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20年第51期,原文标题《客家话:正在消逝的中古汉语活化石》,严禁私自转载,侵权必究

客家方言,看向过去,它是中古汉语的活化石;看向未来,它正在快速消逝。

记者/卡生

摄影/张雷

客家话就是古时候的普通话(正在消逝的中古汉语活化石)(1)

嘉应学院附近的京卿第围龙屋里住着张氏家族的后代,父亲张振华爱好书法,儿子张向龙陪着他住在老屋里

梅州初印象

抵达梅州之前,我对它一无所知。从文献里获知的结论是,广东梅县的客家方言极大程度地保留了中古音韵,在众多散落在全国各地的客家方言里,梅县话为“标准语”。这样的一条线索,让我前往梅州,开始客家话的探寻之旅。

我有很多疑问,梅县和梅州是怎样的关系?出自中原移民的客家人所保留的中古音韵是否有具体指向的朝代?“标准”的制定出自何处?这是否意味着,采用以梅州为基准的客家话朗读古诗词就是其发音的正解?

从北京直飞梅州,每天一趟航班。从地图上可以看出,这个地级市位于广东的东北部,三省(福建、江西、广东)交界处。过去那个叫梅县的地方,目前归属于梅州的梅江区和梅县区,融入到了现在梅州的城市中,已经无法分辨其边界。别说外地人不懂,这两者重合和归属的关系,当地人也未必能言明。上了出租车,我和司机攀谈起来,讶异于他的普通话不错,当我问及现在大家都还说客家话吗,他答,本地人之间还说,但是出去见过世面的年轻人都说普通话,老辈人喜欢说的客家谚语他们大多听不懂。

我所到的梅江区,以梅江为界,分江北与江南,中间由一条新建的大桥横跨连接。总体来说,梅江以南发展迅速,是新梅州高档楼盘的汇集之地,梅江以北楼房略显陈旧,故可以看作老城区。桥梁两端,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城市生态,前者欣欣向荣,高楼涌起,和大多数地级市没有区别,后者保留了部分旧城区的遗风,有梅州人力荐的小吃一条街油罗街和梅州的大学城。唯一能感受到统一性的,是无论江南江北,都有一些规模或大或小的围龙屋,可以辨出当年梅县的地盘。

客家话就是古时候的普通话(正在消逝的中古汉语活化石)(2)

梅州大埔县的花萼楼是典型的客家土楼,它的防御性比围龙屋强,所以在深山之中客家人多建土楼

在梅州的客家文化博物馆里,我看到了客家人的五次大迁徙,客家研究院的年轻学者罗鑫用了一个比较有趣的比喻告诉我,“客家人的迁徙并非一蹴而就,世世代代,就像是笔墨洒向一张宣纸上晕染出的效果,或‘墨渍成片’,或‘蛙跳成点’,一路都是客家人的南下痕迹,其中闽、赣、粤三省的客家人数量尤其显著”。

最早奠定客家学的学者是清末翰林赖际熙,集大成者是罗香林(1906~1978)。罗香林首创了关于客家人起源的“民系说”,他认为,客家人是属于汉族的一支“民系”,它是一种文化族群概念,并不是民族概念,在地理分布上也不限于某个行政区域。客家人起源于中原,在东晋至南宋之交的1000年之间,由于战乱、灾荒等种种原因,经闽西、赣南,逐步到粤东北一带,最终形成一个庞大的客家移民集团。

既然有如此之多的客家人聚集区,最终为什么以梅县话作为了“标准语”地区呢?

嘉应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曾令存综合几位客家研究学者的观点,从四个维度解释了梅县的特殊性。梅县最早叫程乡,从明代开始就是粤东地区的重要区域,有着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力;其次,梅县又被称为侨乡客都,从梅县前往世界各地的移民众多,所以有着很高的祖居地位;梅县虽然不是最早客家人的聚集区,却是“客家意识”最强的群体;如今的梅州市下设五县、两区、一市(县级),每个县市区之间的客家话虽然不同,但是一致性很强,彼此之间交流无碍,所以在民间以梅县客家话作为了“标准”。

有了对客家方言的初步认识,我产生了更大的困惑。历史上,客家人并不是唯一一支背井离乡迁徙至他地的民系或民族,为什么唯独客家人顽强地保留了相对完整的中古音韵呢?

