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不久，在小学校园戴上红领巾的少年儿童，几乎无人不会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这首昂扬向上的歌曲。
可以说，从加入少先队，这首儿童歌曲就走进了无数幼小的心灵，牢牢印在了新中国少年的脑海里。
那激越雄壮的旋律，铿锵有力的词句。像进军鼓点，振人心弦，激励着一代代中国少年在歌声中走向充满创造力的成年。
就是如今年过花甲的老人，每当哼唱起这首歌曲，仍然会热血沸腾，油然想起当年的岁月。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第一句歌词，就表明了新中国少年一代光荣的历史使命：作为革命事业的后来人，将继承先烈开创的伟业，为实现共产主义的美好理想奋斗不息。
而要做共产主义接班人，还必须像革命先辈们那样“爱祖国、爱人民”，勤劳勇敢、不怕困难，为了理想，勇敢前进、前进！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这首歌，诞生于1961年，是电影《英雄小八路》的主题歌。
1978年10月27日，共青团十大在北京召开，大会通过决议，正式将《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确定为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
2022年5月31日，在又一个“六·一”儿童节到来的前夜，央视中文国际频道在《国家记忆》栏目，播出了“红色童歌”之《少年先锋队》，讲述了这首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诞生的幕后故事。
简单说，我们在喜爱并传唱这首著名的儿童歌曲时，应当记住两个人的名字和一段故事：
两个名字，一个是女作曲家寄明，一个是歌词作者周郁辉；
而那段故事，则是发生在1958年“金门炮战”期间勇敢支前的“今日小八路”的事迹。
在震惊世界的1958年“8·23”炮击金门战斗中，位于厦门前线的禾山区第四中心小学（即何厝小学），学生自发组织了“前线少年支前活动大队”。
这些孩子以大无畏的英雄主义精神，一面坚持学习，一面穿梭在炮火中拥军支前。他们帮助解放军叔叔接电话线、擦炮弹，洗军衣、送开水、修战壕，站岗放哨。队里年龄最小的队员年仅12岁，最大的16岁。
在一次激烈炮战中，解放军某部指挥部与炮兵阵地的电话通信突然中断。通信兵立即奔赴前线检查电话线路，却发现硝烟之中几名小学生正在把炸断的电话线连接在一起···。
1958年9月6日，《厦门日报》以“今日小八路”为题，率先报道了13名少先队员在炮战前线的支前故事。
几天后的9月10日，时任厦门团市委副书记王绥，亲手将一面绣有“英雄的小八路”的锦旗赠予禾山第四中心小学的13名少先队员，并同时授予他们“优秀队员”光荣称号。
当时的解放军部队指战员，也称赞这些少先队员就像小八路，还特制了锦旗“小英雄志气高，巩固国防逞英豪”送给他们···。
“今日小八路”由此得名。
何厝小学少先队员勇敢支前的英雄事迹，震撼人心，很快传遍大江南北，随即被拍成电影《英雄小八路》。
随着影片在全国的上映，片中主题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赢得了人们高度共鸣和喜爱，被广为传唱，连日理万机的毛主席对这首歌也都留有较深印象。
据著名外交家熊向晖回忆：“1961年9月，毛主席在武汉会见第二次来华访问的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时，蒙哥马利曾问他中共领导人的继承人问题。毛主席特别关注“继承人”这个词，就说，“继承人”这个名词不好。我一无土地，二无房产，银行里也没有存款，继承我什么呀？红领巾们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叫“接班人”好，这是无产阶级的说法。
经伟大领袖毛主席这么一说，“接班人”这个名词，又有了新的含义。
那么，《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这首歌曲，具体是怎么创作出来的呢？
1958年年底前，全国各地各界人士组成的慰问团，纷纷来到厦门前线慰问解放军参战部队指战员。禾山区何厝小学的13名“小八路”在前线活跃的身影，自然引起了慰问团里文艺工作者的关注。
他们好奇地询问这些少先队员们在前线都做了些什么。当听了生动事迹介绍后，不禁赞叹不已。
其中，来自上海的词作家周郁辉、作曲家寄明，决定把他们的事迹写成歌曲。
曾是“英雄小八路”13名成员之一的何佳汝回忆：作曲家寄明，一边听关于我们支前的故事，一边用铅笔头在纸上沙沙地写写画画，当时就把那曲子初稿写了出来。
在孩子们的要求下，寄明还当场把曲子哼给他们听，大家都觉得这个歌很好···。
同时在场的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党委办公室主任周郁辉，也被孩子们的英雄事迹深深打动，他表示一定要把他们的事迹拍成电影。
回到上海后，周郁辉主动请缨承担电影的编剧任务，很短时间就创作出《英雄小八路》的剧本。
1960年10月，影片《英雄小八路》在厦门开拍，剧组演职员住进厦门三中，邀请“小八路”总辅导员王添成参观剧组，并把由周郁辉作词、寄明作曲的电影主题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赠送给他。
当年12月29日，在慰问厦门前线三军大会上，由王添成策划主持，歌曲《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第一次登台展示。参加合唱团的成员，既有“英雄小八路”队员也有电影剧组的小演员们。
一曲下来，掌声雷动。
