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四年前，仙居人集吴昌硕字，于神仙居（韦羌山）景区立一“太白梦游处”石碑，邀集四方，公然告之于众曰：此乃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所谓之天姥山。彼时吾在京城之友人，亦多有前往览胜者，某归而告曰：“噫！真正之天姥山乃在仙居也。”我笑答曰：“此当今之戏作，或非事实也。”并举历代骚客所为诗文，皆无一言及天姥山在仙居者。友亦信我所言，乃劝吾撰文，或可澄清。初意以为，当今新昌与仙居，多有文史专家，自有他们分说，且此事所牵扯者更多是“旅游”，而非“学术”与“文化”，非区区所能卷涉。而自谢灵运到李白，乃至宋元明清历代诗词文章，其所举天姥山皆在古之剡县，今之新昌。古史班班，稍通文墨者自可分辨，更无须我辈强说。天姥山或可有二，亦可有三有四。然则数载忽忽而过，颠倒之说愈演愈烈，更有甚者曰：天姥山在新昌不过是误传。彼等又将“神仙居”这个好名字改成了“天姥山”。尝闻诸黄宣献曰，山之名闻于天下者，以其人也。古之天姥因人而名，今之天姥亦赖人以说。虽或有颠倒众说，然其来龙去脉，亦不可不明。遂草此文，以备于友人之来问者。天姥山之得名，今有多种想象，然而落于文字，则无可考证。盖其所闻于世于者，或不早于两汉，而见于文字者，实肇端于西晋。唐李善（630-689）《昭明文选注》：“《吴录·地理志》曰：剡县有天姥岑。”其所注者为谢灵运（385-433）《登临海峤初发强中作，与从弟惠连（可见羊、何共和之）》，因其中句曰：“暝投剡中宿，明登天姥岑。”《隋书·经籍志》：“晋有张勃《吴录》三十卷。”《旧唐书·经籍志》：“《吴录》三十卷，张勃撰。”《新唐书·艺文志》：“张勃《吴录》，三十卷。”这就是天姥山最早见于文字记载。张勃生卒不详，而据《通志》，其为晋武帝（236-290）时太子仆，晋武帝司马炎于咸熙二年十二月（266年2月）篡魏自立，改元泰始，至太熙元年（290）在位，以此可想见张勃所处时代。而《吴录》记东吴之事，则当在东吴天纪四年（280）晋灭吴国之后。《太平寰宇记》（976-983）曰：“天姥山，在剡县南八十里。《名山志》曰：‘山上有枫千余丈，萧萧然。’《后吴录》云：‘剡县有天姥山，传云登者闻天姥歌谣之响。’谢灵运诗云：‘瞑投剡山中，明登天姥岑，高高入云霓，还期奇那可寻’，即此也。”其中所引《后吴录》，即张勃所撰《吴录》，后吴者以区别于先秦之吴国，而《名山志》则是谢灵运所作《游名山志》。
所谓“登者闻天姥歌谣之响”，登者即南迁之汉人，歌谣者即古越原住民。剡县本是於越故地，后败于楚，一并为秦所灭，秦汉时为会稽郡属地，始有中原移民。《史记》：秦王政二十五年（前222），王翦遂定荆江南地，降越君，置会稽郡。”《越绝书》：“是时，徙大越民置余杭伊攻□故鄣。因徙天下有罪适吏民，置海南故大越处，以备东海外越。乃更名大越曰山阴。”其后中原移民纷纷南来，逐渐取代原住民。东汉以后，随着道教兴起，乃将山上歌谣之人仙化，此盖天姥之由来。即如《幽明录》所言：“汉明帝永平五年，剡县刘晨、阮肇共入天台山取谷皮，迷不得返。经十三日，粮食乏尽，饥馁殆死。遥望山上，有一桃树，大有子实；而绝岩邃涧，永无登路。攀援藤葛，乃得至上。各啖数枚，而饥止体充。复下山，持杯取水，欲盥漱。……便共没水，逆流二三里，得度山，出一大溪，溪边有二女子，姿质妙绝，见二人持杯出，便笑曰：‘刘阮二郎，捉向所失流杯来。’晨肇既不识之，缘二女便呼其姓，如似有旧，乃相见忻喜。问：‘来何晚邪？’因邀还家……”这固然是神仙家造撰的故事，然则亦反映出所谓汉人与原住民之交融。