宰信
露易丝·格丽克：诗人的教育
日前，露易丝·格丽克新作《合作农场的冬季食谱》（Winter Recipes from the Collective）出版，这本诗集仅15页，封面是八大山人的《稚鸡图》。在同名诗作中，格丽克写道，“每年冬季来临，老人们走进树林/采集苔藓，它们生长在/某些杜松子树的北边。/这是个慢活，要花很多天，尽管/因为光照减少，日子很短，/当他们的包装满后，就吃力地/回家去，苔藓太重了，很难搬。/妻子们让这些苔藓发酵，一个耗时的工程，/尤其是对这么老的人来说，/他们出生在另一个世纪。/……在厨房里，三明治被包好待市。/我的朋友过去常做这份工作。/胡丽松丽，我们的老师这样叫她，/给予照顾。我记得/看着她：在门内，/照章在卡片上写汉字，/按顺序翻译为相同的东西，/以及在下面：我们从起源处剥夺了它们，/如今它们开始需要我们了。”
露易丝·格丽克
《冬季食谱》是其第13本诗集，前12本诗集中主要有《阿喀琉斯的胜利》（The Triumph of Achilles）、《野鸢尾》（The Wild Iris）、《草场》（Meadowlands）、《阿弗尔诺》（Averno）、《村居生活》（A Village Life）、《忠诚与善良之夜》（Faithful and Virtuous Night）。除了诗歌之外，格丽克还有两本散文集行世，《证明与理论：诗歌札记》（Proofs and Theories：Essays on Poetry）、《美国原创性：诗歌札记》（American Originality：Essays on Poetry）。今年年中，格丽克还出版了《诗选集：1962–2020》（Poems：1962–2020），此前她已经出版了一本诗选集，《诗选集：1962–2012》（Poems：1962–2012）。
格丽克以自然的语言和深邃的视域而著称。方商羊认为，格丽克以天赋的能力，以深远的视界，将宏大的主题带到了我们的面前。“在格丽克中后期的作品中，她的音色中有一种威严的绝望，绝望而非沮丧，前者是在周遭黑暗的重负下获得智识上的启示，而后者则是仍存留于肉体或物质深处的负荷。这种绝望的后果是对现实世界的分离，从某个方面来说，即精神的短暂自由。”格丽克不关心美，只在乎真理，在《反对真诚》（Against Sincerit）中，格丽克写道，“一个艺术家的责任是把真实转化为真理。”而与此相连的，格丽克视诗歌为书面的，而不是口语的。诗歌不是真实的口和耳的交流，它是发送信息的头脑和接收信息的头脑的交流，格丽克对《美国诗人》（American Poet）说。
格丽克想用“调性”来替换“事实”，格丽克对《诗人与作家》（Poets & Writers）说，“对我而言，最要紧的是调性——心灵在进行冥想时的运行方式。那是你追随的目标。它引导你，但也让你迷惑，因为你不能将它转变为有意识的原则，或者确切地说出它的属性。你一旦将调性转变为有意识的原则，它就死了。它必须在你看来一直是神秘的。[……]诗歌的意趣在于调性，做出重大声明的调性，而不一定在于声明本身。人们常常从调性来细察作品里的声明，调性有时会显露出作者对一些言说内容的反对态度。”但格丽克无疑坦诚了一种特别的难度，它或许仅属于文学范畴，但也越来越与其他范畴联系在了一起。调性是否真实的，它的真实性是否带有一种特别的拒绝和阻抗，而它的弥漫又在多大程度上创造了一个没有广阔性的状况，在这个状况里，文学既是唯一者，又是没有者。
《合作农场的冬季食谱》
只有在沉默中，格丽克才感觉到，自己是专家。她对《华盛顿广场评论》坦承了这一点。而这样的沉默绝不是普普通通的沉默，而应当说是从不孕育生机和活力的沉默。她一生中都在忍受这种令人痛苦的沉默。这些沉默的时光，通常开始于一段欣喜若狂的尾声，继之以新的沮丧、挫败。她当然会尝试所有自己能够触及的方法，但她很少真正成功过。其中的恐怖与解放，百般折磨着她，但她也无法从这个局面中完全挣脱掉。第一次出现这种状况大概是在《初生》（Firstborn）出版后不久，大概有几年时间，格丽克栖身在空白的纸张中间，最后她不得不接受了一个事实：艺术不是她的专利。类似的挣扎和困扰，最后似乎都以释然和接受收场。
