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州地处广州莲花山脉腹地，多以村镇为单元，坐落在缓缓起伏的山谷中。飞机降落之前，在空中放眼望去，阳光普照下的山谷中却仍漫着厚厚云雾，教人看不真切，像是一个谜团，待步入其中。
何修辟是我们此程的司机，50 余岁，我们叫他何叔，他是中国第一位驻日外交官何如璋宗亲的后人。现在是大埔何氏祠堂的理事。车刚开出大埔县城，何叔指着公路边一块将要干涸的河床说：“我的祖先们，就是顺着水路，来到这里。”客家人能把传统一辈一辈地传着，与宗族文化的昌盛不可分，这里出生的人名字一般都是三个字，中间的字代表“字辈”，世世代代的梅州客家人谨遵着这样的传统，以致于在对方报出姓名后，往往就能知道这个人是该姓氏的第几代子孙。何叔载着我们一路往茶阳古镇走，鞍前马后不休息，他更像是这个地方的东道主，带我们深入腹地。
茶阳古镇在大埔县东南，车程约摸 40 分钟，与大埔相比，茶阳的古意浓厚很多，古街两边全是典型的骑楼，这是岭南地区特色的商业建筑。一层卖货，上面几层住人，醒了便做生意，骑楼见证着岭南商人的业精于勤。
何文渊是土生土长的茶阳人，在这里住了 70 多年，身体硬朗，腰板挺得倍儿直，走路比我们还快，我们唤他作何伯，他要依照辈分，得唤何叔一声叔叔。何伯的祖先生意做得很大，是当地的望族，解放前，他们家祖业曾遍及江南岭南，“那时候，这整条街一半以上的商铺都是他们家的，生意一直做到海外，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都有他们家的生意”，何叔指着面前的一条街，在旁介绍。
古街并不宽，午后的阳光在街上穿过，刚过了冬至，一过了值中的点，不一时，亮处就已偏移到另外的一边，被楼体挡了个遍，让这条街显得有点冷。虽是条商业街，但开铺做生意的人不多，只因祖屋祖铺在这儿，多是留着，时不时过来打理一下，以待年节时分宗亲回来重聚，并不热闹。潮湿的气候，十摄氏度出点头的气温若少了太阳的参与和人群的熙攘，着实比不得北方跌下零摄氏度的天气暖，我们便躲进何伯在此处的祖铺中喝茶取暖。这家店铺曾经是做布匹生意的，现在里面没有绫罗绸缎，只有些岭南人家寻常生活的图景。关于他的家世，我们自然好奇，一小杯热茶端得稳稳，而何伯只寥寥几语，道尽自建国之后就隐匿在历史尘埃之中的望族起伏与他的半世人生，语气寻常得就像是刚刚在巷子口跟熟人寒暄。
一壶黑茶泡过三泡，人暖和了起来，那寻访的心也活泛了。面前的何叔与何伯，讲着软糯的客家话，边与我们聊着，边顾自话些家事，我于是发现，这地方的历史太为深厚，人们闲话的旧日家常，入了我等外人的耳，像在论史。在他们的聊天之中，我得知在建国之前，何伯的叔叔们曾经在同一时期，分别出任过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将领。我禁不住好奇，便问了他一句：“何伯，当年您分属两党的叔叔们，会回来一起过年么？”何伯说：“我们客家人，无论身居何处，每到过年，都会回到家里，一块儿过年，祭祖。”
坐在骑楼之中的闲聊在一壶茶现了它最美一泡时收住，我们便起身前往早闻其名的父子进士牌坊。不赶巧，那牌坊正在修缮，绕着转了半天，只能在绿色尼龙纱重重围起的脚手架之中，望见个大概。500 年前的牌坊敕旨建于明代万历三十八年，纪念饶相和、饶与龄父子先后进士及第。牌坊上“父子进士”和“丝纶世掌”几个字依稀可见。牌坊是旧时望族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为表彰科第、德政以及忠孝节义方面的人或事而立。虽然不能见真容，但 30 多米高的大牌坊，系着满族的荣耀，巍然立在古镇与茶阳中学的交叉口。
何伯有些惋惜：“茶阳古镇原有很多牌坊，拆得也就剩这三座了。”父子进士牌坊的左边有两座牌坊：一座是萧邬氏的贞洁牌坊，另一座只剩了四条腿，看得出以前也是座牌坊。何伯说：“这牌坊说来有些故事，文革的时候牌坊头被当时的年轻人们用绳子扒了下来。后来，一个走路都费劲的老游击队员站了出来，拿着拐棍就往这些人身上打，不让他们靠近牌坊，在他的带领下，周围的居民和县政府的人齐齐出来把牌坊围住，这般保护，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三座牌坊才逃过一劫。客家人对祖先的尊敬和对宗族的重视，不曾因时光的流逝而失守，只是很多人身处历史的洪流之中，往往都不知觉。那座拆了的牌坊头上，大概写着“闵粤交好”，这又涉及到一段岭南广府、客家和闽南三大族群怨怼后又相安的漫漫历史。