客家话就是古时候的普通话(正在消逝的中古汉语活化石)(3)

温仁公祠是规模较大的经典客家围龙屋,已建造500多年,现在还住着温家后代

围龙屋,图腾的存在

来梅州之前,我并不了解围龙屋,它的另一个“好兄弟”土楼,因为《大鱼海棠》和《花木兰》的放映,显得出名得多。土楼也为客家人所建,大多在福建,梅州境内大埔县的花萼楼也很具有代表性。土楼的形制是一个闭合的圆,每家每户的三楼都有一小窗口可供瞭望、放哨、射击,防御程度更高,多建于条件恶劣的山区,而围龙屋的宜居度更高,以生活为主,防御为辅。罗鑫告诉我,要想更好地理解方言中为什么保留了那么多的中古音韵,得从客家人特殊的建筑围龙屋入手来理解客家人的文化心态,因为围龙屋是客家人的图腾。

围龙屋又名围拢屋,与北京的“四合院”、陕西的“窑洞”、广西的“杆栏式”和云南的“一颗印”,合称为我国最具乡土风情的五大传统住宅建筑形式。

想要理解客家人的文化和其捍卫传统的固执可以在这里找到答案。

我跟随嘉应学院文学院老师侯小英和黄婷婷,来到学院附近很著名的围龙屋——留馀堂,它的出名并不是因为有多大的规模或多么久远的年代,而是因为是当年嘉应州名门望族的宅邸,由张氏第十六世孙张应谦在道光七年(1827)所建,“中国现代言情小说的开山祖师”张资平就曾经住在这里。堂前有后人修缮的七根楣杆,照当地习俗,说明这个老宅里出过七位举人。

侯小英介绍围龙屋兴于明,盛于清至民国前二三十年。梅州地区多河谷、盆地、山坳,围龙屋一般依山而建,前有半月形池塘,称作龙池,建筑主体由“堂”“横”组成,“正堂”为家族拜祭祖先的祠堂,祠堂左右两个大屋为家族长老的居所,两边围拢的房间按照长幼次序分配给家族的人居住。前堂祭奠祖先,后院祭拜五方龙神。最有客家人特色的是后院隆起的、由鹅卵石建造的半圆空地,叫作“化胎”或“花头”,隆起得越高预示着子孙后代越繁荣昌盛。化胎上起了一排半圆形的建筑称为“围”,既可以住人,也可以作为库房或其他使用。如果家族继续扩大,可以在一围之外继续建房,形成更大规模的二围、三围。在围龙屋后要栽种竹子,以保家族平安。从建筑学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集传统礼教、伦理观念和风水意识于一体的建筑。如果从半空中俯瞰围龙屋,很像是嵌套式的半圆形,和前面的池塘形成一个圆。

客家话就是古时候的普通话(正在消逝的中古汉语活化石)(4)

祠堂是客家人围龙屋最重要的公共场所,用于祭奠祖先

围龙屋形制的特殊性和当时环境有关。有客家学者认为,迁徙而来的客家人来到南岭地带,为了家族生存,形成了以族长为中心、家庭为单位的群居生活,面对复杂的自然环境,修建了这种高密度的民居,既起到了防御外来侵略的功能,同时还能维持稳固的家族关系。客家人人在异乡为异客,其建筑中的聚合形态说明了这个宗族强大的凝聚力,也因此,中原流传的文化传统和习俗可以如此紧密地、一代代地传承下来。

客家人的南下迁徙,注定他们的基因里有一种强烈的寻根念祖的心理需要。在每一个围龙屋门口你都能看到这个家族的堂号和楹联,里面蕴藏着很多关键信息。堂号作为围龙屋的名号,是某姓的标志,又或是家训,楹联则能说清家族从何处迁徙而来。留馀堂的堂号和楹联与别家略有不同。一般说来,张氏家族的堂号一般为“清河堂”,而留馀堂的堂号来自《易》书中“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以训诫子孙凡事要留有余地之意。楹联写着“珠联璧合”“凤翥鸾翔”,开始我还感到颇为奇怪,这很像是结婚时的喜庆祝词,原来这背后也有故事。楹联讲述的是张氏和另一大名门望族黄氏的联姻故事。当年南下至梅县的张氏和黄氏,两宗人在迁徙中患难与共,相互扶持,以此为楹联表明不忘两家祖先南下情谊,之后两家多次联姻,其中最出名的一段婚事是黄遵宪之妹嫁进张家。

总之,堂号、楹联对于客家人来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存在,它反映了客家人强烈的中原文化认同意识。

走进留馀堂,依旧可见悬挂于两侧墙上的牌匾“经魁”和“文魁”,是当年表彰中举的牌匾。虽然已经历经风雨,残破不堪,但仍能看出客家人“崇文重教”的传统。过去的客家人讲求“耕读传家”“学而优则仕”,儒家思想对客家人的影响深入骨髓。多年之后,这些牌匾在无人居住的老宅里讲述着过去的荣光。据说留馀堂在人丁兴旺之时,还有自家专门的私塾,以培养后代。后来我问过罗鑫,会不会有一种可能,客家人对中原文化的这种传承和认同,除了思乡之情外,还有另一层含义:虽然地处偏僻,客家人似乎一直都在做着一个读书梦,只有通过考学,才能重回中原?