女作曲家寄明，原名吴亚贞，她既是作曲家，又是钢琴演奏家。
寄明1917年出生，江苏苏州人。自幼学习多种乐器，8岁时就弹得一手好琵琶。1933年中学毕业，她报考当时最著名的音乐高等学府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以琵琶演奏的优秀表现被录取。
抗战爆发后，寄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歌咏活动。1939年奔赴革命圣地延安，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女子大学学习期间，她如饥似渴地学习，汲取政治营养，并把自己的名字“吴亚贞”改为寄明，寓意寄希望于明天。
1942年5月，寄明荣幸地出席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亲耳聆听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之后，寄明出任鲁迅艺术学院音乐教员，曾给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等中央机关领导和在延安的抗日将士用钢琴演奏过《黄河大合唱》等抗日歌曲。
抗战胜利后，寄明同鲁艺师生一起，从延安到塞外的张家口和寒冷的东北。辗转于佳木斯、牡丹江一带，一边参加东北鲁艺建校工作，一边参加土改和东北解放区的政权建设。
寄明不断从民间音乐中汲取营养，为土改剿匪斗争，为配合解放战争的进展进行歌曲创作。写出了《翻身秧歌》，《歌唱刘胡兰》，《庄稼人小唱》等二十余首作品。期间，寄明先后担任东北鲁艺文工一团演出科长，副团长，东北局音乐工作团少年班主任，把一批从翻身农民中挑选的子弟培养成音乐人才，后来曾任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的作曲家傅庚辰将军，就曾是少年班的一员。
东北全境解放后，在沈阳成立了东北鲁迅艺术文学院，后又组建了东北音乐专科学校，寄明担任副校长，党总支副书记。
1953年，寄明调到中央电影局音乐处任职。1955年调到上海电影制片厂从事音乐创作。她先后为《平凡的事业》、《长虹号起义》、《李时珍》、《凤凰之歌》、《春满人间》、《英雄小八路》、《金沙江畔》、《燕归来》等二十余部影片作曲。
1997年，寄明不幸病逝于上海。
（寄明与丈夫瞿维在延安）
词作家周郁辉，1927年出生于山东龙口一户贫苦农家，17岁考入抗日军政大学牙山分校。毕业后被分配到胶东军区13团工作，1946年入党。他曾先后在第三野战军九纵教导团、九兵团教导团担任政治干事、指导员、宣传干事、文工队长。
1950年，周郁辉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曾任志愿军第九兵团教导团文工队队长、27军政治部助理员。1955年转业分配到上海市委宣传部宣传处工作，1959年调任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党委办公室主任，后为专业编剧。
此后历任文化部电影局艺术处副处长，北京电影制片厂专业编剧，中央乐团领导小组成员，国家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宣传司副司长，中国文联办公厅副主任。
周郁辉参加慰问团到厦门时，全国各大电台、报刊均报道了何厝小学少先队员们支前的英雄事迹。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决定用最快的速度将“英雄小八路”的事迹拍成故事片。
周郁辉深入前沿阵地体验生活，与“英雄小八路”们促膝交谈，很快激起了他的创作热情。他主动向厂领导请缨，要求承担《英雄小八路》的编剧任务。
多年的戎马生涯和长期形成的敢打硬仗、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军人作风，让周郁辉坚信自己能完成好这项任务。
从前沿阵地体验生活回到上海后，他立即投入到创作中，很短时间就拿出了《英雄小八路》的文学剧本，并获得厂领导一致认可。
1960年10月，《英雄小八路》摄制组在厦门开机拍摄，此刻的周郁辉仍沉浸在剧中少年英雄的形象中。
为了更好地烘托银幕上的少年英雄形象，让英雄的主题更进一步升华，他觉得应该创作一首具有时代震撼力的主题歌，进而表现出当代少年热爱祖国、期望未来的肝胆衷肠。
正是这个大胆的思路，促使周郁辉创作出了《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这首歌歌词，并在全国唱红，历久不衰。
（电影《英雄小八路》剧照）
早在1950年参加抗美援朝出国作战期间，周郁辉就患上了疾病。多年来他不顾病痛折磨，始终忘我的工作，终因积劳成疾，1987年在北京病逝。
上世纪七十年代，共青团中央在全国范围内征集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应征者众多，其中不乏非常优秀的儿童歌曲。经过有关领导及专家反复筛选，最后还是选中了《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这首歌曲。
如今，电影“英雄小八路”中的少先队员原型都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他们退休以后，有的在学校担任少先队志愿辅导员，有的在学校展馆内担任讲解员，继续为传承红色血脉，赓续红色基因贡献余热。
在厦门，英雄小八路纪念馆在1994年就被列为省青少年德育教育基地，目前已是全国第四批青少年教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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