除了单纯的写作之外，格丽克用了大半生时间从事教学和编辑的工作，而这些工作对其文学的帮助或许尤其大。她最早任职于新英格兰烹饪学院，该学院为前夫约翰·德拉诺与其同仁筹建，后来又任职于威廉姆斯学院、耶鲁大学。从2004年到2010年，格丽克主持“耶鲁青年诗人奖”，先后遴选出七位青年诗人，依次是理查德·西肯（Richard Siken）、杰伊·霍普勒（Jay Hopler）、杰西卡·费舍尔（Jessica Fisher）、费迪·茹达（Fady Joudah）、阿尔达·科林斯 （Arda Collins）、陈恳（Ken Chen）、凯瑟琳·拉森 （Katherine Larson）。格丽克与上述诗人进行了大量的交流，某种意义上，格丽克帮助他们抵达了诗的完成。在其盛年，格丽克又经常去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爱荷华大学、波士顿大学等名校驻留或者授课。
在回应《美国诗人》（American Poet），格丽克坦诚了这一点。年轻作家的信仰、文学、激情，是格丽克极其重要的燃料。她甚至说，她在喝他们的血。格丽克热切地感受到，她作为作家的活力和变化，很大程度要归功于，沉浸在年轻人的作品中，甚至是那些极度陌生的作品。彼得·斯特雷茨福斯（Peter Streckfus），就是一位令格丽克沉浸的诗人，有一段时间，格丽克陷溺其中，仿佛戴了魔咒。有一次，格丽克还发现了，自己从彼得·斯特雷茨福斯那里偷了一首诗。
回到最初，格丽克在80年代的一次演讲中曾说，“从一开始，我就偏爱最简单的词。让我着迷的是上下文的多种可能性。我所回应的，在书页上，是一首诗如何借助一个词的安排，通过时间设定和节奏的微妙变化，接放这个词的丰富而令人惊讶的意义分布区。对我来说，似乎简单的语言最适合这种创新事业。”而在《证明与理论：诗歌札记》中，格丽克称写作是对语境或背景的寻找，诗歌会将与其强相关的被感动的局面带到作者面前，当然它不一定带到读者面前。而随着这些语境的衍生，格丽克被带到了一个新的境遇：她必须完整地面对世界，她必须创造完整的诗歌，组诗、诗集，她创造了“组诗体”（Book·length Poetic Sequence）。“我把这本集子（《阿勒山》（Ararat））整合出来的时候，我震惊于其内部的经纬。我不是有意识地嵌入那些重复或者呼应的表意动作和小插曲，而是它们就在那儿——这里有火车，那里又有火车，火车就成了一个角色。”格丽克对《诗人与作家》（Poets & Writers）说。
格丽克于1943年生于美国纽约长岛。祖父是匈牙利犹太人，父亲是有文学抱负的成功商人，母亲是家务总管式的道德领袖、政策制订者。父母自小鼓励她发展自己的天赋和想象。也就是说，从小时候开始，格丽克就浸泡在融合的英语文化中。对于古希腊罗马文化、天主教文化、犹太人文化，格丽克可以说是信手拈来，如数家珍。“一个儿童就能意识到那伟大的人类主题：时间，它哺育了失落、欲望、世界的美，”她说。作为一个读者，格丽克偏好私密的窃听。她选择成为伟大诗歌的窃听者，而非“知心好友”。她装扮成布莱克的小黑孩、济慈的活着的手、艾略特的普鲁弗洛克。遥远的巴别塔、神秘的青铜器，在她的脑袋里胡乱地奏明。她当时就迫不及待想成为真正的诗人。
少女时代的格丽克患上了厌食症，体重慢慢地往下掉，像现在的我们在青少年时期所经历的那样。后来的格丽克懂得这是通往确定的自我的方式。“厌食症证明的不是灵魂优越于肉体，而是灵魂依赖于肉体。”诗人自述。在父母的帮助下，格丽克接受了长达七年的精神治疗。他时断时续的参加学校。在这之前，她写的诗歌是狭窄的、中规守矩的、静止的，也是不染世俗的、神秘的。在接受治疗之后，她中断了诗歌的写作。“心理分析教会我思考。教会我用我的思想倾向去反对我的想法中清晰表达出来的部分，教我使用怀疑去检查我自己的话，发现（自己表达中自我下意识地）躲避和删除（的部分）。它给我一项智力任务，能够将瘫痪——这是自我怀疑的极端形式——转化为洞察力。”她以同样地方式学会了诗歌的写作。她不再把自我简单地投射到诗歌之中，这是很妨碍心灵的光芒的。正确的方法是，区分出浅层的东西与深层的东西，将浅层的东西过滤掉，留下深层的东西。说得容易，做到难。
