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文化中，人都是神变出来的，上帝创造了他们的祖先亚当和夏娃，两人有了智慧之后，亚当与夏娃被赶出伊甸园，从“天国”坠落“凡间”。所以，人一生受苦受难向上帝忏悔赎罪，在最终审判时由上帝决定他上天堂还是下地狱。总之，西方的“神”是世间的一切创造者，人类是他照看的羔羊，需要绝对服从上帝的安排，否则就会下地狱，因此西方人神关系中的人是神的附庸，属于工具性的存在。
与西方大不同，中国长期是一个世俗化的社会，那么中国的人与神有何关系？以重鬼神的商朝来看，当时就已经与西方大不相同，乃至截然相反。
甲骨文中的“人”字，像侧面俯首的人之姿态（见下图），相比今天的“人”字字形没有本质的变化。不过，字形变化不大，但含义却大相径庭。商朝之“人”，是以人为牲的通称，身份较低，多为平民和奴隶之属，处于社会的底层。简单地说，商朝贵族统治者不是“人”，被统治的对象才是“人”。
《春秋》中说：人就是夷，都是古代的贬称，随着时代发展，春秋时期被征服之夷在服役且同化后称之为“人”，未被征服的外族为夷。所以，甲骨文中“人夷一字，最初之人即夷，夷即人”。
甲骨文中的“大”字，在字形上也代表人，不过与“人”字字形有些不同（见下图），昂首挺胸正面站立，代表的不是普通人，而是统治阶级。甲骨文中含有“大”的文字，其中的“大”几乎都代表“人”——有一定地位的统治阶层。后世，人们称呼有地位的人叫“大人”，就源于此。
因此在商朝时期，“人”不代表生物学上的一个物种，而是底层百姓或奴隶才被称之为“人”，统治阶级或根据官职或根据爵位称呼，最高统治者称“王”或“我”，死后的商王称之为“帝”。
甲骨文中以“申”为“神”，“申”的古字形是天空中闪电的形象描绘，因为古人的认知能力有限，他们常常把各种自然现象当作神灵看待， 以“申”为“神”说明了古人将闪电看作神迹。
不过，商朝人将刮风、下雨、打雷、闪电等自然现象的统管者，与死后的商王或对商朝有过巨大贡献之人，混在一起称之为“天帝”。其中，甲骨文用在“受我祐”等文辞的一般指祖先神灵，比如“甲辰卜，争贞：我伐马方，帝受我又（祐）一月”，祈祷历代先王保佑伐马方成功。因此，商朝祭祀的“神”主要是两个类型，即自然现象掌管者与祖先神灵。
甲骨文中还记载了一位特殊神灵，“辛亥不，至伊尹，有一牛（帝王级祭祀规格）”、“甲戌卜，其执伊，侑，岁”等，即建商功臣伊尹享受与商王同等的祭祀规格，说明伊尹成了“神”。同时，这一现象也破除了《竹书纪年》中“伊尹篡位”的传言，如果伊尹篡位的话，后代商王不可能如此尊崇并祭祀伊尹。
周朝之后，“申”字被借用为地支的第九位，于是加上“示”组合成“神”字。周朝金文中，“神”字字形（见下图）由一个供台或祭台与一个下跪之人组成，意为跪拜祭祀神灵。
通过上述分析不难看到，中国的神是曾经存在过的大人物——或有功德、或有权位，但如今已经去世，历代商代先王都是死去之后升天，商代后人奉之为帝（神）。也就是说，“神”代表的是死去的人，死后才会成神，已经盖棺定论之人，所以只留精神的“神”仅能显灵，肉身尚存的“仙”才是下凡。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的神比较“憋屈”，远没有西方那么高大上：一方面神是凡人册封而来，比如姜子牙、岳飞、关羽忠义勇武，后人就先后册封他们为武圣，说到底某人死去之后能不能成“神”，凡人说来算；另一方面中国之神升天后，并不意味着能与凡间脱离，彻底凌驾与人间之上，甲骨文中的“受我祐”等卜辞显示，殷人希望祖先之神能保佑他们，到了后世就更为功利，一旦神不能保佑，很快就会被抛弃，从古至今中国出现过很多“神”，但如今很多已经彻底被遗忘，说到底中国的神是为现世之人服务的，平时没事时基本不会把“神”放在心上。
相比中国的人神关系，西方的人神关系非常简单，基本上是两个不同物种，神高高在上，人卑微在下，人要服从于神的安排，最终是为神服务的。可见，商朝人神关系就已经与西方的大不相同了。
商朝时期，由人变神的难度还很高，但到了周朝之后，几乎每个人通过修行都可以成神，即便平凡的普通人也可以“高尚情操”而封神，因此后世中国的神不是高高在上的统治者，主要不过是人生更高境界的先行者、功勋卓著者、某一行业的领路人等罢了，需要的时候拜一拜，平时不太放在心上，如果拜了没有效果，还可抛弃不信，无视神的感受。
值得一提的是，上古时期人类极其愚昧，于是塑造了各种神加以崇拜，宗教就由此慢慢出现，但与世界上其他文明大不一样的是，中国似乎很早就脱离了神的束缚，开始了世俗化社会的进程，主张“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也就是艰苦奋斗自力更生，所以遇到大洪水时，大禹父亲鲧窃天帝息壤治水故而被杀，最终只能靠凡人双手治水。这种不靠神的民族特性，让中国人在灾难时、逆境中、危机时有直面现实的勇气，有自力更生的准备，有自强不息的动力。一个民族强大一时，说明不了什么，但一个民族强大几千年，必然有其内在原因，对待神的态度或许就是中国一直强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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