梅州地区并不大，从一个村到另一个村，未必比北京城里从东三环到西二环所花的时间长。但这里人才辈出，茶阳有父子进士，有着中山大学第一任校长邹鲁生活的痕迹；不远处的百侯镇有一腹三翰林；双坑村里又坐落着何如璋的故居，梅州城里是黄遵宪旧年的痕迹；《梅州院试》载“自宋以来，代产伟人”，如“五科五解”“一腹三翰院”“三代四翰林”，更是有父子同进士、岭南第一才子宋湘、长乐武运开、八旬翰林、学霸韩山等翘楚佳话。中华民族的儒家思想命脉，靠着书香，以教育为根本，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梅州客家人的祖先，因南迁迫居此蛮夷之地，在 900 多年之中，他们如何将文脉深植在这曾经人迹罕至的山区里？
朱迪光教授在这方面颇有发言权，他是梅州客家人，现任梅州市梅县区博物馆的馆长， “梅州的文化传承，主要靠的是教育的传承，一遍一遍地整理这里的历史，有时连我都很感叹，梅州一个弹丸之地，怎么就能孕育出这样多的人才呢？ 想来想去，就是因为重视教育。”民国初年，法国人赖理查斯在《客法词典》中惊叹：“全境有六七百个村落，也就有六七百个学校，这真是一个骇人听闻的事实，按人口比例来说，不但全国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和它相比较，就是较之欧美各国也毫不逊色。”
如今的这一段历史，在那些私塾学堂的遗迹之中，仍能窥见些大概。百侯镇南村是其中保存最为完好的古村，其中杨氏祖宅通议大夫第，是一腹三翰林的故居，为乾隆皇帝嘉奖杨缵绪为官清廉、两袖清风拨款而建。故居是三堂四横九厅十八井的典型府第式建筑。现在有些村民和杨家的后人混住于此。下堂中铺了满满一地的白色粉末，何叔看了看，告诉我们这是木薯磨成的粉，晒在这干了后就是木薯淀粉，可以做成梅州人喜欢吃的粄。上堂正中挂一块牌匾“咸庆堂”，主要供放祖先的牌位、像和匾额。客家人的祖屋，与宗祠的地位齐平。步入其中，方知一腹三翰林只是开了个头，其中的杨缵绪之妻蓝淑人寿逾百年，养育了杨家七代子孙，这些子孙之中，同堂七魁，七代举人，因为实在太罕见，乾隆皇帝御赐“七叶衍祥”。
旧时，一个氏族文脉的传承，私塾在其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出了“通议大夫第”一直向前，百余步的距离，便到了当时杨缵绪在建“通议大夫第”的同时所建供族中子弟读书的兰台书室。现在有人居住其中，并不愿意把这书斋让给当地旅游部门改建，何叔帮我们打了声招呼，在里面的阿姨倒是很热情地为我们介绍起这个书斋：“门口供着龙神，三角形的天井表示鱼，鲤鱼跳龙门，我们这里的人全都跳出去了！ 三角形也有帆的意思，出门一帆风顺。里面的是金钱龟的图案，和方门圆门合起来也有规矩的意思，从小教育小孩无规矩不成方圆。乌龟还有考试独占鳌头的意思，那个圆门，还寓意着中状元！”方圆两道门是这处书斋最为重要的特点，中国人对“方圆”二字讲究得很：方，乃为人之本，圆，是处世之道。方门上贴着一副楷体书成的对联：“入是门也瞻前顾后成规矩，登斯域欤迎来揖去得方圆”。书室如今的正堂上挂一块书着“尚德传经”的匾额，正中的墙上挂着孔子的画像。旁边的对联则是：“蒙学养正，知书尚礼”。阿姨不愿意透露姓名，他们一家现在住在书斋正堂的影壁后，在自己的生活之余，将这清雅书斋，打理得井然。
与重门复重门的故居相比，我个人更偏爱这些学堂书斋。读书的地方为了采光，建得都很透亮，景致环境也相对清雅。虽说中国有句古话作“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客家人以出两袖清风的清官为傲，梅州市区里还专门建了座廉官博物馆，千秋功名，只求为国为民殚精竭虑，但是看着眼前这些官宦书香世家，光耀门楣之人忧国忧民的人生简历，寒窗岁月也许不易，但较之其后的风云际会，他们在书斋中读着圣贤书，想着鲤鱼跳龙门、独占鳌头、中状元的岁月，也许是最快乐单纯的一段日子。