1968年，格丽克的第一本诗集《初生》出版。她迅速受到了认可。在这之前，她先后在莎拉·劳伦斯学院、哥伦比亚大学研修课程。在哥伦比亚大学，格丽克遇见了斯坦利·库尼茨（2000－2001年美国桂冠诗人），至此，她一生的诗歌都受其影响。这时的诗歌还有些稚嫩，人们在诗歌里看到了罗伯特·洛威尔、T.S.艾略特的影子。格丽克的特质还是显露了出来，高度的敏感的疏离。这种质感，正是我们阅读时感受到另一个自己存在的原因。当我们感知到这一点，情况通常会变得很有趣，而不是反讽和苦涩。从《下降的形象》（Descending Figure）开始，格丽克开始将自传性材料写入她凄凉的口语抒情诗里。这些自传材料来自于童年故事、家庭关系、失去，以及青春、性爱、婚恋，等等。据柳向阳分析，“这些自传材料逐渐变得抽象，作为碎片，作为元素，作为体验，在诗作中存在。”其实，诗歌本身就是自传。每一行诗歌都象征着每一寸肉。格丽克曾说：“把我的诗作当成自传来读，我为此受到无尽的烦扰。我利用我的生活给予我的素材，但让我感兴趣的并不是它们发生在我身上，让我感兴趣的，是它们似乎是……范式。”像很多女性诗人一样，格丽克常常会练习一种反常：反驳一种思想、制造一种不可调和。因为她熟知这一条古老的经验：艺术梦想不是主张已经知道的东西，而是要阐明已经被隐藏的东西。
后来的作品中，格丽克不再直接显现出爆发感，她变得更为浓缩、沉默。诗人茂盛的树体，变得苍老和寡言。尤其是在诗人经受过重大的变故之后，诸如父亲的逝世、婚变。当然还有，一首诗歌的失败，反反复复的练习、修订。有时候，为了让一首诗歌复活，格丽克常常会花很大力气。像艾德丽安·里奇（Adrienne Rich）所说的：“您写作，折腾，写作，折腾，写作，折腾。”格丽克的诗歌最重要主题是死亡。死亡遍布于诗句之中。《阿勒山》（Ararat）便是诗人在父亲逝世后的作品，被德怀特·加纳称作是在过去25年美国诗歌的最残酷的书。在对死亡的缅怀中，在对创伤的超越中，我们见证了诗人对于生命的献礼。“我为一种使命而生，/去见证/那些伟大的秘密。/如今我已看过/生与死，我知道/对于黑暗的本性/这些是证据，/不是秘密——”
据熊辉介绍，格丽克最早进入中国是在80年代。1989年7月，由彭予翻译的《在疯狂的边缘：美国新诗选》出版，其中就有格丽克（路易斯·格拉克）的四首诗歌，《都是圣徒》《诗》《苹果树》《哀歌》。彭予认为，格丽克“深受自白派传统的薰沐，注重披露作为一个妇女的心情感受。她的诗使用的是一种朦胧，甚至支离破碎的风格，冷峭、幽密、笔调细腻，具有内在的凝聚力和艺术原生美。”
（部分译文参考：《合作农场的冬季食谱》（Winter Recipes from the Collective），姜巫译；《与露易丝·格丽克的问答》，许诗焱译，《世界文学》2021年第2期；《诗人之教育》，柳向阳译，《四川文学》2017年第1期。）
文学塞内加尔：从穆罕默德·姆布加尔·萨尔到利奥波德·塞达尔·桑戈尔
日前，本年度龚古尔文学奖（Le Prix Goncourt）揭晓。塞内加尔作家穆罕默德·姆布加尔·萨尔（Mohamed Mbougar Sarr）凭借《神隐的记忆》（La plus secrète mémoire des hommes）摘得了本届桂冠。萨尔的荣膺可谓实至名归。在本届评审过程中，萨尔在第一轮就赢得了全部评审团10票中的6票。龚古尔学院秘书长菲利普·克洛岱尔称其符合龚古尔文学奖的诉求和标准。龚古尔文学奖评审团成员保拉·康斯坦特（Paule Constant）盛赞了萨尔的新作，称其风格华丽，几乎是一部对文学的赞美诗。
穆罕默德·姆布加尔·萨尔
