入孤立；第二步，在全世界广泛争取以第三世界国家为主体的支持中国统一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第三步，进一步争取美国、日本政府转变对台政策。20世纪70年代初，周恩来抓住世界两大军事集团冷战和“大三角”格局形成过程中美、日进行战略调整的契机，推动了中美、中日关系的改善，在此类关系改善中，进一步孤立台湾当局。1971年6月28日，他在会见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时，专门针对美、日两国指出：要改善中美、中日关系，必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反对“两个中国”，废除日、美与台湾签订的非法条约，美军必须撤离台湾，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同年7月18日，他在会见法国访华代表团时强调：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最大障碍是台湾问题，重申了改善中美关系的原则。同年10月18日，他在会见美国友好人士麦克?唐纳时，又强调了改善中美关系的原则。同月，他就这一原则与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进行了具体磋商。周恩来的上述工作在争取美国转变对台政策上，起到了巨大作用。随之而来的是日本政府也随着美国政策的转变而转变。1972年2月28日，中美两国上海《联合公报》的发表和1972年9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的签字，是美日两国转变对台政策的明显标志，也证明了周恩来此方面工作取得了巨大成效。
和平统一方案——“一纲四目”的概括
与和平统一祖国工作相互协调进展的，是和平统一祖国方案的进一步具体化。在这方面，作为“一国两制”构想奠基人之一的周恩来，做出的贡献是巨大的。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他就根据毛泽东在对台问题上提出的一些观点，概括了用“一纲四目”和平统一祖国的方案。此后，他一直为实现这一方案而努力。“一纲四目”方案后来被邓小平、叶剑英所继承，形成了“一国两制”构想。
在谈到周恩来对“一纲四目”和平统一祖国方案形成的贡献时，还须追溯到1956年。这一年的7月，周恩来和毛泽东一起商定了和平统一祖国的方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取得一致意见的基础上，7月29日，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和平解放台湾的指示》，确定了用“多方影响，积极并且耐心争取的方针”，促成和平统一。此后不久，周恩来在会见一些朋友时，代表中央政府提出了国共和谈与和平统一祖国后的设想与办法，主要内容是：如果台湾回归祖国，“一切可以照旧”，台湾“现在可以实行三民主义，可以同大陆通商，但是不要派特务来破坏，我们也不派‘红色特务’去破坏他们，谈好了可以订个协议公布”。“台湾可以派人来大陆看看，公开不好来就秘密来”。周恩来还就台湾回归祖国后国民党可派代表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协的问题，具体说明道：“蒋经国等安排在人大或政协上理所当然的。蒋介石将来总要在中央安排。台湾还是他们管，如果陈诚愿意做，蒋经国只好让一下，做副的。其实，陈诚、蒋经国都是想干些事的，陈诚愿到中央工作，不在傅作义之下，蒋经国也可以到中央工作。”周恩来还真诚地表示，如果目前台湾方面有难处，我们可以等待，希望蒋氏父子和陈诚也拿出诚意来。周恩来提出的这些设想和办法，不仅包含了“一国两制”构想，而且包含了实行这一构想的具体措施，具有可操作性。
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的对华政策出现了两面性：一方面，美国采取了从政治、经济方面压迫台湾，以求打开缺口，造成“两个中国”局面的政策。另一方面，美国也增加了与大陆的接触，寻找折中方案。为了抓住有利时机，推进和平统一，也为了粉碎美国的阴谋，周恩来在原有构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把和平统一的办法具体化、条理化，提出了4条具体意见，经中央政治局同意后，确定为一个总方针和四条具体意见。这个总方针是：台湾宁可放在蒋氏父子手里，也不能落到美国人手中。对蒋介石的不和中共接触的立场，我们可以等待其转变，解放台湾的任务不一定要我们这一代完成，可以留交下一代去做。四条具体意见是：一、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台湾的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委于蒋；二、台湾所有军政及建设经费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三、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一俟条件成熟并征得蒋之同意后进行；四、大陆和台湾互约不派特务，不做破坏对方团结之事。中央确定了上述一个总方针和四条具体意见之后，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通过多种渠道，向台湾当局转达了这些意见，对台湾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
1961年下半年，美国搞“拉陈(诚)抑蒋(介石)”的阴谋，企图通过扩大陈诚与蒋氏父子之间的矛盾，达到制造“两个中国”的目的。根据周恩来的提议，党中央决定以促进陈(诚)蒋(介石)的团结，来打击美国的破坏阴谋。围绕此点，周恩来请人向台湾方面转达了中共的意见：希望蒋介石、陈诚、蒋经国团结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他表示相信，陈诚有民族气节，不会被美国牵着鼻子走。他还特别提醒蒋介石，要加强内部团结，把军队抓在手里，美国就不敢轻举妄动了。周恩来的工作，对台湾方面产生了巨大影响。蒋氏父子对美国提高了警惕，陈诚也表示：“中共有大国风度，我们也要向历史作交代。”另一方面，在蒋氏父子和陈诚都对美国有所警惕的情况下，经周恩来建议，中共中央决定进一步加紧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工作。周恩来于1963年初请张治中、傅作义致信陈诚，信中除了重申中共中央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外，还把过去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一个总方针”和“四条具体意见”，归纳成了“一纲四目”。“一纲”就是：祖国必须统一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只要台湾归还祖国，其他一切问题都尊重蒋介石和陈诚的意见妥善处理。“四目”即是前述经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解决台湾问题的四条具体意见。 “一纲四目”，经张治中、傅作义以信件形式转到了蒋氏父子和陈诚手中。不久，周恩来又请有关人士转告陈诚：台湾归还祖国后，可以行使更大的自治权利，除外交外，军队、人事均可由台湾朋友自己来管。他说：过去送的信件虽然是个人写的，但却是政府的意见，我们个人在政府中担负的工作可以变更，但对台工作的政策是不会变的。周恩来这方面工作对蒋介石和陈诚都产生了影响。蒋介石虽然在祖国统一问题上没有迈出较大的步子，但他一直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反对制造“两个中国”的立场更加坚定，直到去世，他也没有放弃这一立场。陈诚在病逝前写下的遗言中，也放弃了“反攻大陆”、“反共”的内容。这都是中共争取和平统一祖国工作卓有成效的体现。
周恩来概括的“一纲四目”，把中国共产党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具体化了。“一纲四目”的内涵就是“一国两制”，不仅如此，“一纲四目”还是具体落实“一国两制”的可以直接实行的方案，它比较完整地概括了中共的方针，形成了中共和平统一祖国原则、方针、政策、办法的内在统一，中共具有可操作性。 “一纲四目”的着眼点是争取用和平的方式统一祖国，而力求避免战争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无疑符合全中国人民的利益。
周恩来对“一纲四目”的概括，是对此前中共解决台湾问题一系列原则、方针、政策、办法的总归纳。此后的十几年，虽然国内外形势变化很大，但中共从未放弃和平统一祖国的努力，从未放弃“一国两制”构想。这一构想后来一直被历届中央政府所继承和发展，直到今天仍然在处理台湾问题中发挥巨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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