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绕不过去的一位巨人，就是孔子，那么今天就说一说孔子和他的思想构成，下面我们就来聊聊关于什么是孔子思想的基本内涵?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什么是孔子思想的基本内涵
春秋时期，绕不过去的一位巨人，就是孔子，那么今天就说一说孔子和他的思想构成。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鲁国人。出身于没落的贵族家庭，年轻时曾以“儒”为职业，就是为贵族之家操办丧事协助礼仪事务，后做鲁国卿大夫季氏的家臣，由此一度步入政界，在三年内历为鲁大夫、司空、大司寇以至摄相事三个月，但很快因政治中失意而弃职，当时已经五十多岁。孔子三十岁左右就开始收徒讲学，传说他的学生有三千人，学业较好的也有七十多人，弃职后带领学生进行了长达十四年的周游列国，宣传其见解并从事讲学活动。其弟子及再传弟子记录并整理了孔子的言行，著成《论语》二十篇，是研究孔子生平、学术的最可靠依据。
《论语》是一条条片段记事与语录组成，涉及的内容极其广泛。而其思想的重心是对于“仁”的阐释、提倡与论断，因此孔子学术成就的主旨是建立一个仁学的思想体系。在《论语》中，仁字前后出现一百多次，从各个角度论断了其中含义，这是当时其他人物、其他著述所没有的。“仁”从字形字义上看为“二”与“人”的组合，表示人与人之间关系上的正义和优良品格。春秋时期“仁”概念出现且渐渐流行，是旧的天命论观念衰退，在天人关系上重人事的新思想兴起的反应，孔子的仁学即处于这个进步思想潮流的前列，其特点着眼于人际关系，探寻人与人相处的原则和方式，将学术的立足点置于以人为本的基础之上。对于天命、鬼神，孔子不是激进的否定，而基本上是淡化与回避的态度，他也言天谈命，但有时是在无力解决迫切问题时的无奈或精神寄托，有时是悲痛、感慨等情绪的发泄，有时是将“畏天命”、“知天命”作为人所达到的境界。只有在自觉淡化鬼神观念后，才能将哲理性思考集中到人际关系问题上，建立起系统的仁学学说。
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深层结果是新政治体制、新生产关系的成长壮大，而直接可见的现象就是诸侯国之间战争起伏，一国之内政治斗争不断，君臣杀弑、父子兄弟相互谋害，财产与权力再分配中充满阴谋和残害。在整个华夏境内，没有一个政治家、思想家能看出历史的趋向，没有一国显示出统一宇内重建新秩序的力量，甚至没有产生统一的欲望和思想。在这种背景下要达到社会秩序安定，恢复周礼、实施礼制乃是最自然而然的考虑。孔子思想的特点就在于强烈的希望社会秩序的平稳安定，而且是着眼于整个华夏区域而不是某一诸侯国，于是将恢复周礼作为理想，反对任何阶层违礼僭越。那怎样恢复周礼呢？孔子的总体设想不是靠一种强力来推行，而是靠每个人的自觉“克己”修养，修养的目标是达到“仁”，仁是最高的人生境界，是最高的品德、素质。真正做到“仁”当然不易，孔子认为连颜回也只能做到连续三个月没有违背仁的念头。用仁占据人的思想领域，不仅可以“复礼”，一切社会问题都能得到解决，这是孔子思想的核心。
孔子仁学要求的品德修养首先是针对执政的统治者，为政者从修身起步，要“修己以安百姓”，执政者必须人格正派，政令的推行需要统治者以身作则，要靠执政者人格的力量，即有好人掌政才会有好的政治，这是典型的“人治”主张。于是，孔子提出“举贤才”的政治见解，要求已在官场的人应“举尔所知”，并且还列举历史事例说明任用贤才的重大作用。“人治”思想与“举贤才”主张都与西周的礼制格格不入，甚至有所对立。西周政治制度实行的是以“礼”为本的“礼治”，礼治依据的是宗法关系下天生的身份等级，而不是人的素养，孔子主张以人为本的“人治”打破了宗法制度对人格的漠视，是历史的进步。按照西周礼制，不但周王、各诸侯地位按宗法世袭，而且卿大夫也以身份等级不分贤愚的自然袭任，即所谓“世卿世禄”。孔子提出“举贤才”、“学而优则仕”，是极进步的思想，是对周礼的一项否定。
因此，孔子为了谋求社会秩序稳定，疾呼“克己复礼”并身体力行，表现为保守复旧，而按其仁学思想探寻人与社会政治问题时，则得出进步的新见解。从思想的广度和深度来看，仁学才是孔子思想学术的核心，“仁”不仅是最高的道德、伦理规范，而且也成为政治行为的原则，形成一个思想体系。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这样，“仁”又被视为一种比生命更宝贵的神圣节操，具有无可比拟的崇高性，成为儒家学派用于修身治国的精神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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