在龚古尔大约120年的历史中，这是第一次出现撒哈拉以南非洲作家获奖的情况。2021年也被戏称为非洲文学年，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布克奖、卡蒙斯奖、龚古尔文学奖、纽斯塔特国际文学奖（Neustadt International Prize for Literature）、国际布克奖、德国图书贸易和平奖（Friedenspreis des Deutschen Buchhandels）都花落非洲作家或非洲裔作家。这其中，塞内加尔和塞内加尔裔作家又最为闪耀，除萨尔外还有获国际布克奖的塞内加尔裔法国作家达维德·迪奥普（David Diop）、获得纽斯塔特国际文学奖的塞内加尔作家保巴卡·鲍里斯·迪奥普（Boubacar Boris Diop）。此前获得龚古尔文学奖的玛丽·恩迪亚耶（Marie NDiaye）也是塞内加尔裔法国作家。
在巴黎索邦大学教授非洲文学的泽维尔·加尼尔 （Xavier Garnier） 说，“欧洲文学界正在重新唤起对非洲的兴趣。”历届非洲裔获奖作家有勒内·马兰（René Maran）、玛丽·恩迪亚耶（Marie NDiaye）、莱拉·斯利马尼（Leïla Slimani）。此前，非洲国籍获奖者还有摩洛哥作家塔哈尔·本·杰隆（Tahar Ben Jelloun）、黎巴嫩作家阿敏·马卢夫 （Amin Maalouf）。除非洲外的非法国国籍的获奖者还有，比利时作家查尔斯·普利斯涅尔 （Charles Plisnier）、比利时作家弗朗西斯·瓦尔德（Francis Walder）、罗马尼亚作家温蒂勒·霍里亚（Vintilă Horia）、瑞士作家雅克·谢塞克斯（Jacques Chessex）、加拿大作家安东尼·梅耶（Antonine Maillet）、比利时作家法兰斯瓦·维耶尔冈（François Weyergans）。
前塞内加尔文化部长阿卜杜拉耶·伊莱曼·凯恩回应说，萨尔和他的作品是塞内加尔和整个非洲的骄傲。龚古尔公布后，萨尔在塞内加尔名声大振，此前他在塞内加尔就有足够的影响力。不久后，萨尔被授予塞内加尔国家勋章，此举似乎将其抬升到塞内加尔首任总统、诗人利奥波德·塞达尔·桑戈尔（Léopold Sédar Senghor）的地位。目前，萨尔的作品在塞内加尔处于热销状态。
《神隐的记忆》
龚古尔文学奖揭晓后的11月7日，一年一度的非洲作家国际日（International Day of the African Writer）开幕，本年度活动在塞内加尔作家协会（The Association of Writers of Senegal）总部召开。非洲作家国际日，由泛非作家协会（Pan African Writers' Association）发起，至今已经举办到了29届。塞内加尔作家协会成立于1973年，历届主席是比拉戈·迪奥普（Birago Diop）、阿密娜达·索·法勒（Amanita Sow Fall）、阿马杜·拉明·萨尔（Amadou Lamine Sall）、阿利乌内·巴达拉·贝耶（Alioune Badara Bèye）。贝耶称，萨尔是可以轻松应对权力、宗教、同性恋等话题的人。
萨尔出生于达喀尔，他是家中长子，成长于塞内加尔中西部城市迪乌尔贝尔。后来萨尔入读了塞内加尔最好的中学，圣路易斯军事学校，塞内加尔很多政要都出身于此。毕业后，萨尔抵达法国，他一心想做文学，他先进入Lycée Pierre d'Ailly，而后考取巴黎的社会科学高级研究学院，在这里，萨尔研究利奥波德·塞达尔·桑戈尔（Léopold Sédar Senghor），不过其论文始终未完成。如今萨尔仍然希望回到校园中，他正在积极准备博士申请。现在，萨尔居住在博韦。从圣路易斯军事学校开始，萨尔就是痴迷文学，到了大学更是愈演愈烈，忘乎所以地投入文学创作之中。历数世界文学，萨尔喜欢的作家有乌斯曼·塞姆班（Ousmane Sembène）、费尔温·萨尔（Felwine Sarr）、马利克·法尔（Malick Fall）、阿尔贝·加缪、让-保罗·萨特、桑戈尔。
