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你不能这样鄙夷文学青年
——读莫言三篇小说说三道四之二
原创：writer莫非
读完莫言的《等待摩西》再读《表弟叶赛宁》，感到落差很大。
《表弟叶赛宁》是一篇对话体小说，对话的两人分别是莫言和“我”的表弟秋生——笔名宁赛叶——外号怪物，“表弟”叶赛宁显然是个虚构人物。谁都知道，莫言是个功成名就的大作家，而叶赛宁是个默默无闻的文学愤青。
两人之间与其说是酒桌上对话，不如说是倚酒三分醉的互怼。
小说的开头就充满了火药味，叶赛宁“借着几分酒力，怒冲冲地”说：“三哥，你不要自鸣得意，更不要沾沾自喜，你不要妄自尊大，也不要以为咱东北乡里只有你有文学才能。”
在莫言的笔下，表弟叶赛宁是一个狂妄自大、目中无人、愤世嫉俗的人。这表现在：他看不起莫言，也看不起莫言的代表作《红高粱》，把自己写的小说《黑白驴》看成是一部超越了《红高粱》一千多米的旷世杰作，莫言在他“心目中是驴屎！”他看不惯当今文坛，认为杂志社的编辑“有眼无珠”，压制未成名的作家；他视“真实的社会一团漆黑，虚拟的网络暗无天日”……
在莫言的眼里，表弟叶赛宁还是一个品行不端的人。莫言介绍他去一家酒厂洗瓶子，他嫌大材小用，只干了一天就不干了；莫言介绍他去供销社当营业员，也只干了一两天就让账面亏空100元，怀疑他是不是贪污了营业款；莫言又介绍他去锻压设备厂上班，干了一年把厂里两个女工肚子搞大，反手甩了她们；后来莫言找关系把他送去参军，他在部队里勾引当地女青年；他合伙和金希普办小报时，又凭借记者身份敲诈一家化工厂……
读完这篇小说，我脑子里一直盘旋一个问题，莫言为什么要写这篇小说，为什么要塑造这么一个“怪物”？
不能说，当今这个社会没有表弟叶赛宁式的人，但可以肯定地说，这样的人极少，不是普遍的存在，如果把他视为典型，他的狂妄和劣行显然是被作者有意放大的。塑造这么个人物的意义何在？是不是为了揭示“怪物”产生的社会因素？显然不是。小说中也提到了社会的一些不良现象，譬如：供销社往酒里掺水，往化肥里掺盐，大秤进小秤出，制假贩假，坑蒙拐骗；锻压设备厂生产的基本都是废品，为了把这些废品卖出去，厂长贿赂采购人员，手段卑劣，无所不用其极；高度污染的化工厂，强占农民的良田，农民联名写血书上访，都被他们扣下,,,,,,等等。但是，这些不良现象都不是作为小说的情节来写的，是从表弟叶赛宁口中说出来的，是他为自己的劣行辩解，但他的辩解有点强词夺理，因为自己的劣行更多的是个人行为。小说没有充分展示叶赛宁这个怪物是社会的产物，所以说，小说人物没有起到引导读者反思社会的作用。
这就不能不让人猜测写这篇小说另有用意。
莫言的作品一直是有争议的，尤其是获奖以后，争议更大，赞扬和贬斥互相对立。对一部作品或一个作家争议评论，见仁见智，各抒己见，是个好事，但也不可否认，贬斥莫言的人中不乏有情绪化的成分存在。网络上不乏有一些喷子专靠攻击名人、明星博眼球，也有圈子内文人相轻的贬损，还有极左人士的中伤。作为莫言本人如何看待各种批评他的声音，是很多人感兴趣的。沉默了五年，莫言终于发声了，出人意料的是以小说的形式发声，是以小说的形式反击。这篇小说就是《表弟叶赛宁》。
小说中的叶赛宁，是所有批判莫言者的缩影，莫言把他塑造成疯子似的的形象，并且受到莫言的当面质问：“你有什么资格攻击我？”显示出莫言对他的嘲讽和傲慢。
这就是莫言对待批评的反应。在我看来，他是以情绪化的小说反击情绪化的批评。
当然咯，善意的批评和情绪化的攻击是两码事。善意的批评莫言应该是可以接受的，问题是如何对待情绪化的攻击。莫言选择的是以小说的形式怒怼。
对莫言做情绪化攻击的人都是谁？无外乎我上面提到的那三种人，真正的文学青年不会这样做的。我想问一句，对这几种人有必要怒怼吗？何不向他们投以轻蔑的一瞥，一笑了之？好作品是骂不倒的，恶意的攻击只会更显现其价值，就如古人磨铜镜，越磨越亮。
不久前在网上看到，有人在潘长江的微博里留言说：“求求你今年不要上春晚好不好？我特么烦看你的小品。”潘长江回复道：“谢谢您！尽量吧，我能不上尽量不上，如果春晚剧组非要我上的话，只能麻烦您不看春晚就不烦了。”下面的跟帖一边倒地支持潘长江。潘长江的回复是士人的大度和雅量。
