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盘外交大棋
本刊记者/黄卫 宋春丹
发于2022.2.21总第1032期《中国新闻周刊》
“其实这个公报没把基本问题写进去。基本问题是，无论美国也好，中国也好，都不能两面作战。口头上说两面、三面、四面、五面作战都可以，实际上就是不能两面作战。当然写进去也不好喽！”
尼克松访华前夕，1972年1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与周恩来等谈及中美联合公报草案时，毛泽东用他惯有的幽默口吻如是说。
当时中国面对的困境远不止“两面作战”。1969年3月，九大召开前夕，毛泽东在谈到对外关系时说：“缓和一点好。我们现在孤立了，没有人理我们了。”
正是这样的内忧外困，促成了转机的到来。战略家毛泽东与极富外交才华和组织能力的周恩来联手，走出了邀请尼克松访华这一步反转之绝杀，使得满盘皆活，中国外交出现历史性转向。
(1972年2月21日，毛泽东、周恩来在北京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图/新华)
与尼克松“吊膀子”
“我来给尼克松解解围。”从新华社内部刊物《参考资料》上看到外电评论“尼克松是打着白旗到北京来的”，毛泽东笑着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
1972年2月21日上午，他一睡醒就叫护士长吴旭君去了解尼克松专机的具体到达时间。吴旭君打了五次电话，最后一次得知专机马上就要在首都机场着陆。毛泽东让她打电话给周恩来，请尼克松总统直接从机场到游泳池来，自己立刻会见他。
关于毛泽东是否会见尼克松，此前一直是一个悬念。美方总是问：毛泽东主席何时会见总统？中方照例答：现在还无法确定。
无法确定与毛的身体状况有关，“九一三事件”后他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同时也不无策略上的考虑，他曾说“要学诸葛亮留一手”。
如果说这是一盘大棋，毛泽东已经耐心地布局多年了。
早在1967年10月他就注意到了尼克松在美国《外交季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在这个小小的星球上，容不得使10亿最有才能的人民生活在愤怒的孤立状态中。”他预测尼克松会当选，并看好这位共和党“右派”总统，认为此人是合适的打交道对手。他说，要打开中美僵局，选择对手这点很重要。
1970年国庆前，国内数次急电中国驻法大使馆，寻找斯诺，邀请他访华。国庆节时斯诺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还与他长谈，称之为释放了一个“探空气球”，可惜粗神经的西方人没有领会到。随后就有了众所周知的“乒乓外交”，小球玩转大球。毛泽东戏称，自己在与尼克松“吊膀子”。
他确实没有看错时机和选错对手。尼克松1969年初上台之时，美国相对于苏联的决定性优势已不复存在，尼克松想借助打开与中国的关系来玩转美苏中“大三角”外交，塑造新的均势，结束越战。而他以强硬的反共立场起家，没有政治包袱，且行事风格不走寻常路，因此能在西方大国首脑中率先访华。
对比一下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西方大国法国的情况，就很容易看出尼克松此举一点都不简单。
(1972年2月，周恩来同美国总统尼克松举行会谈，会谈后双方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 （即“上海公报”）。图/新华)
中法1964年建交后，特立独行、喜欢迈大步的戴高乐总统很希望访问中国，给自己的回忆录写下“与毛泽东会晤”的完美终章，但法方想请周恩来先访法，以免造成法国有求于中国的印象。而中国在与西方的高层互访上也坚持“彼先来我后往”的原则，故以日程已有安排为由婉拒了邀请，转而邀请蓬皮杜总理访华，蓬皮杜也同样婉拒了。直到1973年蓬皮杜才访华，那时他已是蓬皮杜总统了。
基辛格后来说，确实是尼克松想出了对华主动这个主意，并冒着国内政治风险以过人的胆略推进它。访华前，基辛格在给尼克松的备忘录中说：我们无疑会遇到那种“中央大国”的复杂心理，认为我们是来向这个文化和政治中心朝贡的，但是只要我们对于我方在历史上的地位和国家的力量具有充分的信心，对于这类的“虚荣心”也是可以容忍的。
1972年2月21日下午三时许，毛泽东和尼克松这两位棋逢对手的政治家终于在毛的书房见面了。尼克松回忆，握手达一分钟之久，“这一动人的时刻在谈话的记录里大概没有写进去”。
“写进去的不如没有写进去的重要”