而古越遗民原本未必住在山上，可是随着中原政权之进逼，不得不退守到山上。此在东吴累次征服山越之战即可见一斑。於越遗民，或自冒姓氏，融入汉人，或躲进深山，与世不相往来，成仙人矣。因闻山上歌谣之响而传为天姥，故天姥山原或并非实指某一处，而是个大范围。甚而有多处，因为像那样的古越遗民所居之山，古会稽郡（越国境内）在在皆是，而后来州县越置越多，则其境中山川或各生其名，或异地而同名。如跨越宁绍的四明山亦名天姥山，《元丰九域志》曰：“天姥山，一名四明山”，惟九域志所言四明山在亦明言在新昌境内。杭州石甑山亦有天姥山之名，《太平寰宇记》曰：“石甑山，按《郡国志》云：‘石甑山，一名天姥山，有石危如甑，三石支在下，一人揺之，輙动更加，千人摇之，终不落。”今之松阳县（古代也属会稽郡）也有天姥山，乾隆《松阳县志》曰：“天姥山，在县西南四十里，高二百余丈。其中烟云五色，洞壑幽深，中有石佛、石鼎、石牛、石马，背之上更有百鸟百兽迹，昔有道人结屋修炼于此。”而名相近者，更有长兴独姥山、浦城太姥山、福鼎太姥山，巧合的是这些地方都是古会稽郡亦即越国属地。异地同名，不独天姥山，其它如石城山、桐柏山、天目山多而有之。异地同名之山，或有后来附会的，亦或初时即因同一文化现象而起的。故而所谓韦羌山亦名天姥山，并不奇怪。《昭明文选注》与《太平寰宇记》所引，一则天姥岑，一则天姥山，或曰“新昌之山，天姥岑耳，非天姥山也”。咄！真无知之徒。殊不知《尔雅·释山》曰：“山大而高，崧；山小而高，岑；锐而高，峤；卑而大，扈；小而众，岿；小山，岌；大山，峘。”又曰：“多小石，磝；多大石，礐；多草木，岵；无草木，峐；山上有水，埒；夏有水，冬无水，泶。”释山，其详在特征。古之山各因其特征而别有雅称，故谓天姥岑与天姥山，实则同名而异写。岑者本就是拥有某种特征之山。山小而高曰岑，正是天姥山特点，正如锐而高者是临海峤特点，谢灵运一代文豪，其曰临海峤，曰天姥岑，实以文学家之锐笔，据山之特点而状也。且在诗文中，亦有为了押韵之目的，“攒念攻别心，旦发清溪阴。暝投剡中宿，明登天姥岑。高高入云霓，还期那可寻。傥遇浮丘公，长绝子徽音。”岑字若改成山，则没法押韵。此则如在唐诗中，庐山亦称庐山岑，泰山亦称泰山岑。庐山岑、泰山岑是庐山泰山一岑，天姥岑是天姥山一岑，临海峤是临海山一峤。而在常人，则径呼庐山、泰山、天姥山、临海山，南朝宋何法盛《晋中兴书》曰：“高阳许询，字玄度。丹阳许玄，字远游。并清高不仕。询有才藻，能清言。玄山居服食，志求仙道。游会稽、临海山，誓不归家，乃与妇书令改适，后入深山，莫知所止。或以为升仙。 ”此临海山，就是《登临海峤初发强中作》之临海峤，太平二年（257年），始分会稽郡而置临海郡，先有临海山，后有临海郡，郡因山而名。所谓游会稽临海山，或谓会稽、临海二山，或谓会稽之临海山，临海郡出会稽，后者乃从其旧亦通。而临海山因溪而名，《太平寰宇记》：“临海山，在县北二百四十里，有水合成溪，自临海，一水是始丰溪，一水是东女溪，至州北两相合，即名临海溪，山因溪名。”
而剡县天姥山，即后来的新昌天姥山，自从《吴录》以后，唐宋以来至于明清历代志书皆有记载。《元和郡县图志·越州》（813年）：“天姥山，在（剡）县南八十里。”《元丰九域志》（1080年）：“（剡县）有天姥山，剡溪。”《舆第广记》（1111-1117年）：“剡县，汉属会稽郡，东汉晋隋皆因之，唐武德四年平李子通，置嵊州，六年州废来属，有天姥山。”《舆地纪胜》（1227年）：“天姥山，在新昌东南五十里，东接天台，西联沃洲。”《方舆胜览》（1239年）：“天姥山，在新昌县东四十五里，接天台山。”《肇域志》（1662年）：“天姥山，在（新昌县）东五十里，东接天台华顶峰，西北连沃洲山。”