迄今为止，萨尔已经出版了四部作品，其前三部分别为《圣城》（Terre ceinte）、《沉默的唱诗班》（Silence du Choeur）、《纯粹的人》（De purs hommes）。第四部作品《神隐的记忆》由于菲利普·雷伊出版社（Philippe Rey）与姬姆萨恩出版社（Éditions Jimsaan）合作出版，后者由布巴卡尔·鲍里斯·迪奥普（Boubacar Boris Diop）、纳菲萨图·迪亚（Nafissatou Dia）和费尔文·萨尔（Felwine Sarr）等作家在达喀尔创办。在摘得龚古尔文学奖之前，《神隐的记忆》已经销售了多达3万册，未来它的销量将超过50万册，这大概是龚古尔文学奖获奖作品的销量。本书的版权已经被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出版社获取，有意大利的Edizioni E/O、沙特阿拉伯的Dar Athar、西班牙的阿纳格拉玛出版社（Anagrama）、德国的卡尔·翰泽尔出版社（Carl Hanser Verlag München Wien）、希腊的Patakis、以色列的Modan、瑞典的Bonniers。
《神隐的记忆》讲述的是迪加内·拉蒂尔·费伊（Diégane Latyr Faye）的文学生涯，他在读过T.C.伊莱曼（T.C. Elimane）的《非人的迷宫》（Labyrinthe de l'inhumain）后，开始了一个追寻和探索之旅，混杂着殖民主义、流亡文学、性爱、永恒言论。借鉴自波拉尼奥的作品，萨尔将侦探小说的元素扩大至极限，它收容了启蒙小说、情色叙事、哲学散文、新闻报道、诗歌、传记、讽刺诗、政治小册子……萨尔坦诚自己接受了波拉尼奥的影响，它以波拉尼奥的方式承接着令人不安的现实、斑斓的梦想、野蛮的大陆。
“T.C.伊莱曼是谁？”萨尔写道，他是殖民主义最成功也最悲惨的造物。伊莱曼想变成白人，他几乎要成功了，但他永远不是。伊莱曼比欧洲人更了解欧洲，但他被擦除了，被藏匿在纷争和历史的尘埃里。或者说，萨尔试图表明，在欧洲那个真理的场所，伊莱曼没有被准许有他的落座。伊莱曼的原型是马里作家扬博·乌洛格（Yambo Ouologuem），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学子，勒诺多文学奖（Prix Renaudot）获奖者，他在获奖后不久陷入一场抄袭风波，他被控诉抄袭格雷厄姆·格林和安德烈·施瓦茨-巴特（André Schwarz-Bart） 。遁入非洲大地后，扬博·乌洛格变得籍籍无名，现实中的他一直活到2017年。在书中，萨尔感叹道，“像所有作家一样，我们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什么也得不到、什么也留不下的痛苦，说到底，我们批评的只是我们自己，我们表达的是对自己不入流的恐惧，我们感觉正置身于一个没有出路的洞窟，我们担心像老鼠一样死在那里。”
“反思历史、探讨当下与过去的关系是非洲法语小说的年度热点。通常，历史被视为对过去的客观重建，记忆则被认为从情感、爱与怨恨中孕育生成。文学虚构总是与历史保持着或远或近的距离，使历史与记忆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从阿尔及利亚到马达加斯加，从著名的历史事件到“沉默的历史”，非洲法语小说以虚构的方式重建历史，同时对当下与殖民时代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主观探察，体现出文学特有的认知能力。”李征在《“以虚构挑战真实”——2020年非洲法语文学综论》一文中表示。李征梳理了非洲法语文学的三个新动向：关注文学形式上的实验与探索，如法属留尼汪等地的“断片之书”或“散书”；关注作品内容传递的声音；关注文学的跨文化性，如盖勒·贝雷姆（Gaëlle Bélem）的《门后有妖怪》（Un monstre est là，derrière la porte）对法语、克里奥尔语、拉丁语、阿拉伯语、马约特语的混杂。
