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星空婉儿
大家好，我是鲁迅笔下的孔乙己。鲁迅先生在评价《孔乙己》时曾说：“这是最令我满意的一部作品。”听到这句话，我很是感动。
我这一生，孤独伶仃，命途多舛；对社会而言，我只是一个“多余人”，苟活于世界，我既不被上层社会所接纳，在下层社会也备受排挤。我在孤独绝望中走向人生的终点。
有人说，鲁迅先生的作品，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确如此。鲁迅用辛辣的文字，揭露了社会的黑暗，对于人性的刻画，更是入木三分。
孙伏园在《忆鲁迅先生》中评价《孔乙己》时说：“能于寥寥数页之中，将社会对于苦人的凉薄冷淡，不慌不忙地描写出来，讽刺又不很显露，有大家的风度。”
有人说我是迂腐、穷酸、自以为是、愚昧不堪的底层知识分子，强调我好吃懒做，品德败坏，经常偷书，又嗜酒如命。所以我的悲剧可以说是咎由自取，半点怨不得别人。
也有人说我是受封建科举制度荼毒的可怜人，是人性卑劣的见证者。我一无所有，备受排挤。在这样一个黑暗的社会，周遭的人麻木冷漠，人间对我而言如同炼狱。
其实世人对我有着或多或少的误解，我是一个纯粹的读书人，是一个悲哀的零余者。我想活出自己，却又举步维艰，我这一生只能在痛苦中挣扎，在绝望中坚守。
也许你会问我，什么是“零余者”？零余者，又叫“多余的人”，是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中贵族知识分子的一种典型。屠格涅夫的《零余者的日记》出版之后，将“零余者”形象带到大家的视野。
简单地说，“零余者”是剩余出来的人，是不被任何社会群体接纳的人，是找不到立足之处的人。
我就是这样一类人。我们这类人，注定一生坎坷，注定一生披荆斩棘。我们唯一的朋友就是自己的影子，可以说我们是“苟活”于世间。今日，我想为自己辩白，希望能消除世人的误解。
《呐喊》（《孔乙己》是《呐喊》中的第二篇）
一、不是我不容于世，而是世人难容我
正如我前文所说，我是一个“零余者”。世人都以为我叫“孔乙己”，其实这根本不是我的名字。我叫什么，已经无人知晓了，“孔乙己”这个名字是他们从“上大人孔乙己”中胡乱给我取了个绰号。
“因为他姓孔，别人便从描红纸上的‘上大人孔乙己’这半懂不懂的话里，替他取下一个绰号，叫做孔乙己。”
名字是我们中国人重要的象征，阿Q因为说了一句自己姓赵，而被赵太爷扇嘴巴子，赵太爷怒吼：“你怎么会姓赵！——你哪里配姓赵！”我与阿Q同病相怜，在鲁镇人的心中，我的名字可有可无。从鲁迅先生寥寥数笔，可见鲁镇人性冷漠、人情凉薄。
既然“孔乙己”是别人胡诌出来的，那便意味着世界上根本没有“孔乙己”这个人，那么，我是谁？悲乎哀哉，我竟是个不存于世的人！可见我是个“零余者”。
鲁迅
咸亨酒店总是一副热闹的样子，这里有人穿着长衫，有人穿着短衣；有着坐着喝酒，有人站着喝酒。而唯独我，“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这不是我要搞特殊化，如果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咸亨酒店的玄机：
在咸亨酒店里，“曲尺形的大柜台”与“店面隔壁的房间”将整个酒店分成了3个世界：一是“上层世界”，以穿着长衫的丁举人为代表。他们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认为自己的鲁镇的“统治者”。因为经济条件不错，所以他们可以买点酒菜，坐在隔间慢慢吃。
二是“下层世界”，以穿着短衣的短衣帮为代表。他们无权无势，以出卖自己的苦力争一口酒钱，自然买不起什么小菜，只能拿个碗站着喝酒。他们来这里只是为了获得短暂的欢愉，毕竟生活太苦，我是他们唯一的“乐子”。
“只有孔乙己到店，才可以笑几声。”
三是“儿童世界”，以小店员和吃茴香豆的小孩子为代表。他们良知未泯，并未完全受到社会的荼毒。
可是我却不属于这三类中的任何一类。上层世界的人嫌弃我、殴打我，甚至内心鄙视我跟他们一样穿着长衫；下层世界的人排挤我、取笑我，在他们眼里，我穿着长衫显得格外刺眼。
如果说“长衫帮”对我是肉体施暴，那么“短衣帮”对我便是精神施暴。“上层世界”的人通过殴打我来彰显自己的权势与地位，“下层世界”的人通过羞辱我来忘记自己卑贱的命运和备受折磨的痛苦。
有人曾说：“否定一个人最好的办法，就是否定他毕生为之奋斗的本质力量”。对我来说，精神上的折磨比肉体上的痛苦更甚百倍。短衣帮的人通过撕裂我的伤口，来获得短暂的欢愉，这是一种怎样的悲哀。
所以，真的不是我不想融入他们，而是鲁镇并无我的容身之处，至始至终，我不过是个游离于阶层之外的“多余人”罢了。
咸亨酒店
二、不是我品德败坏，而是我酷爱读书
很多人说我品德败坏、好吃懒做。主要原因在于我“窃书”和“喝酒”。我想解释一下这两件事。
有一次，何家让我去抄书，我兴高采烈地去了。抄的那本书，正是我梦寐以求渴望拜读之书，我当时欣喜若狂，你可能难以想象。这样的珍宝，可惜在何家人眼里一文不值。书籍对于他们而言不过是装点门面的“废纸”罢了，与其说他们爱书籍的内容，不如说他们爱书籍给予他们的权势和虚荣。
