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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儒以立墨，行义以爱民
——从孙诒让《墨子闲诂》看儒墨之争
周志芳
众所周知，儒墨之争对儒、墨两家学派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又以墨子“非儒”与孟子“辟墨”为儒、墨两家争鸣的重头戏，限于篇幅，笔者以孙诒让《墨子闲诂》为底本，仅就“墨子非儒”来探讨墨家“非儒以立墨，行义以爱民”的宗旨，未尽事宜，敬请大方之家不吝赐教。总的来说，儒家以修身为前提，以礼仪训练与文化教养为己任，相对而言，墨家作为反映下层劳动人民利益和反对贵族化最鲜明的学说，则更注重社会现实问题而倡导贵义尚利，从某种角度来说，儒墨两家堪称殊途同归，若能仁义并举，礼义并重，则能造福百姓，天下太平，安居乐业，社会和谐。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诸侯忙于割据称霸，对“霸道”的兴趣要远远大于对“王道”的兴趣，富国强兵事务迫在眉睫，为了争夺利益而长期混战，这势必给老百姓带来深重的灾难，更遑论对儒家所极力倡导的诗书礼仪文化有何浓厚兴趣。墨子基于对社会现实的认识，再加上出身于社会底层，作为一名普通的下层手工业者，墨子对民众的疾苦与诉求无疑了如指掌，他非常理解老百姓迫切要求停止战争、早日过上安宁的生活的愿望，基于此，墨子认为，儒家宣扬的礼乐文化不过是贵族统治者的工具和帮凶，对于改善百姓民生毫无益处甚至会起到极坏的作用，于是他展开了对儒家的激烈批判。
墨子早年就学于儒门，据《淮南子·要略》记载：“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可见墨子曾经深入学习并思考过儒家思想，然后基于社会现实和百姓疾苦做出深刻的批判，从现存可考证的《墨子》文本来看，墨子“非儒”鞭辟入里、切中要害，可见墨子学儒力深，以至于一时之间，影响巨大，总的来说，墨子批评儒家有“四政足以丧天下”。其一，儒家不重天、不信鬼，导致社会上的恶人毫无宗教敬畏感，民众也失去了批判社会的武器。其二，厚葬久丧，既耽误生产，又靡财费时，加剧生活贫困。其三，弦歌鼓舞，助长统治者的奢侈腐化生活。贵族们的一顿饭“目不能遍视，手不能遍操，口不能遍味”（《墨子·辞过》），如果再沉溺于弦歌乐舞之中，奢侈之风会更加兴盛。其四，宣扬“命定论”，使贵族与平民各安其位，泯灭了民众奋发有为、积极向上的斗志。墨子认为，儒学之所以不能惠及普通民众，根源在于儒家“仁”说。“仁”首先是血缘之爱，以“孝”为中心，然后在家庭宗族、邻里乡党、朋友君臣中次第展开。墨子认为，战争爆发的根源就在于人们各私其亲，不能以对待自己亲人的方式对待他人。鉴于此，墨子提出了“兼爱”的主张。如果人们“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墨子·兼爱中》），那么，天下就会实现真正的和平与安宁。与“仁”相比，“义”是针对非本血缘宗族之人的关爱。墨家推行“兼爱”，以利天下百姓的理念践行天下大义。只有打破狭隘的宗法观念与本位主义，才可以做到“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墨子·尚贤下》）。君主行义，惠及民生；百姓行义，兼爱交利；天下之人行义，社会和谐安定。
从儒墨两家核心价值观来看，“仁爱”与“兼爱”是儒墨之争的关键性问题，墨家赞同薄葬，痛恨儒家的厚葬，因为他认为这无异于浪费民力，在墨子所处的时代，以往属于天子之礼的“三年之丧”逐步成为普遍的社会习俗，无论国君还是庶人，皆行三年之丧。墨子认为，社会上最严重的危机不是由礼制崩坏造成的，而是由于统治者不关心民众疾苦、不改善民生所致。本来由于战争等因素，物质财产已经匮乏，如果人们为了操办死人的丧礼再劳神靡财，则会使生活更贫困。墨子公开批评了王公大人们厚葬久丧的做法，儒家是礼仪专家，所以墨子把批评的矛头转向儒家，认为丧期三日即可，何必三年。然而墨子的这一批评只注意到了现实功利目的，忽略了人们的执行丧礼时的情感需求，因为儒家所执之丧礼，其关注点并不在物质方面而在于礼仪彰显的人们之间的仁爱伦理之情。从孔子到孟子，儒家一直坚持三年之丧，孔子认为三年之丧是“天下之通丧”，曾子说，如果统治者慎终追远则民德归厚，儒家所行丧礼既迎合了普遍的社会习俗，又符合人们的情感需求。而墨子批评儒家之丧礼，实际上是在与整个社会普遍接受习俗相对抗，在功利目标上不失为正确，但在情感上却不能让人接受，所以墨子对儒家厚葬的批评事实上并没有给社会与后世造成重大而正面的积极影响，这大概要归结于墨子对人性的理解过于功利化而显得急功近利以至于失之偏狭，由此推及到墨子整个的道德观和价值体系都存在这样的问题。