《表弟叶赛宁》里怒怼的却不是那三种人，而是一位文学青年，也算十足的文学愤青。文学愤青是存在的，他们怀揣一颗文学梦，在文学的道路上艰难跋涉，却屡屡遭受挫折，难免不流露出愤懑情绪，问题是该如何看待他们。
表弟叶赛宁写了一部小说《黑白驴》，写好后首先交给莫言，希望他推荐给杂志社，莫言看完后觉得不值得推荐，压了下来，导致表弟叶赛宁对莫言产生了怨气，认为莫言是怕后人超越他而有意压制《黑白驴》。如果当初莫言看完《黑白驴》，向表弟善意地指出小说存在的问题，指导他修改提高，不是一压了之，表弟会不会由文学青年变成文学愤青？
莫言以小说的形式反击文学愤青，似乎少了一点大度和雅量，更显名人作家的霸凌。
不过，从表弟叶赛宁的身上也可以触发一种反思：文学的圈子化、贵族化倾向是不是越来越明显？官刊为了经济效益是不是在追求名人效应、有意无意压制了文学青年的创作热情？编辑和功成名就的作家要不要多一点对无名青年作者的指导、扶持和关怀？
文学青年是文学事业的未来，也是文学作品最忠实的读者，如果文学青年越来越多地变成文学愤青，肯定是不妙的事。
莫言，你不能借用小说的形式如此鄙夷文学青年！
说完上面的闲言碎语，我还想说说这篇小说存在的几个低级错误。
其一，小说里的莫言借了三万元给表弟叶赛宁，支持他生产什么高科技电子灭蚊器，却被他挥霍掉了，莫言对此说道：“那可是八十年代初期的三万元。你在县城租房子，买了一辆二手面包车，放鞭炮开张，接下来，天天请客，吃饭，甚至充大款给小学捐钱买电脑。”请问，八十年代初，国内市场上有电脑销售吗？即使有，也很不普及，更没有网络，一个县城小学用得上电脑吗？
其二，小说中有一段话：“我的《红高粱》发表那年，我的表弟，不，宁赛叶和金希普合办了一份小报，在上边刊登了即将连载《黑白驴》的广告。”《红高粱》是1986年在《人民文学》第三期上发表的，按时间推算，那一年叶赛宁可能还没参加高考，还没有工作，工作都没有哪来的钱办小报？
其三，小说的第三自然段表弟叶赛宁说了一段话：“金希普是我的兄弟，他骗谁也不会骗我，那两万元钱，算什么？他迟早会还的。那个什么狗屁电视台的狗屁副台长，我根本没看在眼里，”这两万元是怎么回事？是叶赛宁借给金希普的，还是莫言借给金希普的？这钱金希普用来做什么用的？那位电视台副台长和叶赛宁之间有什么纠葛？为什么叶赛宁说不把他放在眼里？这些留给读者的疑问，或者叫悬念，一直到小说结束都没有交代，这也是让读者困惑的。
其四，小说里莫言对叶赛宁说了一番话：“不错，从前年开始，你良心发现，放下天才架子，抛弃幻想，开始到钢窗厂打工，每月可挣两千元。干活期间，又谈恋爱，这次不错，跟人家结了婚。不久又生了孩子。”从这番话可以推断，表弟叶赛宁就算30岁结婚，大约在1998年前后，往后推两年，莫言和叶赛宁的怒怼发生在2000年前后，而不是当今。如此一算，问题来了。莫言在互怼中对叶赛宁说出这句话：“你可以把你的大作贴到网上啊！”叶赛宁回道：“网络就是净土吗？网络也早就被那些网霸们分疆裂土，一个个的团伙，一个个的圈子，吹捧的是他们自己的一伙，真实的社会一团漆黑，虚拟的网络暗无天日，我对这一切都看透了。”2000年前后，国内互联网刚刚起步，还没有普及，城市里网线都没铺设到千家万户，更何况农村？别说叶赛宁，就是莫言当年也未必能上网。那么，莫言凭什么让叶赛宁把作品发到网上？叶赛宁凭什么说出攻击网络的那一番话？
上述几个低级错误出现在这篇小说里，有点让人匪夷所思。
最后申明一下，我这篇说三道四里提到的莫言不是生活中的莫言，是小说中的人物，生活中的莫言和小说中的莫言应该不是一个人，这是常识。 2018.12.6
(明天将推送《读莫言三篇小说说三道四之三》，敬请关注。)
《读莫言三篇小说说三道四》三篇文章，是莫非创建公众号“世态万象”时所写，去年底先后发在公众号上，该公众号有更多精彩的原创和转发文章，希望各位朋友关注莫非公众号：mofei67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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