何如璋的故居在双坑村，那是何氏子孙最引以为傲的地方。何叔邀我们前去一探，我们欣然往之。何如璋的第四代曾孙何新赞住在那，今年也七十多岁，与何叔既是同宗又是姻亲，自然亲上加亲。喝过一碗当地有名的及第汤后，我们便前往何如璋的故居。
何如璋早年因为家穷念不起书，当过放牛娃，后来得到读书的机会后，便考取功名入选翰林院，是中国第一任驻日公史，做过光绪皇帝的老师，参与过马尾造船厂的建立，用一辈子的时间见证了旧日中国社会巨变。而在他的故乡崧香里（现在的双坑村），只见一个曾经的放牛娃在考取功名后对于族人的担当。
这里有两处书屋，一处是何如璋当年读书的书斋——畊经书斋，是他从放牛娃走上仕途的命运转折点。另一间是日新书斋，因为后来何氏子弟读书人数众多，畊经书屋的体量承担不下，建了座新的。这间日新书屋名扬乡里乡外，前来执教者，都是茶阳和嘉应州的一时之俊。嘉应州名士梁诗五跟随何如璋出使日本返乡后曾在此执教。清末进士、何如璋的次子何士果曾在此读书，日新书屋的藏书也多，有崧香里“藏书馆”之称。
两所书屋门都没锁，杂草长得比人还高，何新赞老伯介绍，解放后土改，这两所房子都分出去了，至今，房子的产权何氏故人也还在争取，但并未收回来，于是他们只是从旁打理。通奉第是何如璋的故居，如今也荒在那，只是他甚喜欢梅，从京城移栽回来一株梅树，亲手种在院子的一角，年久失修的古屋内，这株一百多年的梅树如今无人照料，但仍然茂盛地生长着。
离通奉第不远，是双坑村的人境庐，梅州有两个人境庐，一个在我们眼前，是何如璋的书斋，另一个在梅州市区内，为黄遵宪的书斋，追溯下去，原来黄遵宪需要叫何如璋一声老师，他与何如璋之子何士果亦为好友。人境庐这三个字都为日本书法家所提，取自陶渊明的诗中“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之意。只是双坑村人境庐的“人”字上多了三点，至于多了这三点的原因，后人的考据中说法不一。
在我们快要离开双坑村的时候，何新赞老伯从家里翻出了好几本清朝的私塾课本，其中有《大清律例》《尺牍新编》《小学地理课本》及《酬世锦囊》等，都是私塾学堂的课本。不知道这些书经过何人之手，也不知这几本书如何躲过那浩劫岁月。他要把这些课本赠与我，我深知这其中意义，兹事体大，三番五次推让，不敢收下。他说：“这书啊，虽说是老祖宗留下的，放在我们这，如今也没人去看了，如今我交与你，你要把它好好地传下去。”我于是收下，鞠躬道谢，手里的这几本书的分量，说不出来有多重。
朱迪光教授说，曾经有一年，他们的车经过梅州东山大桥时，旁边的人忽然问起他，请他以一句话形容梅州人的风气，他说：“读书。”再请他以一句说说这华侨之乡，他说：“穷。”但此穷是彼穷，也非彼穷。《周易· 系辞下》有云“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读书，自古就是中国人改变命运的一种方式。或许，在未提出“中国梦”这个具体的概念时，教育承载了中国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梦。
我心中仍不免疑问：旧日的私塾学堂与如今学校的区别在哪，为什么古代的私塾能将中国上千年的传统文化传承？
大埔县城中，90 岁的张达文老人当时在举办书画展，早年间，他的父母渡印尼谋生，因为家里太穷，在他 5 岁的时候，把他送回来读书，所以张老先生赶上了私塾学堂最后的几年。他说：“小时候，隔壁有一棵龙眼树，很高很高，越过墙头长到我家墙内，但龙眼熟了时，我们都不会去摘龙眼，因为那是别人家的树，我们动不得。我们是拜过孔夫子的，上过私塾学堂。”读过私塾的人，第一句话不会告诉你他们上过私塾，而是说，他们拜过孔夫子。张老先生又说“以前的私塾，在教授知识之前，先教授道德，所以我们这些人，这一辈子，都极其重视道德”。张老先生读到初中时，被全班同学选举为班长，却因家贫，辍学回去种田。他后来追随了初中班主任的脚步，加入共产党，早期从事教育，做过校长，退休前，他是大埔县的政协主席。他在少年时就触到陶行知，至今念念不忘的，是那句“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而他终其一生，都以切身之力，推崇陶行知的教育理念。