从人性的角度分析，墨家具有原始宗教素朴的道德观和价值体系，有严格的教义教规，同时还有严于律己、堪称楷模的精神领袖巨子，然而其过分强调禁欲主义和苦行主义、以节俭自苦为极的精神，只能吸引一部分人为之效命赴死而违背了人的天性，人类在天性里不断追求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精神财富日益得以满足，非如此，社会不能取得进步，幸福亦无从谈起，而墨子学说更是自相矛盾，一方面将利益提高到道德的高度，“利，义也”[1]，极其重视物质利益的实用价值，另一方面又极力提倡节用节葬非乐，“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2]，似乎人生在世除了活下来只需要满足基本的生存条件便可以高枕无忧、心安无事，而事实上却适得其反，清醒的荀子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荀子又说，“故墨术诚行，则天下尚俭而弥贫，非攻而日争，劳苦顿萃而愈无功，愀然忧戚，非乐而日不和。”[3]庄子说，“使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跂跷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谓墨。”[4]一方面重利重物，另一方面又禁欲自苦，否则便是道德沦丧，不配为墨门子弟，这岂不是要将人逼上绝路的泛道德主义？诚然，墨子本人可以以身作则、量腹而食、度身而衣，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只把生存温饱当成生活乃至生命追求的最主要目的，墨子的节俭自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对贵族阶层穷奢极欲、铺张浪费的生活方式提出了严厉批评和舆论监督，但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和否定了广大人民的普遍人性，墨子的确非常理解和同情民众疾苦，在当时的社会物质生产条件下，物力维艰，生存困难，民用不足，天下共见，但要解决这个根本性的矛盾问题，不是要靠精打细算、勤俭节约，而是要靠发展生产力、改良生产工具、改进生产工艺、促进社会生产与消费从而达到天下富贵、共享均利的大同理想，相反，墨子一再强调禁欲苦行，让人体验不到生活的快乐，看不到生活的希望，更得不得生命的滋养与满足，只觉得生活充满了艰辛与贫瘠，与此同时，墨子反对音乐等各种艺术形式的欣赏与创造活动，不理解其对人际关系与精神调摄的作用与价值，一味的从实用主义角度出发否定其不能产生实质性利益，却看不到因为从事艺术活动而取得心理平衡、带来精神愉悦所创造的更大程度上的价值与利益，此外，墨子极力提倡薄葬，反对儒家繁文缛节、厚葬久丧，虽然有利于反对贵族生活的奢侈化从而节省财力、减轻下层劳作者的负担[5]，但却也让人们丧失了通过祭祀之礼寄托哀思、表达尊亲念祖之情、寄托来世理想的途径，堵塞了人们对情感宣泄的需要，窒息了人性的健康发展从而对墨家学说充满敬而远之的畏惧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墨子可谓以自我虐待而取得最大满足的典型代表，如此一来，个体承受如此负重而无从得以报偿，那么，生命的存在意义又如何得以体现？诚如李白所言，“浮生若梦，为欢几何？”[6]其他宗教向信徒一再允以重诺，宣扬即使在现世无法得到合理的善待，至少还可以在另一个虚构出来的世界得以偿报，而墨家学说实可谓生亦苦、死亦苦，难怪庄子要批评墨子说他“不侈于后世，不靡于万物，不晖于数度，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墨翟、禽滑厘闻其风而说之。为之大过，已之大循。作为非乐，命之曰节用；生不歌，死无服。墨子泛爱，兼利而非鬬，其道不怒；又好学而博，不异，不与先王同，毁古之礼乐。黄帝有咸池，尧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汤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乐，武王、周公作武。古之丧礼，贵贱有仪，上下有等，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独生不歌，死不服，桐瓣寸而无椁，以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爱人；以此自行，固不爱己，未败墨子道。虽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乐而非乐，是果类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恐其不可以为圣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虽独能任，柰天下何！离于天下，其去王也远矣。”但是墨子主张说“爱无差等，施由亲始”，孟子因此指出丧礼的真正内涵不在于财产的多寡，而是源于子女发自内心对父母的真爱情感。