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则“法澳混血”新闻在中文互联网、尤其是微信朋友圈上小小地刷了一波屏。一个澳洲营销公众号发布了一则标题耸动的消息——《7000万人一觉醒来，发现自己爹妈要没了！而澳洲，也面临同样的窘境……》大意是，法国近期通过一项法案，学校中将取消“母亲”和“父亲”这两个词，分别用“双亲一”（Parent 1）、“双亲二”（Parent 2）代替。
之所以说是“法澳混血”新闻，是因为法国只是个由头，原文接下来把其实并不直接相关的澳大利亚新闻嫁接在一起——无性别卫生间、“政治不正确”用语、幼儿教育贯彻性别平等……来帮助旅澳华人提供“在地服务”。这样一来，营销号在方寸之间成功跨越了一万五千公里距离，成功塑造出一幅“西方国家白左当道，为了‘政治正确’宁可不认爹妈”的图景。
更加夸张的是，和英语不同，法语中parent一词同时有“父母”和“亲戚”双重含义，具体用法要视语境而定——七大姑八大姨有时也是你的parent——所以其他一些自媒体涉及法国这则消息时，索性翻译成“亲戚一”、“亲戚二”。这样一来，父母权威越发荡然无存，家庭纲常简直“崩坏”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曾经“浪漫”“博爱”的法兰西，在“政治正确”的毒害下，俨然要堕落到“无父无君，是禽兽也”的地步了。
和殿堂级的咪蒙相比，这种目标锁定留学生和华侨的海外营销号，在一惊一乍制造耸动话题方面，其实已是小巫见大巫（发布三天后阅读量不过两万多），其手法也已经毫不新鲜。尽管如此，相关话题仍然引起国内朋友关注，所以有必要围绕此事的前因后果，略作一点说明。
法国总统马克龙
填个表，7000万人爹妈就没了？
首先，需要实事求是承认的是，法国近期的确出现以parent 1和parent 2来代替传统的“父亲”和“母亲”称谓的新闻。但和营销号能够吻合的信息基本也就到此为止，其余的，都是营销号所没有告诉你、或者用扭曲方式呈现的部分。
这件事的基本要点是，法国国民议会近日表决通过了以教育部长命名的“布朗盖法”，旨在改革法国的中小学教育体系。2月21日，该法以353票赞成、171票反对、31票弃权的显著优势获得通过，其中核心内容是将法国儿童的强制性义务教育年龄从6岁大幅提前到3岁、部分小学和初中合并以整合资源、大学生从二年级起可获得带薪预聘以鼓励其投身教育行业、重组若干高等教师培训教育学院以及改革教学评估体系等等。
和代议制下的常规做法一样，在最初的正文草案之外，不同政治派别的议员从自身立场出发，提交大量修正案进行“搭车表决”。这一次围绕“布朗盖法”，法国议员提交了上千条修正案，但只有为数不多的建议得到确认，其中就包括这条“不认爹妈”的修正案，其实它早在2月13日就得以通过，纳入法案文本。
这项修正案的提案人是来自执政的“共和国前进”党（LREM）的一位女性议员佩蒂（Valérie Petit），其内容也很简单，就是在中小学内部各种文牍中，以“家长一”和“家长二”来取代传统的“父亲”和“母亲”，这主要涉及到各种行政表格，例如入学申请表、食堂就餐登记表等等。
应当说，相对于整个法案改革法国中小学教育体系的雄心，这项修正案仅涉及到非常具体的技术性细节，或者说，几乎只涉及到如何填表的问题。当然，在提案人眼中“兹事体大”，是呼应此前法国通过的同性恋婚姻法案，超越已经“过时”的家庭模式，适应多样性需求的“社会平等”举措。有趣的是，同属执政党阵营、主导法案的教育部长布朗盖本人却并不同意这项修正案，但提案与表决是议员和议会的法定职权，所以即便法案中被“夹带私货”，部长大人也无可奈何。
