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的一天，朱仲丽正在屋子里收拾行李，准备返回湖南长沙探亲。
叶子龙突然走进来，轻声问道：“听说你要马上回家探亲？”
“是的。”
“毛主席叫你代他去探望杨开慧的母亲杨老太太，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的。有什么叫我做的，我一定办到。”
“叫你带封信，还买点儿东西，亲自给杨老太太和开慧的哥嫂杨开智夫妇。”叶子龙悄声说。
朱仲丽痛快地说：“你告诉主席，我乐意当这个特使，保证万无一失。”
“太好了。”叶子龙高兴地走了。
毛主席让朱仲丽当这个“特使”，确实是再合适不过。
朱仲丽是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爱国主义者和革命家朱剑凡的小女儿。
朱剑凡早年同杨开慧的父亲杨昌济一起到日本留学。回国后，他用全部积蓄，创办了一所近代女子学校——周氏家塾。
杨开慧和嫂嫂李崇德都是该校的学生，师从朱剑凡。朱、杨两家是世交，关系非同寻常。
1920年，毛泽东应朱剑凡之邀，寄宿在周氏私塾（此时已经改名为周南学校），两人遂结为忘年交。
朱剑凡有八个儿女，都先后参加革命；朱仲丽是家中最小的一个，聪明伶俐，活泼可爱。
朱仲丽五岁的时候，就与毛泽东相识，她亲切地称他为“毛叔叔”，而毛泽东则亲昵地称她“八妹子”。
大革命失败后，由于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通缉，朱剑凡举家迁到上海。在上海，朱剑凡开了一家小酒馆，作为地下联络站，继续从事革命工作。不幸于1931年因病逝世。
朱仲丽后来考上了上海东南医学院。从医学院以硕士学位毕业后，在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的安排下，朱仲丽于1937年底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
到了延安后，毛主席对这位昔日老友的幼女十分照顾。朱仲丽继承了父志，对革命充满了热忱。
1939年春，在毛主席的牵线下，朱仲丽与王稼祥结成夫妻。
朱仲丽长期担任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的保健工作；建国后，与王稼祥一同住在中南海，和毛主席是邻居。
正因为有着这几层特殊的关系，毛主席才托朱仲丽去探望杨开慧的母亲和家人。
几天后，叶子龙将一个小包袱和一封信交给了朱仲丽，信封上是毛主席的亲笔字“杨老太太启”。
接着，叶子龙又拿出一叠钞票递给朱仲丽。
叶子龙轻声嘱咐道：“信是主席亲笔写的，要交给杨老太太。这包东西是一件大皮衣，这二百块钱也是主席过去存下来的稿费，请你买点儿礼物送给杨老太太一家人。”
朱仲丽不知道买什么东西合适，有点为难地说：“叫我去买？买什么才好呢？”
“毛主席说交给你去办，没说买什么礼物。”叶子龙边说边向朱仲丽做了一个手势。
聪明的朱仲丽立即会意，毛主席叫她带信、带东西，拜会和慰问杨老太太一家人，没有和江青商量，怕江青知道了惹麻烦。
回到长沙的第二天，朱仲丽就带上毛主席的嘱托，来到了杨老太太家。
“这是毛主席叫我带给老人家的信。”朱仲丽边说边把毛主席的亲笔信，端端正正地放在杨老太太手中，然后又把礼物送上。
杨老太太打开信，杨开智和李崇德夫妇也凑过来看。信件的内容是：
杨老太太，开智夫妇：
你们好吧？现在托朱小姐之便，前来看望你们。皮衣料一套，送给老太太。另衣料二套，送给开智夫妇。
