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音宫”印文陶片
虎头金钩扣龙形玉佩
人操蛇屏风铜托座
“万岁”文字瓦当
“四宇同光”涵盖了汉、楚、越、胡等风格的器物。
据史料记载，秦统一岭南以前，岭南与中原地区在经济、文化诸方面就有过联系。秦始皇统一岭南后，中原文化在岭南的传播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时期。秦汉统一王朝的建立对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与发展产生成了深刻而悠久的影响。在中央集权政治的主导下，王朝主流汉文化光照四宇，各种区域文化则加入交流、融合，异彩纷呈的文化基因共同塑造了中华古代文明多元体的面貌和格局。
兼收并蓄、勇于开拓的文化底色
“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时期，位于帝国南域的岭南地区在这一时期取得了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南越王博物院院长李民涌介绍，经过秦平岭南、和辑百越、汉设九郡等一系列历史事件，岭南地区成为了秦帝国直接管辖下的行政区域，通过不断学习中原地区的先进技术和吸收多元文化的精华，岭南地区形成了兼收并蓄、勇于开拓的文化底色。
岭南越族人民一方面吸收了中原文化及其它兄弟民族文化的长处，另一方面又保持和发扬自己的民族特点，创造出独特的文化。秦汉时期，岭南地区的文化表现出显著的多元性、兼容性，源远流长的本地文化与中原王朝及周边文化在互动中走向融合、共存。此时，在岭南生活的民众，除了数十万中原移民之外，主要是本地越族居民。越族各有种姓，支系众多。汉越通婚、入境随俗等切合实际的制度，为岭南地区的经济发展、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奠定了基础。成功的民族政策和繁荣的贸易交流，使岭南地区的各种文化呈现出美美与共的良好互动模式。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南越国时期的文化艺术是岭南越族、中原汉族和相邻兄弟民族共同的智慧结晶，岭南越族博采众长而创造出来的灿烂文化艺术是整个中华民族文化史上辉煌的一章。
李民涌表示，本次展览通过集中展现广州秦汉考古成果，展现了大一统视角下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过程。正如展览名称“海宇攸同”所揭示的：地域文化是大一统文化的细节呈现。“所有的细流最终将会汇成大海，”李民涌说，“文化最终面貌，是实现多元一体、家国一体的政治文化格局。”
秦汉时期广州与各地有广泛交往
“天下为一，万里同风”，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一级调研员徐颖表示，“广州秦汉考古揭开了广州两千多年统一时代的序幕，展示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区域文化性格形成发展的重要过程。”
展览中展出了出土于南越国宫署遗址的“岭南第一简”南越国木简。它是南越王宫的纪实文书，反映出宫室管理、职官刑律、物品进贡和社会风俗等多方面内容。据南越王宫博物馆副馆长李灶新介绍，木简上的文字与同时期国内其他地区发现的简牍文字很接近，同时我们也能看到多枚秦半两钱等流通货币，“这些小东西充分说明了当时‘车同轨，书同文’推进的程度。”
岭南地区首次发现的铜勾鑃是古吴越族的乐器，安徽、江苏、浙江、湖北、山东等地均有发现，江浙最多。世界上已知最早的印花织物工具——印花铜凸版可以与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印花纱纹饰相对照。它们均展示出秦汉时期广州与各地的广泛交往。
展现蕃禺都城和岭南社会的画卷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易西兵说，60年来的考古成果见证了岭南文化发展并融入华夏文明体系的历程，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幅蕃禺都城和岭南社会的历史画卷。
易西兵还特别推荐了汉武帝灭南越之后一段时期内常见的随葬明器，包括仓、灶、井、屋、船等，还有陶俑。它们既有汉文化的因素，又充分展现了地域文化特色。与陕西、河南等地的同类文物对比一下就可以发现，广州的这些东西规模上不算大，但很写实，比如房子里饲养的六畜，比如灶台上的猫，甚至老鼠都有，观察很细致，很有生活气息，让我们看到汉代岭南社会的缩影。
本单元重点展示了秦汉时期，岭南地区多元体文化面貌的形成过程和基因构成，重点展品包括南越王宫出土的印花大方砖、万岁瓦当以及南越王墓出土的玉龙钩等。
重点展品
01
虎头金钩扣龙形玉佩