罗鑫说:“客家人对文化的这种传承或者说是痴迷,仔细想想还是有原因的。客家人强调自己来自中原,尽量保留着那种更为高级文明的痕迹,是他们在面对艰苦开荒生活时少有的精神支柱。”如果以客家人文化心理上的这种推测,那么最大限度地保留族群的方言,就是一个可以说得通的推论。

如留馀堂这样曾经荣光过的老宅,现在已经人去楼空,墙壁上写满了张氏家族后人的捐赠名单,给宅子留下了一些维护和清洁的费用,但还是眼见着它荒草丛生,有成为危楼的风险。侯小英在《梅州方言民俗图典》中给过一组数据,梅州各县有两万座围龙屋,但大多数已荒芜,这个处境很像客家话的存在,它在面临着一种岌岌可危即将消失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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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鑫是客家研究院的年轻学者,他喜欢用有趣活泼的视角解读客家方言

围龙屋记忆

在梅州的几天里,可以在超市、景区、大街小巷听到当地人说着客家话,但总觉得已经变了味儿,我很难说清楚那种寻访方言和传统关系时内心的失落。罗鑫说:“你的直觉是对的,现在的孩子不爱说客家话,但能听懂大人跟他说的客家话,受到普通话的影响,一些看似简单的客家话方言已经变了味道,比如说,梅县话管太阳叫‘日头’,但现在的孩子会直接把太阳翻成客家话的发音而已,很多远走他乡的客家后代已经全然不会说客家话。”

“那么所谓客家话还能保留中古音韵这个事情在未来也许会消失?”我问。

“有可能。会说客家话的客家人在断崖式流失,客家话出现严重的代际传承危机,生存空间不断缩小。”

在留馀堂的街对面,零零散散地建立了很多三层小楼,侯小英带我四处逛逛。她说,这些新房子里的人大多是留馀堂的后人,离开了老宅的客家人还有看护老宅的意愿,所以他们会在老宅的附近新起房子,和所有三、四线城市的城中村房子没有区别。侯小英告诉我,围龙屋在建立之初比较强调的是公共区域,晒谷子的场地、回廊院落以及宽敞的祠堂,但是个人生活空间却十分窄小,透光性差,基本上一家几姊妹同挤一张床是常态,所以在90年代出现了大批搬离老屋的客家人。一路走来,我都喜欢问客家人住没住过围龙屋,80%的人都有住过围龙屋的记忆,“90后”除外。

嘉应学院文学院研究民俗的老师李玲对于围龙屋的记忆,来自她去参加奶奶的丧事,客家人有传统,人往生之后,要做一场香花佛事,亦佛亦儒,亦僧亦俗。香花佛事用的客家话念唱,唱的是女人的一生,如何成长、如何嫁为人妻、如何生养孩子。李玲记得,奶奶的那场丧事里,围坐了一群家族里的女人,听着听着掉下眼泪,听着唱词,也像是听到了自己不容易的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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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口镇附近的元魁塔,明朝李世淳所修建,说是风水塔,实则用于瞭望防御

客家话环绕在围龙屋里的场景,我已经无法再亲眼看到,只能通过那些曾经居住过围龙屋的客家人的讲述,去拼凑出一幅画面。它们已经离现代生活异常遥远。侯小英说,搬离了围龙屋,客家话的存在已经是以“家”为单位,那些发生在身边的童谣、山歌、戏曲,已经和现代生活彻底割裂。

侯小英和黄婷婷带我到了离城区15公里处的南口镇侨乡村。这里是现存数量最多、密度最大、形制最丰富、保存最完整的围龙屋古村落。

这个自然村落有500多年的历史,由三个自然村落组成,村庄很安静,三面环山,大老远能看到围龙屋里飘着烟火气。乡政府统一规划了建新房的宅基地,所以老屋保留得完整。除了早期传统形制的围龙屋外,这里有了中西合璧的围龙屋,记录下了不同时代,客家侨胞回到故里的历史。侨乡,顾名思义,这里多是下南洋的客家人,其中重要的老宅有从印尼赚钱归来的潘祥初建立的南华又庐、因为太平洋战争的影响没有完工的洋楼和最后我们拜访的琛如庐,现今还住着潘家后人。

