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的崩塌、神性的祛魅、人性的解放，伴随着科学的探索与普及，牢牢把控传统意识形态的宗教正在受到不少年轻一代的漠视与抛弃。尽管天主教现在仍有超过十亿的信众，但经过现代意识启蒙的土壤显然不足以支撑其以原有的方式继续生根与扩张。
《教宗的继承》记录了教宗本笃十六世辞任的整个过程，这一戏剧性的故事并非杜撰而是真实发生的事件，而在这600年未见的情况背后，则是天主教内部保守派与改革派的博弈。本笃十六世代表着教内的传统势力，面对外界的质疑和相对主义的冒头，他以教宗的身份行使着说“不”的权力，而另一方面，主教贝尔格利奥作为改革派，对教会现在的运行状态深感无奈，并提出辞职。在深墙之中，本笃十六世与贝尔格利奥就教会未来的发展进行了探讨与辩论，前者认为作为教会的信徒，应当遵循数百年既定的信条，这不应受到挑战和质疑；而后者认为，我们不应该用教条的规定来建筑一堵隔离现代意识与宗教信仰的围墙。
然而，在内忧外患的压迫之下，神权需要在被动的妥协与主动的改变之间做出抉择。
进入新世界，现代社会的蓬勃发展大多归功于科学家、工程师以及奋斗在不同岗位的个体，以往许多被认为只有神能完成事，如今却有了语言上的定义以及现实中的实践。于是，由寓言以及迷雾笼罩的神权被实证主义哲学所解构，而被视为异教徒的无神论者已然有了正当的理由来怀疑被神权把控的过去，以及质疑神权正在构建的未来。然而，这种思维意识上的启蒙或者说觉醒在对宗教产生威胁的同时，也迎来了宗教信徒以及宗教代言人的反扑。
在《教宗的继承》中，本笃十六世一开始便毫不掩饰地表现出了夺魁的欲望，在拉票的过程中，他坚定地表明了他的立场，他看到了教会在当今世界所受到的威胁，但他仍然不愿意看到教众放弃教会所应该遵守的准则，且固执地认为他们只需要一个供信徒参考的轴心，以及一个永恒的真理。宗教的传统已经延续了数千年，它们通过故事和寓言写在典籍上供众人参照，不管是寥寥数语，还是长篇大论，教条成为了神权的骨架，而众人的信仰与朝拜则是填充于其中的血与肉，于是，神不再游离、缥缈，它在信徒的物质世界和意识空间中构建堡垒、建筑围墙。但在历史的进程中，有人从中逃离，也有人因此而遭受迫害，他们抬头窥探到了墙外的世界，并通过观察和实验推翻了诸多记录在案的教条。这便是墙内最为终极的矛盾，即与神权捆绑的教条并非是不可被推翻的，因为这些被推翻的教条并不是神所恩赐的真理，而是人所编织的谎言。
本笃十六世拒绝推翻这样的一堵墙，如同一个独裁者一般，他驳斥那些持异端意见的人，尽管这些意见是现代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必然产物。对于教会内部所发生的丑闻，他选择掩盖与容忍，也拒绝承认神权的失控，而面对环境污染、贫富差距拉大等诸多现实问题，作为距离神最近的人，他却毫无作为，甚至熟视无睹，这是一种傲慢，神权也将因此而失去信徒的虔诚与谦卑。贝尔格利奥不愿看到神权被高墙所围困，它应当有更加开放的表达以及更具宽度的诠释，它应该以更加主动的姿态参与到众人的生活之中，以证明自身的存在与活力，它需要一座桥来重获众人的信任和皈依。
比起本笃十六世对传统教义的坚守，贝尔格利奥对此则更加灵活，他看到了所谓的教条也存在着更迭与进步的过程，也看到了神权与真实世界的脱节。用“墙”隔离异端的做法在思想越来越开放与多样的今天已然失去了往日的约束力，纵使围墙如何牢固与坚硬，它都阻止不了人们从中飞跃和逃离。贝尔格利奥也因此意识到，宗教需要打破内部的藩篱，来重新抢占人们意识形态上的高地，而在这种语境中，“神”将更为具体，也更为本质，因为它掺入了人的个性和共性。