这种特定的情感体验由血缘关系决定，而绝不可能来自外部，也不可能依靠推论方式获得。但墨家既承认有发自内心的情感之爱，又认为这种爱可以用语言与推论方式施于他人。墨子津津乐道的“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的兼爱精神，实际上是把特定情感庸俗化了。孟子认为，墨家把他人之父视为己之父，消弭了父亲的特定内涵。仁爱是儒家的核心价值观，儒、墨在仁爱与兼爱问题上有着不可弥合的分歧，因此，孟子才尖锐地批判墨家的“兼爱”学说会使人成为无异于“禽兽”的“无父”之学，表面看来，孟子与墨子的学说似乎是对立的，但事实上墨子对“天”与“善”的论述却被孟子悄然吸收了。《墨子》说“爱人利人以得福（”《墨子·法仪》），又说“官无常贵，民无终贱”（《墨子·尚贤中》），要求从“农与工肆”选拔官吏，这些主张已经唤醒了民众积极争取自身利益的意识，后来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又说“仁，人之安宅；义，人之正路”（《孟子·离娄上》），既坚持了儒家仁爱的核心价值观，又受到了墨子“行天下大义”的影响，可谓仁义并举，礼义并重，殊途同归，可见一斑。
此外，墨子在《非儒》篇提及的攻击儒门之事，多有不合史实之处，如齐景公要晏子评价孔子品行时，晏子所引事例据《左传·哀公十六年》和《史记·孔子世家》考证皆不可信，又后文所攻击子贡、阳货作为儒门弟子而乱天下，据《左传·定公九年》和《古史考》考证亦不可信，当属后人假托墨子之名所作。
最后，儒墨两家在对待义利关系的问题上表面看来似乎也存在不少分歧，从《墨子》全文来看，文中所谈到的非儒之处绝大多数为具有道德伦理范畴的意义，而先秦时代人们往往将道德修养的高低与政治成败相提并论，墨子因此而将其分为个人之“义”和天下社会之“义”，同时代的孔孟多将“利”限定为个人私利之意，认为他是与人的道德相互冲突的一而，因为在占代社会物质相对缺乏，人们争夺有限的社会资源而使社会陷入混乱，而墨子所提倡的“利”则更多的是指利他人、利社会，是一种公利，是天下社会之“义”，也正因为此而难以施行，作为反映下层劳动人民利益和反对贵族化最鲜明的学说代表，墨子痛感贵族统治者只在乎自己的私利而置公众公利于不顾因而大声疾呼，相比较而言，墨子显然更注重社会现实问题而倡导“贵义尚利”，因为“贵义”的基础是“尚利”，是尊重百姓公众之利，惟其如此，才谈得上约束个人尤其是统治者的私利，两者并不矛盾，儒墨两家在义利观相似之处也就十分清楚了，他们的社会历史条件是一致的，两者也都以“重义轻利”为研究起点，都认为利益是道德的基础，主:张以“利”来规定“义”，都认为利己是人的本性，都肯定个体追求功利的合理性，从某种角度来说，儒墨两家堪称殊途同归，“义利并重，儒墨和合”，墨学推崇的是一个交相利、兼相爱的理想社会，这个社会人人平等，尚贤重士，禁欲节用，非乐非攻，这种基于小生产劳动者阶级利益的政治理想，从社会现实和政治角度出发，是与当时社会生产力极为低下、社会物质财富尚未发展到可以完全满足个人所需的程度因此与推崇中央专制集权的社会现实是背道而驰的，实际上是挑战了大一统的皇权权威而无异于与虎谋皮，相对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孔子这种政治策略反而更符合当时执政者政治上的需要，因为，对于刚刚登上历史舞台的胜利者来说，如何保证并巩固他们的既得利益是当时首要的任务，他们是绝不可能和小生产者共享新政权成果的[7]，作为儒家集大成的荀子就这样批评墨子说：“不知壹天下、建国家之权称，上功用，大俭约而僈差等，曾不足以容辨异、县君臣；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墨翟、宋钘也。”[8]此言可谓甚当。墨子一再提及尧舜汤武时代是文明史上的黄金时代，其中很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举出尧舜禅让的故事，顾颉刚就曾指出，《墨子·尚贤上篇》以“尧举舜于服泽之阳”与“舜举益与阴方之中”对举，儒家后学的崔述在《唐虞考信录》里更是做了墨家的代言人，将墨子没有明确提及的舜禹禅让之事加以明确阐述，似乎更增添了传说的可信性，然而也正如顾颉刚所暗讽的“于此可见六艺之文的权威”，是要被质疑的，[9]很有可能这只是墨子对理想社会的美好设想和对古老遥远记忆的美化渲染，这种对理想世界的勾勒，属于应然状态，而对客观现实的描绘，则属于实然状态，从实然状态到应然状态，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其间还有非常漫长曲折的过程，而墨子天真地从小生产者阶级的利益、情感和愿望出发，一厢情愿地希望与社会统治阶层共谋，可以说，墨子是幼稚得可爱、单纯得可笑的理想主义者，他乌托邦式的政治理想，在当时乃至今天都只是一个空中楼阁式的美好景象，因此，和儒家的理性客观、深谙人性相比，墨子政治实践的失败也就是必定无疑的。