但在法国之外，这项“填表修正案”却被拔高到恐怕提案人自己也不曾预料的高度。当法国致力于把义务教育从小学推进到幼儿园阶段并重组初等教育体系时，我们眼中看到的，是一个填表细节的无限放大。中文营销号文章的逻辑便是——“7000万人一觉醒来，发现自己爹妈要没了”，同时还信誓旦旦地声称“这种代替将是强制的，今后，法国的所有三岁以上的儿童都将被教育使用这种词汇称呼自己的双亲，而所有相关的学校文件中，也将用这两个词称呼他们的父母。”
这篇文章援引的英文报纸虽然没这么夸张，但也不无曲解。《泰晤士报》的相关标题是“法国学校迈向性别中立，‘父亲’和‘母亲’在表格上被禁止（be banned）”。而《独立报》的标题就扯得更远——“新的反歧视法要求法国学校用‘家长1’‘家长2’来取代‘父母’”——你能想象《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被称之为“中国一部新的反歧视法”么？
毋庸置疑，这种称呼的出现，的确是为了适应法国同性恋婚姻平权之后在教育领域的相关变化。虽然在心理学上说，同性恋伴侣和家庭内部也往往会分化出更倾向“父亲”或者“母亲”的角色分工，但毕竟并非“刚需”，事实上据法媒报道，近年来法国已经有诸如“家庭法定代表”这种更加严谨、但也更加冷冰冰的说法，相比之下，“家长一/家长二”反而算是有所进步了。
更有趣的是，虽然声称是为同性恋家庭着想，但即便在这一群体内部仍然有人不领情，相关社团批评说，这种称谓会在家庭内部人为地建立一种“等级制”——谁是一号人物、谁是二号人物，似乎隐含着在家庭中的地位不同。看上去，这个简单序号在避免一种不平等的同时，又展示出另一种不平等。
已经“无父”了，那“无君”呢？
从“政治正确到不认爹妈”的狭小逻辑跳出来，关于此次法国教改法案，还有另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
在立场偏左的议员诉诸“平等”的同时，右派共和党的议员也提出了“爱国政治正确”的修正案作为对冲，要求法国中小学将三色旗和《马赛曲》歌词张贴在教室墙上，来培养“爱国主义情操”。和“填表修正案”一样，“爱国修正案”也激起了极大争议，于是提案人后来又加入“欧洲旗”（即深蓝底色，十二颗五角金星环成圆形）和法国国旗并列，算是形成折中妥协，最终得以通过。
三色旗和《马赛曲》面世两百多年后，总算进入法国中小学课堂。不过，马克龙总统的画像还是没能摆进小学生教室里（虽然法国政府各部办公室都会悬挂现任总统的画像），这恐怕算是缺乏核心意识的“无君”表现。而事实上，法国的“无君”危机比这种表面文章深重得多。
这位年轻总统刚上台时，被政治对手抨击具有一种“朱庇特式”、或者说君王式的执政风格：高高在上、脱离民众、刚愎自用、嫌贫爱富。而在去年11月“黄马甲”运动兴起之后，愤怒民众喊出“马克龙下台”的口号。后者不得不至少走下“神坛”，做出体恤民情的政治表态，一方面放弃作为运动导火索的燃油税改革措施，并且广派红包，承诺给低薪阶层提高收入；另一方面，又发动“大辩论”作为解套措施，先声夺人，扩大战线，以更加广泛的改革动议，来为已经启动的改革进程增加动力。
法国“黄马甲”运动
“黄马甲”运动最为珍爱的话题之一，就是所谓“公民动议全民公决”（RIC）。这一变革的主旨在于把发动全民公决的主动权从“建制派”手中部分地转移到民众手中，削弱执政者的垄断地位。2015年修宪之后，除法国总统可以发起公决之外，五分之一的国会两院议员得到十分之一选民联署支持，也可以启动公决，虽然选民并未完全被排除在外，但这显然是一个极高的门槛。而此次“黄马甲”运动的主要诉求之一，就是降低这一门槛，进而提高政治生活中“我们人民”的成色。
面对这种咄咄逼人的诉求，马克龙并没有一口回绝，反而表示可以考虑今年五月在欧洲议会选举时举办公投。这看上去给了“黄马甲”运动一线期望，但从法国历史上看，全民公决其实是和政治强人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从拿破仑到戴高乐，政治强人更偏爱这种“召唤人民出场”的非常措施，帮助自己冲破阻滞，给体制带来重大变革。
