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义”在我国古代向来被视为英雄人物的美德之一，甚至是臧否人物、评价是非的道德标准。《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这两部小说尽管题材各异，但在形式和内容等方面却有着相同与相近之处。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这两部小说中在“忠义”思想成了它们共有的思想内容之一，在社会当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基于此，想通过比较研究《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中的忠义精神，对现阶段构建和谐社会忠义价值观提出建议，希望从传统忠义精神的角度出发，萃取有益的文化品质，为和谐社会忠义价值观的构建提供借鉴和参考。
前言
《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我国的四大名著中的两本，可以说，是我国古代传统精神的体现，这两部名著中荟萃着中国古代精神的精华，从中你不仅能领会古代精华的魅力，还能悟出人生的道理和为人处世的方法。《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这两部名著大家都很熟悉，也有可能会弄混其中的内容，可见这两部名著的相似之处，而这两部名著最为显著的特征就是其中表现出来的“忠义”精神。那么我们就好好地来探讨一下“忠义”的精神。
一、何为“忠义”
“忠义”这个词最开始是单独地两个独立意义，再后来才慢慢地结合起来使用。“忠”与“义”在先秦之前是两个独立的概念。在儒家祖师的语录里，“忠”指的是尽心为人办事，不分对上与对下。如“为人谋而不忠乎”,“教人以善谓之忠”；“义”指的是办事准确，几乎包括处理一切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如“不义而富贵，与我如浮云”，“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使民也义”。由此看来，“忠义”这个词的内涵很广阔了，即可以表示人的一种状态，也可以表示我们为人处世的一种方式，还可以表示人与人之间的情谊等。
那让我们来看看现在“忠义”这个词的解释是什么样的？一种释义是忠贞义烈，《后汉书·桓典传》有云：“ 献帝即位，三公奏典前与何进谋诛阉官，功虽不遂，忠义炳著。”唐代崔荣在《西征军行遇风》诗中说到“夙龄慕忠义，尚存孤直。”明代的《老残游记》中这样说“后人敬他的忠义，所以至今春秋时节，士人尚不断地来此进香。”在历史的长河中，“忠义”二字被人们大量地使用和歌颂，这样大规模地使用不是没有其深意，这些“忠义”精神在潜移默化中传递到了各个阶层，在历史上也出现了不少的忠义之士。而忠臣义士正好是“忠义”这个词的第二种释义，《后汉书·臧洪传》中有“将军举大事，欲为天下除暴，而专先诛忠义，岂合天意？”《袁可立父淮加赠奉直大夫尚宝司少卿》有“以忠义勉其子，过庭多长者之言。”《郎潜纪闻》中有“四镇守 舟山时，兵民辑睦，忠义向应，西人已丧胆思遁。”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中说到“ 明 朝国政，误在重制科，循资格。是以国破君亡，鲜见忠义。”每个朝代都不缺乏忠臣义士，每个朝代也这是因为这些忠臣义士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们书写着自己的人生，也更替着时代，推动者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那在当今的时代，也需要像前人一样的忠义之士，把为国家为人民奉为自己的人生信条，奉献自己的力量，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也需要忠义精神，这需要我们每个人都种在心里，行在平时，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是我们的画卷，执忠义，书人生。