贝尔格利奥并非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宗教徒，他也曾面临过入教与不入教的抉择，最终是冥冥之中的那股力量指引着他选择了前者，“神”以这样的方式在他的人生中留下的足迹，它并不来自物质世界，也没有可供触碰的肉体。神真的存在吗？在这般际遇之后，贝尔格利奥不再怀疑，尽管那时他还没有足够的智慧来理解“神”的全部含义。直到他面对政变、面对迫害、面对死亡，他见证了众多司铎和教徒的死亡，但“神”却未曾伸出援手，也没能挽救他们的生命。“神”究竟在哪？时刻受到生命威胁他并没有纠结于这一问题的答案，而是积极的采取行动，想尽办法保全剩下教徒的生命，而在那一刻，他所进行的便是不正是神应该完成的工作。我想，那个在冥冥之中促使他如此行动的便是“神”的具象。
恐惧、善良、博爱……
贝尔格利奥正是怀揣这些饱满的情感去进行着他拯救众人的计划，而直到经历了这些，他才意识到“神”并不能脱离人而存在，在现实中，它并不是以神话故事中某个主角的姿态降临到世间，而是通过赋予人某种情感的方式来促成问题的解决。在这种意义上，“神”的确真实存在，它代表着人世间最为宝贵的品格，这些被典籍所记录，但只有人才能将其激活，也就是说，神的落脚点是人，神性终究是要与人性结合才能获得那种影响现实的生命力，而认识到这一点需要智慧，需要想象，更需要经历。
在高压之下，本笃十六世最终选择退位，他也预料到了贝尔格利奥将在接下来的选举中成为新一任的教宗。正如后者所说，这不是妥协，而是改变，本笃十六世的主动退位便代表了他以及他背后的宗教集体所下定的决心，他选择相信这位改革派所勾勒的未来愿景。
在影片开头，贝尔格利奥便表示：改革需要政治家。这是一个相当务实的想法，因为它的着眼点是遍布全球的教徒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作为一个来自第三世界的主教，贝尔格利奥的当选本身就具有相当深远的政治意义，他是来自于穷人世界的主教，他理所当然地被信徒中的穷人寄予厚望，因为这些穷人阶级的信徒都渴望一个将载满资源的天平向穷人阶级倾斜的宗教，而不是让它成为供富人娱乐与忏悔的乐园。在贝尔格利奥看来，改变从人心中来，也应到人心中去，人心构成了宗教背后的神权，它不应躺在高墙之中沐浴阳光，它需要用切实的行动来回馈众人的信仰与朝圣，它应该致力于解决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以巩固更加长远的和平，也应该关注战乱带来的恐怖与贫穷，更应该始终与人站在一起去应对他们所受到的压迫与不平等。
宗教要想以更加主动的方式来彰显自己的存在，它便需要有所作为，它便需要解决诸多存在于现实之中的问题。一个因循守旧的领导能够完成的只是修缮那座随时都可能坍塌的围墙，而那个懂得倾听的人将成为“神”的耳朵，倾听世间正在发生的苦难，并用手中握有的资源来行动，以达成人们的诉求。
我想，贝尔格利奥所做的并不是在传统意义上与“神”割裂，而是将“神”以更加具体和实用的形式展现于众人面前，以挖掘神权背后的人性。
《教宗的继承》讲述了本笃十六世与贝尔格利奥两代教宗之间的观点碰撞与立场抉择，与现实格格不入的保守态度使得教宗本人以及教廷受到外界的质疑与批评，最终导致了教宗之位的另类交接。
宗教究竟应该以怎样的方式来融入现代社会的发展进程，电影以及电影所记录的现实已经给出了一个正在发生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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