当尼克松夫妇及大批随从人员在好客的主人陪同下马不停蹄地饱览中国的名胜古迹之时，基辛格却哪也没去，与乔冠华关在房间里就联合公报的未尽部分进行最后的谈判。
(1972年2月24日，李先念陪同美国总统尼克松（中）、国务卿威廉·罗杰斯 （右）游览长城。)
公报的主要内容在基辛格上次访华时已达成协议，尤其是突破了其中最困难也是最重要的表述，即：“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
当时在外交部美大司美国处工作、后担任了外交部档案馆馆长的廉正保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周恩来后来在讲解中美联合公报时谈道：“这句话是基辛格贡献的，我们挖空心思也没有想出来。这样人民的意见也表达出来了，所以博士还有博士的好处。我们原来提‘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蒋介石也是这么说的，但美方坚持要改称‘一部分’，因为他们国内有人反对。我们同意了，因为‘一个省’和‘一部分’是一样的。‘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一句中的‘立场’二字也是美方提出的。”
现在剩下的主要问题是，关于美国从台湾撤军的表述，双方仍有不小差距。
乔冠华提出的方案是，美国“将逐步减少并最终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基辛格拒绝了，说这会破坏整个关系，因为美国公众绝不会答应。基辛格提出的折中方案是，将撤军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缓和远东紧张局势的“前提”联系起来。乔在研究、请示后也拒绝了。
这样就陷入了僵局。基辛格问，如果找不到可为双方接受的措词怎么办？乔冠华回答说，这就难说了，达不成协议不发公报也可以。这让基辛格有些紧张，因为如果公报不能发表，尼克松访华成果就无法体现。
最后，又是“博士”想到了一个主意，把撤军这句话拆成两句来说，这样就可以表达更微妙的意思。乔冠华立刻表示有些兴趣，还进一步提出用“前景”来代替“前提”，基辛格觉得这样更好。大功终于告成。
事实上，美国在台湾的驻军只有8000多人，主要是为美军在东南亚的活动服务的通信人员。基辛格说，双方都明白，美国在台湾防务中的作用并不依靠这点军队，而主要是由1955年的美蒋《共同防御条约》所规定的（该条约在中美建交后于1980年1月1日终止），但在公报中都没有提到这一点，实际上是把台湾问题暂时搁置起来了。基辛格感叹：“中国领导人尽管富于魅力和意识形态热情，但他们是我所见到的最不动感情地推行均势政治的人。”
他说，尼克松访华的真正意义并不是签订了什么正式协议，而是两个强大国家的领导人互相“估量”了对方，并且认定他们能够执行并行不悖的外交政策，使国际关系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变。但联合公报仍然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有必要对新的关系作一个正式表述，这在中美人民和全世界面前是一个象征，必须能“镇住中国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左派和美国保守的右派的批评”。
当然，美国国内的批评是尼克松必然会面对的。一些人批评尼克松是“叩头外交”，认为他作的重大让步只换回了一些比较次要的东西，中国人在这场交易中占了便宜。一位观察家挖苦说：“他们得到的是台湾，我们得到的是蛋卷。”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尼克松的中国之行越来越被认为是一个巨大的成功：与中国的关系发生了革命性变化，与莫斯科讨价还价的地位几乎立竿见影地改变了，越南问题不再像一个不可解脱的梦魇。
美国之外的一些媒体可谓旁观者清。日本NHK评论说，公报中写进去的东西不如没有写进去的东西更重要。法新社说，它是中美关系在经过22年分裂后进入新时期的真真确确的出生证。德国《法兰克福汇报》写道，尼克松说这是“改变世界的一周”，听起来得意忘形，但可能是有道理的。
“悄悄等待其屈服”
毛泽东曾说，中美关系是一把钥匙，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一点，很快以推倒多米诺骨牌之势显现出来。
被推倒的第一块骨牌是英国。