塞内加尔位于萨赫勒地区的最西端，萨赫勒地区是指撒哈拉沙漠以南的边缘地带，自古以来，塞内加尔就是非洲对外联系的主要通道。历史上，塞内加尔曾被法国殖民，至今，塞内加尔仍保留法国殖民时期的痕迹，比如语言、教育、传媒等等，比如法国主要的报纸和杂志都会在塞内加尔发行。1958年，塞内加尔实现自治，1960年，塞内加尔独立，桑戈尔任首任总统。塞内加尔最好的大学是谢赫·安塔·迪奥普大学（Université Cheikh-Anta-Diop），部分时期称作达喀尔大学，它的前身是法国黑非洲学院（Institut Français d'Afrique Noire）和法属西非医学院（École de médecine de l'AOF）。谢赫·安塔·迪奥普是非洲中心主义的代言人，其主要著作是《黑人民族与文化：从埃及古代黑人到今天黑非洲的文化问题》《黑非洲的文化统一性》。谢赫·安塔·迪奥普大学内设立有黑非洲基础研究院（Institut Fondamental d'Afrique Noire）。
目前看来，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现代文学以塞内加尔最为繁荣。多重历史和因素促成了塞内加尔文学的繁荣，这其中，首任总统桑戈尔功不可没。1948年，桑戈尔领导塞内加尔从法国殖分裂出去，组建了塞内加尔民主阵线（BDS）。此后，他带领塞内加尔人民实践了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先驱和社会主义。除此之外，桑戈尔还是第一位当选法兰西学院院士的非洲人。桑戈尔的主要论著有五卷本《自由》（Liberté），以及《黑人和马达加斯加法语新诗选》（Anthologie de la nouvelle poésie nègre et malgache de langue française）、《埃塞俄比亚诗集》（Éthiopiques）、《红狮》（Le Lion rouge）等。
1934年，桑戈尔和法属圭亚那作家莱昂·达马、马提尼克作家艾梅·塞泽尔创办了《黑人大学生》（L'Étudiant noir），后续《黑人大学生》还吸纳了乌斯曼·塞姆班、比拉戈·狄奥普两位塞内加尔作家加入。三位诗人相继出版了自己的代表诗集，达马斯的《色素》（Pigments）、塞泽尔的《返乡笔记》（Cahier d'un retour au pays natal）、桑戈尔的《影之歌》（Chants d'ombre）。其中，由《返乡笔记》引申出了黑人性（négritude）概念，后来成为三位诗人、作家的代名词，黑人性也是二十世纪非洲文学的重要节点。
黑人性受造于人类学研究，但归于文学却有几分暧昧不明，桑戈尔将其粗浅地定义为，黑人世界的文化价值的总和。黑人性鼓励作家回归和珍视非洲传统，以及非洲文学的古老源泉，如桑戈尔所言，“当今最优秀的黑人艺术家与作家，有意无意，都受到黑非洲文明之精神的激励，无论他们来自非洲还是美洲”。同时，黑人性也揭示出了非洲文学的风格与特质，比如注重意象与节奏的表现。亨利·路易斯·盖茨（Henry Louis Gates Jr.）在此基础上发展了他的喻指理论，喻指即土语，喻指理论突出非洲文学和黑人语言的即兴、幽默、尖刻、颠覆性。
1948年，《黑人和马达加斯加法语新诗选》发表，萨特旋即撰写了书评，《黑皮肤的俄尔甫斯》（Orphée noir）。萨特对外宣告，“从前手握神圣权利的欧洲人，也已经在美国和苏联的注视之下感觉到了某种失势；现今欧洲不过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意外罢了：一个被亚洲推到大西洋去的半岛。欧洲人曾寄希望于自己的伟大———至少还能在非洲那些驯兽的眼里被折射出来。但如今这样的驯兽之眼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狂野而且自由的面孔———正在重新审视这个世界。”