这样的书本，放在何家实在是暴殄天物，我一时心痒，便将书本拿了回去。其实我清楚地很，很快他们便会找上我，将我一顿毒打。我愿意承受这皮肉之苦，我愿意用自己的身体之痛来换取书本短暂的拥有权。
像我这种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哪有“偷盗”的能力呀，被抓被打是注定的结局。如果我真想偷东西卖钱，那就应该选择世人眼中的贵重物品，而不是这一文不值的书籍了。
可我这一行为并未得到理解，短衣帮的人在咸亨酒店公然戳我痛处，将“窃书”说成“偷书”。他们一向以讽刺我为乐，我几乎不反驳，但是对于此事，我却争红了脸。
何为“窃”？窃的对象是知识，我只是短暂地借走何家的书，窃读了书中的内容。何为“偷”，偷的对象是物质，我从未想过要偷书进而卖掉换点酒钱。
“窃”是对我行为的否定，我承认自己行为有失，所以我接受何家人毒打我的结果；“偷”是对我品质的否定，这一点我绝不承认。因此，此事我必须争上一争。
“你一定又偷了人家的东西了！”孔乙己睁大眼睛说，“你怎么这样凭空污人清白……”“什么清白？我前天亲眼见你偷了何家的书，吊着打。”孔乙己便涨红了脸，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争辩道，“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
《孔乙己》戏剧
至于“喝酒”，我与短衣帮完全不同。短衣帮来这里喝酒，无非是为了凑热闹，获得群体认同感，同时还能将自己的快乐建立在我的痛苦上。他们的麻木与愚昧，我不予置评。
鲁迅先生说：“但他在我们店里，品行却比别人都好，就是从不拖欠”。
可见，我是个从不拖欠之人。我虽穷，但是品行却比别人好。“别人”是谁？那自然是短衣帮了。他们喝完酒后总是拖欠，因此掌柜的也不待见他们，每次都是让小伙计扔一碗酒，让他们站在门口喝。
我与短衣帮的人有着本质的区别：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所谓“借酒消愁”，大抵如此。通过喝酒，我可以短暂地忘记自己不幸的人生，可以让自己的灵魂获得短暂的自由。我这一生，不曾伤害过任何人，在饱受毒打和精神折磨时，我也不曾怨恨，更遑论报复之心。
我虽是无用之人，但绝非坏人。我只是保持着对知识的渴望、对书本的热爱罢了。
孔乙己喝酒
三、不是我迂腐愚昧，而是我坚守初心
有人说我实在太迂腐了，为什么一定要穿一件破破烂烂的长衫呢？为什么不像短衣帮那样，跟着他们一起，穿着粗布短衣，时不时地取笑一下他人，这样或许我的人生也不至于如此悲苦了，甚至我也能像他们一样“获得短暂的欢愉”。
这于我而言，是万无可能的。如果你体验过读书的乐趣，你便再难回到那个无知的世界；如果你心底还保留了善良，就不可能通过吞噬他人的灵魂来获得快乐。
我虽是无用之人，但我是个善良又执著的读书人。
“长衫”对于我而言，不只是一件衣服，更是我读书人身份的象征，是我对“读书人”这一身份的坚守。所以，我不愿脱下长衫，不愿丢弃自己的身份。尽管我会因此而付出血的教训和痛的代价，但是我无怨无悔。
你可曾关注到鲁镇的孩童？那是民族的希望，鲁迅先生曾在《狂人日记》的最后写下“救救孩子……”的呼唤，紧接着便写了《孔乙己》，给了我生命。
代表着民族未来的孩童，在鲁镇却无人问津。咸亨酒店的小伙计，掌柜的嫌弃他样子太傻，伺候不了长衫主顾，便让他在外面做事；但是又因为他不机灵，干不了往酒里羼水的活儿，掌柜的便给他了专职温酒的活儿。
唯有我，关注到了孩子，知道他们的重要性。我试图去教小伙计写字，我告诉他“茴”字有4种写法，以后记账要用的，可是他一脸不在意，想必他心里也在骂我多此一举吧。
对于外面的孩子，我将自己手里的茴香豆分给他们吃，看着孩子们纷纷过来索要茴香豆，我又开心又难过。这样纯粹的人，可惜我身上的茴香豆实在太少了。
对于“茴香豆”，鲁迅先生的用意你可曾明白？教小伙计写“茴”字，是我希望能在精神上贡献一份力量；给小孩子茴香豆，是我希望能在物质上献出仅有的东西。
我虽是无用之人，可我愿意付出自己的所有，来增添世界的一抹光彩，为民族尽绵薄之力。
孔乙己分给孩子茴香豆
鲁迅先生说：“楼下一个男人病得要死，那间壁的一家唱着留声机；对面是弄孩子。楼上有两人狂笑；还有打牌声。河中的船上有女人哭着她死去的母亲。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我只觉得他们吵闹。”
我却一直期盼着人类的悲欢能够相通，我们可以感知到他人的痛苦，感受到人性的悲凉。可惜我至死也未如愿。
“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于鲁镇的人而言，我的生死无关紧要，他们没兴趣来探查我的生死，在他们心里，我已经死了；但愿在你的心里，还为我留有一个空地，让我活在某个角落。这便是我为自己的辩白，我的痛苦你可曾理解？我们的悲欢可曾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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