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当一个朝代崛起时，先代帝王都会推进一个所谓的“均田制”，把土地分到农民的手中。这个“均田制”如果推动得当，那么一个稳定的二百来年的王朝，也就有了。当然，这个王朝过一段时间之后，总有那些有权有势的权贵豪强大量占田，这样一来就引发了各种各样的社会危机。
这个时候就必须要有一位大臣、或者一位君王站出来“抑豪强”，否则国家就会江河日下。但一旦有了这个动作，整个朝廷就立即分为两个派别，一个是抑豪强的变法派，一个是既得利益者的保守派。当然也只会就两个结果，一种是成功地压制了豪强，一种是直接被豪强干掉。
北宋也是如此，这里面就涉及到了王安石、苏轼、司马光这三位千古名臣。1067年，宋神宗上位之后，为了摆脱宋王朝所面临的政治、军事、经济危机，他召见了王安石问策。王安石上了一本《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向宋神宗讲述了宋朝当下所面临的危机，并且提出变法。
历史上有名的“熙宁变法”就这样开始了。其中包含有均输法、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在军事方面有置将法、保甲法、保马法等。
王安石的变法，遭到了几乎所有文人士大夫的反对，许多人纷纷反对变法，离开朝廷到地方任职。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反对新法与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
苏轼被誉为“百年第一人”，名重天下，他随后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这一个举动得到了许多人的附和，影响极大。王安石很是愤怒，便让御史弹劾苏轼的过失。
此时“党争”尚未开启，即使是反对者，最后也是离开朝廷到地方任职而已。但苏轼也当然受到了“变法派”的忌讳。
1079年，四十三岁的苏轼，调任湖州知州。上任后，他给宋神宗写了一封《湖州谢表》，这本是例行公事，但苏轼是诗人，即使官样文章，也忘不了加上点个人色彩。
在《湖州谢表》中，有“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等句子，有隐射、讥讽的意思。
本来有事说事，大家当面锣对面鼓的，这种“暗指”的做法大家都不认同。于是变法派纷纷指责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衔怨怀怒，包藏祸心”，“莽撞无礼，不忠于帝”。这就是北宋著名的“乌台诗案”，苏轼被逮捕押解到京师，受牵连者数十人。
最后王安石也站出来说了话，他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苏轼因此得到从轻发落，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受当地官员监视。苏轼坐牢103天，几次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时期有“不杀士大夫”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从1079年到1084年，苏轼过得非常落魄，有“杀头之险”，有“坐牢之困”，有“跋涉之苦”，有“饥饿之难”，有“丧子之痛”。特别是为了解决饥饿问题，苏轼还自己种田种地种米种菜，感受到了生活的艰难和劳累。
正如毛主席所说的，知识分子就应当下乡到一线去工作。同理，在这种环境中，在一系列艰苦劳累的劳动当中，苏轼也不知不觉地对生活在底层的农民产生抱有了一种最朴素的同情。
1085年，神宗去世，宋哲宗赵煦即位，改元元祐，由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高太后在神宗时就强烈反对变法，听政后立即起用司马光为相。司马光和高太后因此他们便合作起来，全面废除新法，开启了北宋有名的“党争”。
当时的旧党基本都是北方大地主大豪族，他们所要维护的自然是土地所有人的利益。新党们大地主不多，他们希望靠自己的努力获取更高地位与利益，所以普遍支持那些做事的人。
原本的“党争”还勉强维持住底线。但宋神宗一死，司马光与被称为‘女中尧舜’的高太后两人开始用发配的手段对付新党，党争立刻陷入无底线的恶斗。北宋试图挽救本身危机的努力也彻底破灭。
话说旧党上台之后，高太后和司马光重新召回苏轼这个旧党重要大员，苏轼得以回京。
但此时苏轼已经变了，他不再抱有当初那种“士大夫高高在上”的心态。当苏轼看到旧党对新党一系列的残酷打压之后，他便站出来讲了一些公道话，但也因为这些公道话，苏轼同样也遭到了旧党的忌恨和打压。
从此，苏轼既不容于旧党，也不容于新党，最后只能自请外放，成了地地道道的孤家寡人。但外放之后的苏轼，反而更加地为人民服务，他先是疏浚了西湖，加强了当地的农业生产，并且还留下“苏公堤”，“东坡肉”等一系列务实、亲民的美名。
但可惜的是，就算到了高太后死后，宋哲宗亲政，新党又得以上台执政，但苏轼仍然因为身上“旧党”的标签，反而被贬到惠阳（广东惠州）、放逐到海南（海南儋县）更为偏远之地。
政治，有时候就是这样无情。但尤为幸甚，正是因为这样的流离颠沛，也才留下了苏公堤、东坡肉、西湖、东坡村、东坡井、东坡田、东坡路、东坡桥、东坡帽等等一系列的美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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