虎头金钩扣龙形玉佩应产于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于1983年在象岗南越王墓出土，当时于广州南越王墓墓主人赵眜的右肩上发现，原本龙形玉佩下半端被折断，但主人并没有舍弃它，而是将它修复后赋予了它新的生命——带钩。
博物馆官方微博中表述：龙形玉佩断裂面两端各钻有3个小圆孔，用丝线穿过圆孔把断口连接起来以保证其坚牢性，但钻孔的地方较明显，有碍美观。工匠给绑系后的龙尾添一条金虎，遮挡龙尾的破裂处，钩尾和钩首都做成虎头形。钩尾的虎头双眉上扬，额顶铸出一个“王”字，非常形象。修旧不守旧，极具巧思。
02
南越国印花大方砖
秦汉时期，我国的砖瓦生产工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素有“秦砖汉瓦”的美誉。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的特大方砖边长达96厘米，厚度16厘米，重达150公斤，尺幅超过秦汉中原地区众多宫殿建筑的铺地砖，堪称秦汉考古发现第一大砖。此次展出的这件大方砖边长也接近70厘米，厚12.5厘米，重达107.8公斤。这样特大型厚重的印花铺地砖，在国内发现的秦汉遗址中尚属首见。
03
人操蛇屏风铜托座
西汉文物。通高31.5厘米、横长15.8厘米。出土于南越王墓。现藏于：广州西汉南越王博物馆。
结构分上下两部分：上半部为两个大小相同的扁长方套筒组成的活页，可作90度展开，为屏风右翼障的下转角构件。下半部为力士托座，取自“越人操蛇”的传说。力士身着右衽褐衣，短裤，跣足。两眼圆瞪，眼珠外突，口咬一两头蛇。双手操蛇，双足跪坐夹蛇，五条蛇相互绞缠，纹饰玲珑通透，是两千多年前越人抓蛇吃蛇形象的再现。原通体鎏金，并有黑漆绘线，现仅留斑点。
04
“万岁”文字瓦当
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的“万岁”文字瓦当数量很多，文字写法多样，表现出鲜明的地方特色与多变的艺术风格。“万岁”是欢呼祝颂的代语，寓意长寿吉祥。南越国都城是当时岭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宫殿建筑规模大、等级高，考古出土的“万岁”瓦当主要集中于南越国都城，代表了南越国时期瓦当艺术的最高水平。
另外，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的带釉砖瓦的釉呈青灰色，玻璃质感强，可有效防止雨水渗漏，是当时砖瓦烧制工艺的一大进步。这件青釉筒瓦釉质莹润透亮，经检测，属于钠钾玻璃釉，与公元前3世纪印度哈斯蒂纳珀地区的玻璃成分十分接近，其制作工艺可能从海外传入。这是我国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釉瓦实例，也是我国海上丝绸之路发端于秦汉时期的重要实物例证。
05
印花铜板模
南越王墓发现了当前世界上最早的印花织物工具——印花铜凸版。它出土于西耳室，由大小两件组成，大的凸板长5.7厘米、宽5.4厘米；小的凸板长3.4厘米、宽1.8厘米。小的印板应是印花时的定位纹板，大的一件为主面纹板。二者工序分先后，功能不同。
南越王墓出土的印花纱保存不佳，已很难识别上面的图案是否就是用这类印花铜凸板（版）印纹，只能隐约看到一些类似云纹的图案。而在长沙马王堆汉墓M1却出土了保存完好的印花纱，其纹饰几乎与南越王墓的印花铜凸版上的纹饰一致，马王堆M1却无印花工具实物出土，两地文物可互相映证汉代南方地区丝织业已有较高水平。
06
“华音宫”印文陶片
陶片残长7厘米、残宽7厘米。2003年南越国二号宫殿基址出土南越王博物院藏10陶器盖残件，表面戳印“华音宫”三字。
“华音宫”未见史籍记载，应是南越国自主设置的宫殿。有学者认为“华音宫”的寓意为华夏之音的宫殿，在春秋时代“诸华”与“诸夏”都表示文化、礼制较为先进的中原诸国，汉时“华”字代表的范围扩大，寓指汉朝的统治区域。“华音宫”应当是寓意“华夏之音”，有学者认为这三个字或许寄托着南越国主赵佗对中原故土的思念之情。李灶新甚至进一步提出，它可能与当年陆贾南来与南越王赵佗相谈甚欢的历史事件有关，也许，当时他们饮酒畅谈的地点，就在这座华音宫里。
07
熊饰踏跺
应产于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2006年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南越王宫博物馆藏。
建筑构件。踏跺即台阶，整体用宽大的空心砖砌成。此踏跺的侧面以浮雕手法装饰熊的形象。熊在古代是勇猛、祥瑞的象征，有学者认为，“熊”纹图案应为南越统治者借助中原汉文化的图案体现自己的威严、力量和意志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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