自古忠义难两全，那忠和义又是怎样的关系呢？忠和义是相辅相成的，没有主次先后之分，单纯来说“忠”和“义”并不冲突，可以说他们就像是双胞胎一样，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他们的地位是平等的，但他们的内涵不同。那为什么会出现忠义难两全的事呢？那是因为社会是复杂的，人也是复杂的，在具体的事件里，就算是亲如双胞胎的他们也无法做到完美的平衡，也免不了做出选择。在国家大事和自己的利益之间，很难做到绝对的不自私，也很难做到大义为公，这就是人心，不是他们本身很难抉择，难抉择的只是做出选择的人。《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中就讲述着这对双胞胎的故事，会是怎样的精彩呢？
二、《三国演义》中的“忠义”精神
《三国演义》是一部巨著，它演绎了两千年前那个群雄四起、硝烟纷飞的年代里魏、蜀、吴三国之间的你争我夺。而《三国演义》开篇第一回“宴桃园豪杰三结义”就直接切入“义”这个主题，由此一个“义”字几乎贯穿了全书始终。而其中的忠义的代表就是“义贯千古”的关羽啦，在《三国演义》中，其中有许多生动的情节是对关羽忠义的体现。例如，在第一回，“桃园三结义”中，其誓词中就包含了忠义观念。在第一回中，其包含了对国家的忠义，也包含了对百姓的仁义和侠义。再如，华容道释放曹操等等均是忠义精神的体现。
但是，关羽的忠义比较简单，他主要是忠义于某一个人，就是他"朋友而兄弟，兄弟而君臣"的刘备，还有较浓的知恩图报的思想。所以关羽的忠义被统治阶级利用来麻醉人民，使他效忠于统治者。而下层群众看重的则是关、张、刘三人"誓同生死，祸福共之"的义气，表现了人们要求摆脱世俗生活中"重利轻义"的偏见而追求真情实意的美好愿望。所以，当关羽的忠义处于矛盾对立时，往往是朋友之义、兄弟之义高于一切的！
《三国演义》中关羽也好，张飞也罢，他们并不是普通的草莽英雄抑或区区一介武夫，他们都是乱世中的有志之士。作者杜撰出桃园结义的故事，将之放在卷首，开宗明义。且看他们的誓词:“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连李贽都说:“他三人岂寻常草泽之人而已乎三人以报国安民为己任，岂不正是儒家所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关羽他们以天下为己任，正是他们“忠义”的体现。
从《三国演义》中可以看出，忠义成了维系刘、关、张的一根纽带，它把他们自始至终捆住了一起，束缚着他们的一言一行。其内涵主要指兄弟友爱，誓同生死。它对那个时期人们加强团结，共同对敌，起到了较好的积极作用。同时它也存在着局限性，它是一种拘泥于个人狭小范围内的一己私义。因此，有时会对事态的发展起消极的牵制作用。比如，刘备去世后，蜀汉国力较弱，从战略角度讲，当时应当注意休养生息，巩固根本，抓好国内经济和军事建设。然而诸葛亮为了报“先帝之殊遇”的个人小义，执意出征中原，上演了一出“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悲剧，自己也和关羽、刘备一样成了义的牺牲品。同时，由于一次次地劳民伤财，令国家元气大伤，以致在随后相当长的时间内，蜀汉再也无法对魏发起大规模有效进攻，这正是没有放眼长远利益而为一义障目带来的恶果。
由此可以看来，《三国演义》中忠义体现得淋漓尽致，但导致的都是不好的结果，那又是为什么呢？他们的“忠义”精神并没有错，只是他们没有正确地做出选择，在很多事情面前只是一味地恪守“忠义”之道，没有根据具体的情况作出判断和调整，只是一味地恪守，这并不是很好的办法，也并不符合新时期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忠义观，现代社会的忠义观是与时俱进的，不是一味恪守古训，而是懂得取舍，懂得变通，不再是以不变应万变，因为现代社会是瞬息万变的。