此时，英国与中国的建交“马拉松”已持续了20多年。英国1950年1月就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大国。1954年6月两国互派代办，实际上处于一种“半建交”状态。1971年10月英国在联合国的中国代表权问题上投票支持中国，消除了两大障碍中的一个，剩下的就是英国所持的“台湾法律地位未定论”了。
英方建议，参照加拿大等国的表述方式。1970年10月中加建交，建交公报称：“中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加拿大政府注意到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加拿大开了这个好头后，各国纷纷效仿，到尼克松访华前，意大利、比利时、秘鲁、冰岛、马耳他、阿根廷等国都以“注意到”这种表述方式与中国建交。
但中国政府不同意。中方指出，英国与这些国家不同，是《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的签字国，签字支持台湾归还中国，后来却放弃这一立场，参与制造了“台湾地位未定论”，因此必须在这个问题上明确表态。
中美上海公报公布后，英国尴尬了。英国《卫报》记者观察道，中国人目前在外交中处于有利地位，因此仅仅是“悄悄地等待英国在不可避免的情况面前屈服”。
熊向晖曾回忆，1971年10月26日，基辛格第二次访华离开当日，也是26届联大通过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决议的当晚，毛泽东在游泳池住处召集周恩来、叶剑英、乔冠华、熊向晖等开会，他谈到，等尼克松来访时，英国就可能接受我们的条件，就可以交换大使了，熊向晖还回他的“老窝”去（熊曾任中国驻英代办）。不过，没等与英国建交，1972年2月中国与墨西哥建交，或许因其处于美国后院的特殊地位，熊向晖被任命为墨西哥大使了。
英国的让步来得很快。1972年3月13日，中英签署建交公报，其中关于台湾问题的表述是：“联合王国政府承认中国政府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的立场，决定于1972年3月13日撤销其在台湾的官方代表机构。”
香港《南华早报》总编辑罗宾·哈奇森评论道：英国事实上比其他国家退让得更多吗？答案是肯定的。但伦敦没必要对它的让步感到遗憾，因为它不过是肯定了1950年就做出的正确决定。
两个月之后，总是与英国神同步的荷兰也与中国将外交关系升格为大使级。荷兰于1950年3月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1954年11月双方互派代办。与英国一样，荷兰也在建交公报中承认了中国政府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的立场。
“现在到了火候了”
“只要田中首相能到北京当面谈，一切问题都好商量。”
1972年7月上旬，在中日备忘录贸易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的办公室中，随团来访的外交部亚洲司日本处处长陈抗召集联络处首席代表肖向前和前任代表、当时率上海芭蕾舞团访日的孙平化开会，要他们争取当面向田中首相转达周恩来总理的邀请，并转达上述意思。
周恩来还指示说：“毛主席对我说，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毛主席的思想和战略部署我们要紧跟。能来谈就好，谈得成也好，谈不成也好，总之现在到了火候了，要抓紧。”
孙平化是7月4日率团赴日的。当时去日本需要取道香港，他们从北京启程时还是佐藤内阁时代，到东京时已是田中内阁时代了。
中美上海公报给了长期追随美国和亲台的佐藤内阁“越顶外交”之后的又一次巨大冲击，佐藤托人秘密带话要求访华，被周恩来拒绝，佐藤内阁不久就倒台了。田中角荣当选当天就表示，要加速实现同中国的邦交正常化。
在前日本外相、促进恢复日中邦交议员联盟会长藤山爱一郎这位老朋友的穿针引线下，孙平化和肖向前几次见到了日本外相大平正芳，相谈甚欢。
8月15日，田中角荣在东京帝国饭店正式会见了他们。他们正式转达了周恩来的邀请，田中角荣表示感谢，说已决定访华，为万无一失考虑暂不确定具体时间，以收“有终之美”。他还问，北京的气候什么时候最好，孙平化等说，九十月间秋高气爽，最为宜人。
藤山爱一郎向孙平化提议，艺术团回国时不要再远道绕香港了，可以由日航和全日空各提供一架包机，把他们直接送回上海。当晚孙平化向国内汇报了此事，还说飞香港的机票早已订好，包机兴师动众似无必要。没过两天，传来国内指示：接受藤山的好意和安排。回国后孙平化才知道，周恩来在他那份电话报告记录上写下了批语：不对，很有必要！这是政治。
这两架包机成为战后中日之间的首航班机，相当于为田中角荣的访华作了试航。