萨特充分肯定了黑人性的价值，但他也认为黑人性有“反种族的种族主义”（racisme antiraciste）的嫌疑，正如沃莱·索因卡所批判的那样。“一个黑人不能否认他是一个黑人，也不可以宣称他是某个抽象的无色人种的一部分：因为他的皮肤是黑色的。也由此，他有了那些被侮辱、被奴役的史实作为后盾：他背负起如投掷向他的石块一般背负起“黑鬼”的称号，再次昂首挺立，面对白肤之人而骄傲称自己为黑肤之人。联合最终会来到，把在这一斗争中所有被压迫的人民团结在一起，我称之为分离和否定的时刻将最早出现在殖民地之上：这个反种族的种族主义将会是通往废除种族差异的唯一道路，别的道路则全无此可能。[……]他开始流放，一个双重的流放：肉体的流放给他心灵的流放提供了一个宏伟的图景；他绝大部分时间都待在欧洲，在那寒冷和乌云笼罩之中；他梦想海地的太子港，但当他身处太子港之时却已身为一个被流放之人；奴隶商人把他们的父辈从非洲带出来，继而贩卖到各个地方。这本书里所有的诗，除去那些在非洲被写下来的，都向我们展示了同一种神秘的地貌。一个半球；在其最显著的位置中形成三个同心圆。最外圈是扩展了的流放之地，无色的欧洲；中间是令人眼花缭乱的群岛和幼年时代这一圈，它们围绕非洲跳旋风舞；最后一圈是非洲[……]黑人性是自恋的胜利和水仙的自杀，是那超越了文化、语言和所有心理事实的灵魂的张力，是未知的明亮的夜、是对于不可能有意识的选择，是巴塔耶所称的酷刑，对世界直观的接受和以心之律的名义对于世界的拒绝；有着双假设矛盾（double postulation contradictoire），要求甚严的撤回（rétraction revendicante）以及慷慨的扩张（expansion de générosité）的黑人性在其本质上原是诗歌。终于有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革命设想和最纯净的诗歌发自同一源泉。”
接续桑戈尔的是阿里乌纳·狄奥普（Alioune Diop）和他主办的《非洲存在》（Présence africaine），通过这本杂志，黑人性的概念传播到了非洲大陆的深处。《非洲存在》依托巴黎和达喀尔两地，其受众主要是两地的黑人精英群体，《非洲存在》还发展出了一个叫做非洲存在的出版社，《南方小说》（Nouvelles du Sud）、《黑人-非洲人》（Peuples Noirs-Peules Africains）则是《非洲存在》的后继者。《非洲存在》的辉煌和成果几乎是不可复制的，它可以说是现代黑人运动的最早的圆头之一，同时，它也是50、60年代的黑人文学的民族主义先遣队、世界主义中转站。理查德·赖特（Ricahrd Wright）等一批卓越的黑人作家和知识分子都曾是《非洲存在》的撰稿人。
除上述重点提及的作家之外，塞内加尔重要的作家还有，诗人大卫·迪奥普（David Diop）、“兔子传统”民间文学弘扬者比拉戈·迪奥普（Birago Diop）、作家兼导演乌斯曼·塞姆班（Ousmane Sembène，旧译桑贝内·乌斯曼）、作家兼女权主义者玛利亚玛·芭（Mariama Bâ），以及上述简略提及的作家兼政论者保巴卡·鲍里斯·迪奥普（Boubacar Boris Diop）。他们的代表作分别是《捣蛋人士》（Coups de pilon）、《听阿玛杜·库姆巴讲故事》（Les Contes d'Amadou Koumba）、《哈拉》（Xala）、《一封如此长的信》（Une si longue lettre）、《穆兰比：枯骨之书》（Murambi, le livre des ossements）。保巴卡·鲍里斯·迪奥普的Doomi Golo是目前仅有的沃洛夫语小说之一。
（部分译文参考：《黑皮肤的俄尔甫斯》，蒋思洁译，《西部》2017年第6期。）
责任编辑：臧继贤
校对：张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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