如果这种历史惯性得以延续，那么虽然表面上看，马克龙节节退让、颇为被动，但“黄马甲”在连续上演15周之后，也同样显示出进入瓶颈的迹象。而马克龙凭借在“大辩论”中卷起衬衫袖子、亲自下场舌战群雄的良好表现，民意指数止跌回升。如果这种趋势继续发展下去，一度声势高涨的哄马克龙下台的“无君”思潮，可能越来越难有市场。
不过，考虑到目前欧洲的民粹浪潮仍然高涨的宏观背景，马克龙如果试图利用公投来冲破政治难关，仍然是一个高风险选项。虽然“黄马甲”运动进入瓶颈，但在欧洲议会选举向来对极左极右两派极端力量有利的背景下，法国的民粹浪潮仍然可以随时从意大利、英国甚至东欧和俄罗斯获取外部动能。因此如果要把“毕其功于一役”的全民公投绑在今年五月欧洲议会选举的战车上，马克龙还需要更慎重地掂量。
有父有君，就不变禽兽了？
回到这次“7000万人没了爹妈”的大新闻，把责任归咎于中文互联网上营销号无节操、博眼球、危言耸听，当然大体不错。中文互联网新闻、尤其微信朋友圈进行“病毒式传播”的资讯，很大程度是被污染甚至“毒化”过的。但我们还是要多走一步，看如何反思我们自身。
虽然本文标题同样很耸动，但至少，这种耸动有它确定的出处，稍微读过一点书的人都知道，这个典故出自《孟子·滕文公下》——“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某种意义上，当下法国正处于这样一个“无父”和“无君”耦合的节点，却未必如儒家或者基督教中保守主义一翼所痛心疾首的，眼看着“国将不国”，或者索性变成“禽兽之国”。
从充满温情的“爸爸妈妈”，到毫无美感的“家长一/家长二”，当然会让大多数人不愉快。正如法国这次相关修正案的反对者所说，即便算上所有的婚姻、PACS（民事结合契约，其中双方权利义务不及婚姻但享有法定受保护地位）和私生子女，至少95%的孩子都有真正意义上的“爸爸”和“妈妈”。但我们需要明白的是，这样一个毫无美感的称谓为何会出现？它正是为了协调现代社会中的利益冲突，这种利益不仅存在于经济层面，同样存在于心理层面。只要没有对多数造成实质性损害，那么对少数的让步，至少是可以理解的——哪怕其中受益者只有不到5%，哪怕这并不是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
这一切的缘起，是当初法国左派政府对婚姻的平权承诺，而一旦制度堤坝被打破，自然需要大量的细节工作去配套完善。然而对于另一个语境中的读者来说，躲在一道坚硬的制度堤坝后面，很多技术细节问题无从设想，也从未值得劳费心神去设想。躲在这个龟壳后面来嘲笑或者痛心疾首，实在是件很便宜的事。王小波当初批评孟子的话，今天几乎可以一字不改地移用到许多鼓噪者的身上——“表面上体面，其实心底有股邪火。”
法国电影《放牛班的春天》中有个桥段，恐怕被很多人忽略掉了：音乐家克莱蒙·马修让“放牛班”孩子一个个试嗓时，一个五音不全的熊孩子吼了一句“Maréchal, nous voilà !（元帅，我们来了！）”被马修恼火地一巴掌拨开。原因很简单，这是一首颂扬贝当元帅的歌曲，这时候唱出来，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大概和1945年以后讴歌汪精卫一样不合时宜。
二战时期贝当元帅治下的维希政府，格言是“劳动、家庭、祖国”，上有领袖杀伐决断，画像铺天盖地，下有各式道德纯化措施，对逾矩行为绝不宽容，可谓“有父有君”，但缺乏制约力量和公开辩论，恐怕那才是法国历史上最接近禽兽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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