杨老太太和杨开智夫妇，反复看着信，低头拭泪，默默无语。
杨老太太当时已年近八旬，自从杨昌济先生去世后，特别是女儿杨开慧牺牲后，她坚强不屈，终于盼来了革命的胜利。
朱仲丽说：“这几年，您老人家身体可好？毛主席叫我亲自来看望您老人家，向您问候。”
“多谢朱小姐，我们身体都好，只是这几年国民党威胁恐吓我们，使我们安生不得，但没有把我这条老命送掉。....今天看到了他的亲笔信，心里畅快多了...润之是我家姑爷，也是人民的领袖，我祝福他....”杨老太太激动地说着往事。
“润之在学生时代经常到我家来讨论社会问题，探求救国之道。他特别喜欢这个大书柜。”杨开智指着那个褐色倚墙而立的书柜，深刻地回忆道：
“家父藏书很多，润之有时候一读就是很长时间，忘了坐下来，忘记喝茶水，一直站着低头看。家父不敢打扰他，让他看个饱。有时我进来，家父做个手势，挤挤眉眼，我便赶紧走开。每次他读后，这书柜上的书和报纸刊物，便参差不齐了，有时书掉在地上他也没有发现。”
“当时他多大？”听到毛主席的这些往事，朱仲丽十分感兴趣。
“当时润之有二十四五岁，又瘦又高，那双眼睛总是雪亮的。开慧也只有十六七岁。”李崇德接着回忆道：
“记得一次正值暑假，润之穿着草鞋，拿把雨伞，褂子被汗水湿透一大块，他是走了120里路到我们家的，那时我们住在板仓。。。”
往事重提，杨老太太想起女儿，眼泪又忍不住流了下来，她用衣袖不断擦拭着。
朱仲丽怕杨老太太过于伤心，连忙安慰道：“你该天天高兴啊！我想不久你们也会到北京去见毛主席。”
“我们当然盼着这天到来！”
屋子里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
告辞时，杨老太太抓住朱仲丽的手，似乎有什么话梗塞在咽喉。但是，她没有讲出来，只是请朱仲丽带给毛主席一封回信。
不久，朱仲丽回到北京，放下行李就匆匆走进了中南海菊香书屋。
“主席，你叫我办的事，已经办好了！”。
“好，好！”毛主席十分高兴。
“我见到了杨老太太、杨开智夫妇。信和礼物都交给了他们。全家一遍两遍地看着你的亲笔信，又喜又悲，也非常想念你，让我转达对你的问候。他们一切都好，要你不要挂念。”
说着，朱仲丽把杨老太太的回信递给了毛主席。
看过信后，毛主席陷入了沉思，似乎又回到了当年那段美好的时光，一时思绪难平。
“这次，在杨老太太身边，得到了一些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他们和我说了很多往事，介绍了许多你当年从事革命的活动。”朱仲丽打破了沉默。
“奥，都给你讲了？”毛主席微笑着问。
“虽然不是全部，也令我深受教育。”
“我把开慧和孩子们送到板仓那年，正是蒋介石叛变革命、屠杀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之时，我在八七会议上，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观点和主张......随即着手组织了秋收起义，没有料到和开慧生离死别。。。”毛主席深情地回忆着。
看得出来，毛主席对杨开慧仍是十分眷恋。
杨开慧和毛主席一起度过了人生最美好的时光。杨开慧至死深恋着他，而毛主席也终生思念着她。
杨开慧牺牲后，毛主席给妻兄杨开智的信中写道：“开慧至死，百身莫赎”。并托人寄去了30块银元，为杨开慧修墓立碑。
墓碑上刻：毛母杨开慧墓，男岸英、岸青、岸龙刻，民国十九年冬立。
1949年8月5日，湖南和平解放。当天，杨开智致信毛主席，告诉他母亲杨老夫人尚且健在，并询问外甥岸英、岸青以及女儿杨展的情况。