田中角荣抵达北京的9月25日，果然是一个晴空万里的好天气。
此前田中角荣一直有个隐忧，就是中国会以较低规格接待他。事实上，中国方面的气氛“比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热得多”。深受触动的田中挥毫作了一首汉诗：“国交途绝几星霜，修交再开秋将到。邻人眼温吾人迎，北京空晴秋气深。”
但当晚的欢迎宴会上就出现了不和谐音。田中在致答词时说：“我对日本过去给中国人民添了很大的麻烦，再次表示深刻反省之意。”第二天会谈时周恩来指出，在汉语中只有日常轻微过失才能叫“添了麻烦”，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绝不能用“添了麻烦”搪塞过去。在他作长篇发言时，日方人员一直低头听着，既没有进行辩解，也没有表示接受。
就在双方分歧严重、气氛最低落的时候，毛泽东出面，在游泳池会见了日本客人。
他第一句话就指着周恩来问田中角荣，他与你吵架吵完了吗？他没有为难你吗？田中回答，没有，没有，周总理和我谈得很好，而且有时候也是“不打不成交”呀。毛泽东又指着姬鹏飞问大平正芳，他没有欺侮你吗？大平回答，没有，没有，我们是在友好的气氛中交换意见的。
(1972年9月2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 （中）、外务大臣大平正芳（右）。9月29日，中日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中日邦交正常化，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图/新华)
会见气氛十分轻松。临别前，毛泽东还向客人赠送了《楚辞集注》。
担任会见翻译的周斌曾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次会见是礼节性的，没有涉及任何实质问题，但会见本身就清晰地传递了一个最重要的信息：中国是真心实意欢迎他们来访，真心实意希望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因此也期待日方相向而行。
此后，会谈开始向好。到9月28日晚，《中日联合声明》的具体内容已全部达成协议，只空着前言中一段话，即对日本侵华历史如何表述。
周斌记得，时间一秒一秒过去，已过凌晨一时，姬鹏飞和大平正芳两位外长依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等着对方首先表态。
这时，大平下决心似的从上衣口袋里取出一张纸条，说：“姬部长，这是我方所能作出的最大限度的让步。”他念道：“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日方翻译随即将之译成中文。姬鹏飞又请大平将纸条递过来，命令周斌一字一句正确无误地重新翻译一遍。
长时间沉思后，姬鹏飞建议休息十分钟。两位外长一个快步出了钓鱼台18号楼（周恩来当晚就住在钓鱼台别的楼），一个慢步上了二楼田中的卧室。约15分钟后复会，姬鹏飞表示，同意大平外相的建议。
9月29日上午，《中日联合声明》在北京签字。日本媒体称，日中之间漫长的“冰封雪冻时代”由此结束了。日本《产经新闻》报道，一项对一千人的民意调查显示，支持和欢迎日中恢复邦交者占全体的97.8％。
美国《纽约时报》一篇文章写道：林登·约翰逊和理查德·尼克松关于一个新亚洲的昔日梦想正在迅速地变成现实，不过这不是他们所想象的由美国管理的合作社。在从尼克松总统变戏法般的外交所造成的冲击中恢复过来之后，我们的亚洲朋友们急不可待地自己也前往北京去。由九个成员国组成的亚太理事会最近举行的部长会议上也普遍存在同样的与中国和解的情绪。韩国总统朴正熙说：“我们要是愚蠢地墨守成规，违反正在出现的新时代潮流，那是吃不消的。”一个真正的新亚洲正在出现。
以反对党促执政党
就在《中日联合声明》签字这一天，一条重大公告在中国和联邦德国同时发布：双方今天成功地结束了就建立外交关系和互派大使问题进行的谈判，联邦德国外长谢尔将于10月10日访华，签署公报。
与联邦德国进行建交谈判的人，是新华社波恩分社记者王殊。
王殊以前一直在第三世界工作，并不懂德语。1969年，新华社根据周恩来指示开始恢复“文革”中由于全部记者被调回而限于瘫痪的国外分社。那时只有一个为数很少的工作小组对驻外记者进行审查，审查要查上下左右三代，至少需要半年，而波恩只有新华分社一家机构，不能没有人，因此就将已办完出国手续的王殊先派去顶缺。
王殊去时，联邦德国与中国关系冷淡，贸易额也很小。新上台的勃兰特政府奉行与苏联和东欧和解的“新东方政策”，因中苏敌对，对发展与中国的关系并不积极。但自从1970年底中国与加拿大和意大利建交开始，尤其是尼克松访华的消息宣布后，联邦德国内部呼吁与中国建交的声音开始多起来。