《三国演义》里的忠义精神也不是一文不值，他们的忠义需要我们传承，在国家危难面前，忠义是我们的武器，是我们的后盾，是我们坚持的理由，是我们不放弃的坚持；在朋友面前，忠义是我们的底线，是我们死生不弃的理由。
三、《水浒传》中的“忠义”精神
《水浒传》，又称《忠义水浒传》，明杨定见《忠义水浒全传小引》认为：“《水浒》而忠义也，忠义而《水浒》也。”而“忠义完人”宋江就是其中的代表。《水浒传》开篇第一回同样写了结义：朱武向史进夸说他与陈达、杨春的结义“虽不及关、张、刘的义气，其心则同”。事实上，这个义就是后来水浒英雄们所有行动的一面旗帜，它渗透了好汉们的社会理想。宋江的忠义比较复杂，对国对君的"忠"和对民对友的"义"可以说集于一身。对民对友宋江可以说够义气，既见义勇为，又仗义疏财；对国对君可以说已达到愚忠愚孝的地步，在义军全面获胜后却再三乞求招安。只可惜，虽然宋江很想把二者的关系处理好，让兄弟们有个“好”的归宿，可是却不能超越历史的、时代的、阶级的局限，忠君的思想观念让他的兄弟们亡了十之八九，最后自己还“恐坏了忠义水浒名，便约李逵同一死”，可谓舍生而取了义，杀身而成了仁，愚忠愚孝，可悲可叹。
“忠义”是梁山英雄行事的基本道德准则。梁山泊高悬的杏黄旗上，大书“替天行道”四个大字，作为梁山起义的口号。在“皇权天授”的封建社会，其中的含义显而易见。在这些梁山好汉们头脑中“忠义”的内涵可概括为两个方面：兄弟友爱，誓同生死和济困扶危、劫富济贫。一方面它明显带有桃园结义的痕迹，另一方面，由于它是建立在共同反抗封建统治的基础之上，与《三国演义》相比，它增添了具备一定革命性的内容。梁山早期头领晁盖就曾说过，他们与官府、地方作对，只是为了“施恩德于民”。从作品的描述可以看出，当革命性内容在好汉们忠义的观念中占据主导地位时，他们各项行动如火如荼，作者写得畅快淋漓，读者读来荡气回肠，比如三打祝家庄、攻取高唐州等。反之，整个梁山的事业都会受到影响。小说后半部分写朝廷前往招安时，义军队伍中虽然有李逵等极少数将领的坚决反对，吴用月独自做主，调动军队，把东京闹得人仰马翻，最后依然囿于宋江之义，屈服招安，正是明显例证。
在当时那个官逼民反的年代，“忠义”可以说是支撑他们活下去的力量，抱团取暖的源泉，时代动荡为“忠义”精神提供了沃土，让其成长于发扬，《水浒传》中那一百零八名好汉的忠义精神直至现在都被传颂与赞扬，时间不语，却也解答了所有问题，时代的改变也没有磨灭这种精神，可想而知，这种精神是每个时代都需要的，也是值得每个时代所赞扬和传颂的。或许这些“忠义”精神中有不适合我们这个时代的东西，却也是我们传颂的根基，在前人的肩膀上，我们能够看到更远的未来！
四、《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忠义”精神的比较
（一）“忠义”的相同之处
两部小说均以“义”为道德内核，以忠、仁为政治瞻首，求得目标的一-致性，并左右着集团的发展道路、斗争理想和政治归宿。刘备行仁政，标义举，仁治天下，义统三军，以仁义达到了政治与军事的完美结合，从而在统一天下的道路上，于争霸军阀中脱颖而出，其手下人物，诸葛亮集忠、智、仁、义为一身，其人格力量又远超乎义；关羽则“义不负心，忠不顾死”；张飞、赵云等人无不都是义勇、忠勇的典范。刘备的三让徐州，礼让荆州；关羽的千里走单骑，单刀赴会；赵云的单骑救主等都体现着仁义忠烈的风范。特别是当“仁心”与“雄心”冲突的时候，都能做到“舍生取义”。
《水浒传》拔“草寇”于山野荒泽，使他们由强盗成为仁义的英雄。但自晁盖的聚义厅被宋江改为忠义堂后，就希望以“忠”、“ 义”的结合来调和皇帝与义军之间的矛盾，以达到政治目的与军事行动的一致。
《三国演义》与《水浒传》两部著作均体现出了忠义精神。这种忠义精神存在诸多的共同点，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第一，核心思想相同。《三国演义》与《水浒传》中关羽和宋江的忠义精神的核心思想都是封建伦理道德，即主要是对君主的忠，对朋友和百姓的义。但在实际的行为中，却很难做到两全。因此，《三国演义》与《水浒传》中的忠义精神都是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的。第二，都体现了作者的追求。《三国演义》与《水浒传》中关羽和宋江所体现出的忠义精神都是作为极力歌颂的，因而与作者的审美理想和道德理想追求是一致的。