梅州在古代为蛮夷之地，而客家人，多是衣冠南渡的中原士族，虽然客家人的祖先饱受历史动乱迁居，沿水路不断南下，逐渐以现在的大埔为中心，以各姓氏为单位建立起村庄。而即便本族的荣耀成为当时朝野纷争的牺牲品而落难迁居，客家人仍然顽固地遵守着中国最为传统的儒道两家“忠君爱国”的思想，教育后人考取功名，一方面为朝廷效力，另一方面则可光耀门楣。
张老先生给出的关于旧日私塾先教道德，后教知识，这样的解答，竟成为先前诸多参不透问题的答案。而这些年，“客家文化”成了一门显学，但在人们提及时总要加上“特殊”二字，但究竟特别在何处，未到此地时，只觉雾里看花，并不十分透彻。踏上梅州这方土地，掩在历史之上的尘埃随着行走的脚步被一一拂去，一如山谷上方那些在时至中午时分逐渐消散的云。
从商业色彩浓重的都市来到这里，像步入了一个被今人所遗忘的桃源秘境。客家人是最念家的，即便被迫迁居，却也一心想着回家，于是在文化方面并不入乡随俗。时至今日，客家文化成为研究儒家文化和古中原文化最有生命力的活标本。曾经的古村落虽已盛颜不再，却仍然端端然地穿梭落座在现代城市的肌理之中而这些旧日的建筑之中，却以书斋最为别致，无论是被后人小心拾掇起来，还是任其杂草丛生，作为客家人最为重视的文脉，私塾学堂在这其中，见证了 900 多年来，儒家文化在客家子孙之中的传承兴盛。在这传承背后，是经久不衰的宗文化，通俗来说，就是“不忘本”。
90 岁的张达文老先生与我萍水相逢，刚刚见面时知道我姓张，握着我的手说：“你姓张，我也姓张，我们同宗同源，我们的祖宗是兄弟。”那一刻，我说不出任何话，那种从未有过的感动所带来的温度与厚重，让任何言语失色。
对于现代教育，梅州功不可没。提到新时期的学堂，不能不提东山书院，自 1746 年建立起，东山书院就一次又一次地站在了中国教育改革的前沿。
梅江流经梅州市，而东山书院在建立之初时，就是因为创办人清代乾隆时期嘉应州知州王者辅看上了这里依着梅江，傍着东山的好风水，在清朝学宫的基础上沿袭改革，建成了岭南地区的首个书院。那一天我们睡了个小懒觉，午饭吃得很饱，于是跑到梅州市的跨江大桥东山大桥上溜达，快走到江北时，目光被东山大桥下的一座红色的古石拱桥所吸引，这桥名为状元桥。循着状元桥往北望去，东山书院毫无预兆地出现在眼前，是一座淡黄色墙皮的重檐歇山顶式建筑，有点像庙。书院前是两株木棉花，据说，开花时一片火红，甚是好看。
梅州一带的古建筑很幸运，即便得到后人的小心经营，也不会被整修得太过。东山书院几度修缮，也还是严谨地保留着之前的样子：一层的上堂中央供奉着孔子铜像，二层是讲课的学堂，三层供奉着道教掌管科举文运的神仙魁星。教育和文化在此，已经被当成一种信仰传承。对于梅州，东山书院的意义在于“新”，先是王者辅在乾隆年间，不建学宫而改建此学堂，清末现代教育家、爱国诗人、外交家黄遵宪回归故里之后，在东山书院倡行新学，后引入师范教育，培养了一大批的教育精英。200 多年里，从东山书院走出的将军、清官、科学家与现代的大学校长不胜枚举，附近的客家博物馆，专门改建了一座老宅，列出梅州所出的大学校长。
对中国近代史与近代教育功不可没的黄遵宪，在 13 岁时就已经很得李鸿章赏识，是清末百日维新与戊戌变法的启蒙者和领导人。他的书斋人境庐和祖屋与东山书院很近，走路才不过十分钟，这书斋雅致得很，亭台楼阁，草木之中，看得出黄遵宪是一个很有生活情致的人。然而看罢所有有关他生前的展览，满满都是山河破碎时文人的忧思，教人胸中郁郁，与我两年前游罢杜甫草堂的心情相似。书斋二层有他亲笔用草书在创办《时务报》之初，写给梁启超的诗，字字惊心：“寸寸河山寸寸金，侉离分裂力谁任？ 杜鹃再拜忧天泪，精卫无穷填海心。”
站在东山大桥上，望着对面的东山书院，我不禁想起朱教授说起他看过的一个对联——“勤耕雨读，忠孝传家”。他说，客家人天气好的时候耕作，下雨天就进屋读书，读书的意义，就是为了忠孝传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