回顾历史，春秋以降，周室衰微，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礼崩乐坏，王命不行，豪杰蜂起，楚王问鼎，相与并争，分裂天下，诸侯争霸，逐鹿中原，跃马顾盼，一世之雄，不可胜数，私门富庶，公室贫弱，天子失官，学在四夷，整个社会暗流涌动，各种力量风起云涌，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社会结构等各个方面，无不发生着重大而又剧烈的变革，井田制的土崩瓦解，土地的日益私有化，物质生产方式的改进，工商业的繁荣发达，规模大小不等的交相混战，门客士子竞相奔走著书立说、追求自我实现所带来的鲶鱼效应，千姿百态、鲜活生动的种种社会现象无不让人感慨，这是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时代，也是一个注定必将发生相互碰撞而迸发光芒的时代，作为受过良好教育的士阶层，无论贵贱贫富，纷纷开立私学、延致子弟，从自己所代言的阶层利益出发，提出种种改革弊政的治国方略与修身之道，描绘各种各样美好理想的社会发展图景，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之下，儒墨道法名阴阳诸子学说应运而生，就是在这样一个群星璀璨、交相辉映的轴心时代，儒墨两家学说脱颖而出，振臂一呼而为天下应，孟子说：“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10]而儒家学说经过思孟之倡更是得以蒸蒸日上，当此之时，天下显学之尊荣无出其右，以儒墨弟子安身立命、显身扬名、横行于世者乃不知有几何！然而时过境迁，就是随着历史的变迁，儒家学说日渐显赫乃至定为一国之则，墨家学说却日渐式微而为世所轻，曾经影响巨大、显赫一时而与儒门众贤分庭抗礼、交相颉颃的墨家学说，在后来的历史长河里日渐消逝，代表社会下层人民呼声与利益诉求的墨家学说真的被历史湮没了吗？曾经被孟子高度赞扬为“摩顶放踵以利天下” [11]的墨家学说真的就没有血脉相承？曾经被庄子高度肯定“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不得也，虽枯槁不舍也”[12]的墨家学说是否就从人们的视线里消失了？事实上，墨家学说并未销声匿迹更没有成为所谓的绝学，它只是在和儒家进行交锋斗争的过程中，被儒家巧妙而高明地用另一种方式妥善而周全地改造、吸收并合理运用了，墨子原本希望通过非儒以立墨，后来却让儒家占了上风，“非墨以立儒”，表面看来是墨家学说的失败，但是，儒墨两家美好的出发点“行义以爱民”这一宗旨却始终没有发生改变，如此，幸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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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清）孙诒让，《墨子闲诂·经上》，中华书局，2012
[2]（清）王先谦，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解蔽》，中华书局，1988
[3]（清）王先谦，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富国》，中华书局，1988
[4]（清）郭庆藩，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杂篇·天下》，中华书局，2012
[5]孙启治，《墨子闲诂·前言》，中华书局，2012
[6]李白《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
[7]邢兆良，《墨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第214页
[8]（清）王先谦，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
[9]顾颉刚，《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一册》，中华书局，2011，第444-449页
[10]（汉）赵岐注，（宋）孙奭疏，《十三经注疏·孟子注疏·滕文公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2714页
[11]（汉）赵岐注，（宋）孙奭疏，《十三经注疏·孟子注疏·尽心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2768页
[12]（清）郭庆藩，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杂篇·天下》，中华书局，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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