1972年1月底，在罗马尼亚大使馆的招待会上，王殊遇到了在野的基民盟副主席、前外交部长施罗德。施罗德曾两次对记者谈起希望去北京与中国领导人就两国关系交换意见，王殊便问他有何具体想法。他想了一下之后说这里说话不太方便，约王殊改天到他在议会的办公室去谈。
谈话那天是2月21日下午，恰好是尼克松开始访华那天。施罗德很热忱，但就是不直接说出他的想法，王殊不得不像记者一样提了一大堆有关德国和欧洲局势的问题，谈了两个小时还没谈到正题。王殊终于领会到了他的老外交家风格：担心如果先说出来遭到冷遇，会有损脸面。王殊于是不再兜圈子，直截了当地提到访华之事，他才表示，愿意在方便时去访问，王殊问什么时间比较方便，他又不说，只表示愿意听从中方安排。
王殊向国内汇报后，3月中接到了外交部的电报，指示他邀请施罗德访华。
这个决定是周恩来反复思考后作出的。在打开与美国的关系后，毛泽东和周恩来最关心的是同日本和联邦德国的关系问题。周恩来与外交部多次研究后认为，联邦德国勃兰特政府推行“新东方”政策，对与中国建立关系顾虑重重，因此邀请反对党领导人访华对推动两国关系有利。但这个人选很重要，既要对执政党形成压力，又不能得罪政府太多，而施罗德有反对党领导人和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的双重身份，过去担任过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声誉不错，又为人谨慎。因此决定以中国外交学会的名义，针对施罗德的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身份而不是反对党副主席的身份提出邀请。
7月15日，施罗德携夫人到达北京。在与乔冠华的单独会谈中，他说，来之前与勃兰特总理和谢尔外长讨论过，得到的印象是他们都欢迎两国建交。因此希望双方尽快举行会谈，争取在11月联邦德国大选前达成协议，届时谢尔访华。他拿出联邦德国外交部起草的谅解备忘录，请中方考虑，乔冠华看后觉得与中方想法基本相符，作了少许修改后，双方签了字。
签字后，周恩来会见了施罗德与夫人，进行了五个小时的非常友好的谈话。他说，两国建交的时机已经成熟。中美和中日之间存在关系正常化问题，但联邦德国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它从来没跟蒋介石政权发生联系，这一点恐怕要归功于阿登纳总理，他是有远见的。
施罗德访华后，联邦德国内部支持与中国建交的呼声高涨。《法兰克福汇报》的一篇报道写道，现在联邦德国里大概很难找到一个人，无论是执政党或反对党的政治家，或者是普通选民，会认为波恩马上和北京建立正式关系是不正确的。这篇报道还预计，在双方正式建交前执政党领导可能需要先访问中国，“同时默默地尊重主要是单方面访问大‘中华帝国’的传统”。
7月间，王殊被急召回国，周恩来亲自面授机宜。周恩来考虑到他是记者身份，与联邦德国政界和其他高层人士联系会有困难，指示外交部礼宾司安排他参加一些外事活动，名字见报，让他“出出名”。
他到京时施罗德一行已离京去外地访问了，那几天没有什么与欧洲相关的外事活动，因此他被安排参加了李先念副总理为日本公明党代表团举行的晚宴，第二天名字出现在显要位置，惹得熟人奇怪地问他怎么管起日本的事情来了。过几天，他又被安排参加了八一建军节招待会，名字排在外交部部长助理章文晋之前。他见了章文晋很不好意思，章文晋笑笑说没关系。
不久，王殊被任命为与联邦德国谈判建交的中方代表。外交部从民主德国使馆调来梅兆荣等协助他工作。
90年代后担任中国驻德国大使的梅兆荣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谈判一开始比较顺利，后来德方突然提出西柏林地位问题，要求中方确认西柏林对外由联邦德国政府代表，并签署议定书。柏林问题是战后东西方矛盾的焦点问题，中方提出两国建交不应与西柏林地位挂钩，更无需签议定书，但今后在处理具体问题时会考虑西柏林已形成的实际情况。几个来回之后，德方建议在谈判代表草签公报时由德方宣读中方上述表态的实录，中方不予否认，这个主要难题就这样解决了。
1972年10月，谢尔率庞大代表团访华，与姬鹏飞在人民大会堂正式签署了建交联合公报。公报干脆利落，只有一句话：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1972年10月11日决定建立外交关系并在短期内互派大使。
(1972年10月，周恩来总理、姬鹏飞外长会见来北京签署两国建交公报的联邦德国外长谢尔和夫人一行。)
“用筷子一样的外交”
“现在是改变的时候了。”