由于当时正在忙着筹备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和建国的大事，毛主席便委托前往长沙探亲的朱仲丽代他去看望了扬老太太一家。
1950年春，毛主席对长子毛岸英说：“你现在可以回家一趟了，代我给你母亲扫墓。带些东西，代我为老太太上寿。再到湘潭老家看看，向乡亲们问好。”
毛岸英听后十分兴奋。
接着，毛主席深情沉重地说：“你妈妈是个很贤惠的人，又很有气魄，对我帮助很大。你外公杨昌济老人是个进步人士，对我资助不少，你外婆也是一个贤德高尚的人，她全力支持我和你妈妈的事业.。。。我很怀念。。。”
说着说着，毛主席的眼睛湿润了，声音有些哽咽。
4月13日，毛主席分别给杨老太太和杨开智夫妇写了信。
给杨老太太的信文如下：
向老太太尊鉴：
欣逢老太太八十大寿，因令小儿岸英回湘致敬，并奉人参、鹿茸、衣料等微物以表祝贺之忱，尚祈笑纳为幸。
给杨开智（字子珍）、李崇德夫妇的信文如下：
子珍、崇德同志：
来信收到。你们在省政府工作，甚好，望积极努力，表现成绩。小儿岸英回乡为老太太上寿，并为他母亲扫墓，同时看望你们，请你们给他以指教为荷。
毛岸英带着父亲的叮嘱，先是到了长沙看望了外婆和舅舅、舅妈。然后回到板仓给母亲扫墓。
在母亲的墓前，毛岸英放声大哭：“妈妈！现在解放了。爸爸要我替他回来给您扫墓！妈妈！我们想念你啊！”
后来，全国由供给制改为薪金制后，毛主席按期从工资中给杨老太太寄去生活费，以尽半子之仪。
1960年4月25日，百般忙碌的毛主席没有忘记这一天是杨老太太的90大寿。他写信给杨开慧的堂妹杨开英，向老太太祝寿：
开英同志：
杨老太太今年九十寿辰，无以为敬，寄上二百元，烦为转致。或买礼物，或直接将二百元寄去，由你决定。劳神为谢！
1962年春，新婚不久的毛岸青和邵华从大连回到北京，在中南海见到了毛主席。毛主席笑着对小俩口说：“新媳妇总该去认认门，让外婆和亲友们看看嘛！”
当时，毛岸青的组织关系在总参谋部，毛主席就让他向罗瑞卿请假，带着邵华回湖南探亲。
遵照毛主席的嘱托，毛岸青和邵华一同回到湖南。他们先到板仓给母亲扫墓，又到韶山看望乡亲们。然后回到长沙，看望外婆、舅舅、舅妈。
同年11月，杨老太太在长沙病逝。毛主席立即给杨开智发去悼念电文：
开智同志：
得电惊悉老夫人逝世，十分哀痛。望你及你的夫人节哀。寄上五百元，以为悼仪。葬仪，可以与杨开慧同志我的亲爱夫人同穴。我们两家是一家，是一家，不分彼此。望你节哀顺变。
毛主席对杨老太太的牵挂和关怀，寄托了他对恩师杨昌济的尊敬，也是对妻子杨开慧的思念。
毛主席有一首著名的千古绝唱之词：《蝶恋花·答李淑一》。
这首词寄托了他对妻子杨开慧的深切思念，其中有一句“我失骄杨君失柳”。章士钊曾请教过毛主席，词中“骄杨”作何解释。
毛主席十分沉痛地说：“女子革命而丧其元（头），焉得不骄！”
后来，毛岸青夫妇请父亲为他们写一幅这首词，以留作纪念。
在给儿子和儿媳写这首词时，毛主席又改了第一句，将“我失骄杨君失柳”改称“我失杨花君失柳”。
毛岸青和邵华以为父亲写错了，忍不住问道：“爸爸，不是“骄杨”吗？”
毛主席意味深长地说：“称“杨花”也很贴切。”
说罢，他笔走龙蛇，一挥而就，写完了这首词，十分郑重地交给了毛岸青夫妇。
“骄杨”、“杨花”是毛主席对妻子杨开慧的礼赞和怀念。
永远致敬和怀念伟大的革命烈士杨开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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