《读史方舆纪要》（1692年）：“天姥山，（新昌）县东南五十里。高三千五百丈，周六十里。脉从括苍来，盘亘数百里，至关岭入县界，东接天台，西联沃洲，道书以为第十六福地，山之最高峰曰拨云尖。”嘉靖《浙江通志》（1551年）：绍兴·新昌：天姥山，东接天台华顶峰，西北联沃洲山。”而《太平御览》（983年）曰：“天姥山，《郡国志》曰：‘天姥山，与括苍山相连，石壁上有刊字，科斗形，高不可识。春月樵者，闻箫鼓笳吹之声聒耳。元嘉中，遣名画写状於扇，即此山也。’”《太平御览》所谓的《郡国志》为唐代志书，被后世广泛引用，而今已失传。《太平御览》列会稽东越诸山，范围甚广，临海山、武夷山都在内，所言会稽东越者为古会稽郡。括苍山之后，紧随天姥山，两山相连，因言石壁有科斗形文字，其所言或并非剡县之天姥山（即今日新昌县之天姥山），实为与括苍山相临的韦羌山。韦羌者或本与括苍之音转有关。《太平寰宇记》曰：“括苍山，在州西四十里，髙一万六千丈，《神仙传》：‘王方平居昆仑，往来罗浮、括苍山。’相连石壁山，有刊字，蝌蚪形，髙不可识，春月樵者闻鼓吹箫笳之声聒耳。元嘉中遣名手画写状如圆扇，即此山。”《太平寰宇记》所述后半部分其实也是引用的《郡国志》，惟其将韦羌山称作石壁山。据吾友仙居王巧赛考证，韦羌山一山而有九名，曰韦运、韦羌、伟羌、韦乡、伟乡、伟美、天鼓，天姥、王姥，其实还有一名曰石壁山。其中多是同音异写而已。至如天姥王姥或是后世讹传。巧赛兄曰韦羌者，在仙居方言读作虞空（yukong），乃音转自瓯羌与越羌，实为瓯时代之古音，其有《韦羌山读音考》一文详述音转过程。此说可从，然则所谓韦羌山旧名天姥山可谓无稽。剡县诸名山，天姥山海拔899.7米，嶀山海拔749米，嵊山海拔213.5米，剡山海拔146米。故韦羌山，乃临海溪（即今台州椒江、灵江）域内众山之高者，而天姥山乃沿剡溪众山之高者。天姥山非特是新昌一邑之望山，即在新昌置县前亦是剡县一邑之望山。而所谓韦羌山与天姥山之混淆，则肇始于唐代中晚期之《郡国志》。《新唐书·艺文志》录有：“《郡国志》十卷 ”，然未详作者。《续通志》记有“贞观《郡国志》十卷”，与《新唐书》所言卷数合，可知其修撰于唐太宗李世民时期。然则嘉定《赤城志》《大明一统志》《江南通志》《河南通志》《山西通志》《三国志补注》《后汉书八家辑注》《吴兴新备》《至大金陵新志》《永乐大典（残卷）》诸书所引，皆称“元和郡国志”，宋代《通志》录有“元和郡国志十卷”，宋王应麟撰《玉海》则谓“元和郡国志四十卷”，则此《郡国志》似成于中晚唐之元和年间，而宋代程大昌（1123-1195）《禹贡论》与《大清一统志》所引，则称“李吉甫《元和郡国志》”，而李吉甫（758-814）所著实为《元和郡县图志》，又称《元和郡县志》或《元和郡国图》，诸书引为《郡国志》则有所混淆也。而《太平御览》与《太平寰宇记》引《郡国志》，多载陆羽之事，陆羽大概卒于贞元二十年（804年）前后，可知《太平御览》所引之《郡国志》当成书于这之后，并非唐初贞观《郡国志》。此《郡国志》或是《元和郡县图志》之讹，或是与《元和郡县图志》同一时期撰修的另外一部地理专著《郡国志》，比较内容，则后者为是。所以据这《郡国志》将韦羌山的特征嫁接到天姥山或者说将韦羌山混淆为天姥山，实则已至中晚唐，其时距李白游剡中已过了七十多年，而据谢灵运游剡县天姥山已过了三百七十多年。设若韦羌山亦名天姥，然史籍所载至少比剡县天姥山晚了数百年。焉知其不是在天姥山名闻天下之后，辗转讹传而致相混淆。
2022年5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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