12月2日，以这句话为口号的澳大利亚工党在大选中获得惊人胜利，把自由党和乡村党组成的保守党联合政府赶下了台。工党领袖惠特拉姆1971年7月应周恩来之邀访问了中国，此后不断向选民作出与中国建交的承诺。
战后澳大利亚的外交是以与美国结盟为基轴的，以应对所谓的“中国威胁论”。60年代中国向澳大利亚购买了大量小麦，但走出困难时期后，中国农业连续丰收，粮食进口量相对减少，因此开始向建交国倾斜。1970年10月中国与加拿大签订了1.42亿元的小麦购买新合同，对澳小麦局再三提出的续订小麦合同则予以谢绝，并将原因归于澳政府的敌视中国政策，震动了澳朝野。
中国与加拿大和意大利建交后，澳重新审订对华政策，将中国的联合国会籍问题视为发展外交关系的先决条件。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恢复之后，澳不得不再次修订对华政策。外交部长鲍恩向内阁提出了“简单承认”中国的方案，表示不愿“屈从北京要澳抛弃它的朋友的条件”。
当时尼克松即将访问中国，澳内阁决定暂缓决定，等待中美会晤结果。上海公报发表后，澳总理麦克马洪评论说美国奉行的是在可以接受的条件下实现与中国关系的正常化，这与澳政策是完全一致的，期望澳也能以这样的表述方式处理台湾问题。
当时中澳在巴黎有一个对话途径，麦克马洪指示驻法大使艾伦·雷诺夫试探中国驻法大使黄镇的态度，黄镇表示不能接受“简单承认”的方案。
田中角荣的中国之行使得麦克马洪政府雪上加霜。英国《卫报》评论说，田中的访问实际上是在一个统一的集团的发达两翼（即日本和澳大利亚）上打开了一个重要缺口，澳大利亚的政策支柱遭到了破坏。中国人可能相信，他们不需要等很久澳大利亚的政治力量就会转为对他们有利了。
这一天来得很快。
澳工党政府上台后，立刻恢复了与中国的建交谈判。23年在野的工党，与中国14天谈判成功。关于台湾问题的表述采用了英国模式，即“承认中国政府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省的立场”，澳政府确认1973年1月25日前从台湾撤走其官方代表机构。12月21日，中澳建交。
(1972年12月21日，中国和澳大利亚建交签字仪式在法国巴黎举行。本版图/新华)
在新西兰，同样是工党战胜了保守党政府上台，同样是光速与中国谈判成功，关于台湾问题的表述也采用同一模式。12月22日，中新建交。新西兰成为了与中国建交的第87个国家，这也是中国1972年建交行动的收官之作。新西兰新任总理诺曼·柯克说，中国重新进入了世界事务的主流，它在亚洲和太平洋的影响是巨大的，并且必然要增长。
这一年中国还与马耳他、墨西哥、阿根廷、毛里求斯、希腊、圭亚那、多哥、马尔代夫、马达加斯加、卢森堡、牙买加、乍得建交，共达18个，是新中国建交国家最多的一年。日本媒体感叹，中国在今年的国际外交舞台上成了“台风中心”，在该布局的地方已经布局完了。
(1972年4月，周恩来到机场迎接毛里求斯总理西沃萨古尔·拉姆古兰。)
1972年11月，尼克松在大选中赢得了537张选举人票中的520张，以压倒性优势连任总统。1973年1月，越南和平协定在巴黎签署。越南问题解决后，基辛格再次访华，双方同意在对方首都设立中美联络处。用基辛格的话，除了名义以外，双方实际享有了外交关系。
1973年2月17日晚，毛泽东在游泳池会见了基辛格，周恩来在座。毛泽东说：越南问题可以算是基本解决了。基辛格说：我们感觉是这样，我们现在需要一个走向平静的过渡时期。毛泽东说：我们也需要嘛。你们的总统坐在这里讲的，我们两家出于需要，所以就这样，（把两只手握在一起）hand in hand。基辛格说：我们双方都面临同样的危险，我们可能有时不得不运用不同的方法，但目标相同。毛泽东说：只要目标相同，我们也不损害你们，你们也不损害我们。有时候我们也要批你们一回，你们也要批我们一回。你们总统说是叫“思想力量”的影响，就是说：“共产党去你的吧！共产主义去你的吧！”我们就说：“帝国主义去你的吧！”
1972年年末，奥地利《皇冠报》刊登了记者恩斯特·特罗斯特撰写的文章，题为《用筷子》。他说，还不到一年，北京就通过令人吃惊的外交攻势夺取了世界政治舞台上的一个突出的位置，中国尽管在经济和军事上的力量是薄弱的，却在这个位置上与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平起平坐。世界分成东西两部分的情况已成过去。
“北京用像使用筷子那样灵巧的外交取得了他们的最大成就。苏联孤立中国的企图完全失败了，因为中国不再自我孤立了。”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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