（二）“忠义”精神的不同之处
《三国演义》中的“义”凌驾于一切之上:义在仁上，仁在忠上。关、张、诸葛等人对刘备的忠，是基于刘备乃是一位仁君，但这一切又都屈从于义。小说中所表现的是一个封建秩序处在一片混乱、封建道德面临严重挑战，尤其是武力与权势被推崇到极致的战乱年代，作者瞄准了千古之“义”，而把它作为人生行为的准则和道德政治追求，把忠义抬高至金钱、权势、地位之上，必然把义理想化、崇高化、神圣化。关羽被害后，刘备、张飞的表现，关羽为报曹恩，在华容道义释曹。这些行为，从军事、政治上讲是不可思议的，也是不能容忍的，这种超越一切的义，显然也背离了当年桃园盟誓时“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初衷，这也说明刘蜀集团在以仁义谋求政治与军事最佳结合上没能善始善终，从而为诸葛亮、姜维留下遗恨。
《水浒传》中忠在一切之上，忠在孝上，孝在义上，把“义”放在了一个较为理智的层次上。公孙胜两次离开起义队伍，是为了养母尽孝，修道正果；李逵下山接母，碰到李鬼冒名剪径，却被李鬼“家中因有九十岁的老母，无人养赡”轻易瞒过，肚里寻思道:“我特地归家来取娘，却倒杀了一个养娘的人，天地也不容我。”至孝使其不辨真假，赤子之心可鉴；武松为兄报仇，怒杀潘金莲、西门庆，表现出他的大悌：宋江在大闹清风寨后，号召各路好汉归梁山，自己却于途中得父诈死家书，撇下众兄弟，独自回家，却束手被擒，这些都是孝重于义的例证。宋江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则是忠大于义地集中体现，他在每次招降纳叛之时总要说:“小可宋江，怎敢背负朝廷？概因官吏污滥，威逼得紧，误犯大罪，因此权借水泊权且避难，只待朝廷教罪招贷。” 在他的思 想行为中，“忠”不仅重于义，而且为了对朝廷忠，而对文军兄弟不义，并最终断送了义。宋江接受招安后，便充当了统治者的鹰犬。 带领义军去攻打别的“强盗”，报效朝廷。
如果说《三国演义》宣扬的“忠义”主要表现为感恩戴德的话，那么，《水浒传》所宣扬的“忠义”则主要表现为拔刀相助、平等相处属，这反映了市民阶层的人生理想和价值观。
五、结语
“忠义”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史上始终是最重要的文化观念之一。《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这两部小说都歌颂了“忠义”思想，使之成了它们共有的思想内容之一。正是这种“忠义”的描写使我们感受到了每个人物身上的可歌可泣的一面。这也正是这两本名著经久不衰的原因之一。但是，他们的忠义观念，毕竟是封建社会生产关系和封建伦理观念的产物，我们不能把这种历史的局限性归咎于某个艺术典型或其创作者本人，而应该以辩证的、历史的、唯物的观点去看待文艺作品中的典型形象及创作主题。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忠义观应该随着时代变化而与时俱进，要在前人的经验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注重创新和发展，这是现代“忠义观”所需要的，我们不能固步自封，要创新发展，这样才能在时代的洪流忠激流勇进，才不至于搁浅于浅滩。
“忠义”不是挂在嘴边的一个词，而是要行在心里的信念，只有信念，薪火相传，才会造就更多的英豪。时代不是一个人的时代，是一群人的时代，信仰不是一个人的狂欢，是一群人的狂欢，接过前人的担子，创造更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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