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三十年代，南京政府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战略，一心剿共，对华北政局是能拖就拖，同时呢，还要摆出高姿态，做些官样文章，而私下的电文往来，蒋汪都最大限度地授权给黄郛与何应钦，要求他们权宜行事，底线是不承认满洲国，和割让东四省。
黄郛是陈其美、蒋介石的结义兄弟，绍兴人，北伐时为济南惨案背锅，辞去了外交总长一职，这次，还得继续背锅。靠着29军等部队的英勇表现，黄何二人有了底气，1933年5月，塘沽协定终于签订。
黄郛
大致内容为：日本军队暂时撤出长城之外，变相承认了日本对东北、热河的占领，同时划绥东、察北、冀东为日军自由出入地区。8月，天津《大公报》记者王芸生采访了黄郛，他说：“这一年来的经过，一般人以为我黄某天生贱骨头，甘心做卖国贼，尽做矮人；我并非不知道伸腰，但国家既需要我唱这出戏，只得牺牲个人以为之。”
不久，黄郛托病而辞掉了所有职务，再度隐居在莫干山，读书学佛，在山里办教育。他曾经感叹地说：“中国真是不幸，两个邻居都不是善类，如果是个家，我早就搬走了；如今是个不可搬的国，只得先顾缓急轻重。”
比较而言，他对苏俄始终深抱戒心，一直反对国民党的联俄策略，认为中日同一文化源流，应该与日本的开明人士多多交流，总强于较力打斗。他说：“中日关系与中苏关系比，无论如何不应该放弃日本这一条路。”1936年12月6日，黄郛患肝癌在上海病逝，时年5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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