琛如庐是现在为数不多住着子孙几代人的老宅,它并不是传统围龙屋,修建于新中国后,颇有新中国老干部庭院的风格,但可从中瞥见客家人“大家族”“小家庭”群居的一些脉络。房子的主人潘光熙当年远走印尼经商,因为太平洋战争,又把自己的孩子送回出生地侨乡村,站在我面前的老者是潘光熙的第五个儿子潘聪元,老人颤颤巍巍,用客家普通话和我讲述着家族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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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龙屋里象征子孙繁荣昌盛的化胎,由鹅卵石铺成

除了侨乡村,我还走访了客家人下南洋的第一站松口镇。当天我们遇上了客家人的“墟市”。客家方言里把集市称为“墟”,在古代,当地的百越民族在进行贸易时,实行以物换物,只见物不见人,故称“虚”,可见客家方言并不是铁板一块,在和当地文化的交融中也深受当地少数民族的影响。客家人的“墟市”,各乡镇的墟日有不同的日子,一般是分为“一四七”墟、“二五八”墟、“三六九”墟,两个相邻的墟镇,墟日总是相邻一天而不会重复,这样就能让买卖双方都有较多的交易机会。

松口是古代岭南四大古镇之一,这里的火船码头是客家人去往南洋的第一站,他们坐上能容纳百来号人的船只,沿韩江转汕头,再换大船下南洋谋生。离火船码头不远,是中西合璧的一排骑楼,还有几户人家在营业。一幅手绘下南洋的图吸引了我的注意,我走进这家店铺和老伯攀谈起来。老伯的铺子叫李淼糕饼店,他在此开店已经好几十年,那张手绘图就是出自他手。他说,20多岁的时候喜欢画漫画,根据印象画了当年热闹的火船码头,他的姑姑就是从这里离开,去了印度尼西亚。说毕,他拿出了自己家的家谱,厚厚一本,他已经是二十三世李氏后代。虽然全中国都有记录家谱的习惯,但在客家人这里,上了年纪的老人,都能详细说出自己是自家的第几世,颇具大族遗风。

客家人的迁徙,似乎从来没有停止过,他们从中原来到梅州,又从梅州出发前往世界各地。越往外走,对于传统的坚持就越发根深蒂固,客家话成为远走海外侨胞最在意的“乡音”。在海外的华人区,普通话有时候不一定好使,客家话是可以走遍华人区的。罗鑫告诉我,在过去,客家人对语言的传承还有口口相传的严厉祖训:“宁卖祖宗田,毋忘祖宗言。”不会说客家话的人不被承认为客家人,哪怕是客家人的直系后代,顶多算客家人后裔。

“语言是一种流动的文化,当一种文化没有附着的载体之后,式微就是一种必然。”罗鑫给我举例说,有一些词汇随着人们居住环境的变化已经消失。住过围龙屋的人都知道,围龙屋的厕所不分男女,只分大小,大的去“屎窖”解决,小的去“尿缸间”解决,所以客家话的“厕所”又名“屎窖”,现代社会,老年人搬离了老屋,使用马桶时还会说“屎窖”,但年轻一代,已经对这个词感到陌生,觉得土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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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口镇上开杂货铺的李淼向我们展示了自家的家谱

客家年轻一代

罗鑫在我离开梅州之后,开始变得忙碌,大力宣传他参与的客家院线电影《围屋喜事》。影片中95%的台词都是用客家话来说,讲述的是随着城市扩张,围龙屋里的客家人住进了商品房,一对老夫妇却坚持住在老屋,后来地产商看上了这个老屋,想要征收改造成为一个集民俗和餐饮于一体的商业空间,老夫妇不为所动,在女儿的帮助下,与开发商斗智斗勇。

罗鑫说,参演这部戏的演员大都是梅州本地人,但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客家话都说得很不地道,无论发音、词汇还是表达方式都明显地趋同于普通话了。“语言的变化其实受两个方向的影响,一种是渗透,它的音还在,但词义已经变了。另一种是同化,直接就抛弃了。对于客家话,这两个事情都正在发生。”

“回顾历史,客家方言能成为中古音韵的活化石,和客家人对传统文化的尊崇有着紧密的关系,它帮助客家人维系了一个族群的认同感,如果客家话消失,那么连接人的线索就会断掉,包括这背后一系列的客家文化也将面临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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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话就是古时候的普通话(正在消逝的中古汉语活化石)(10)

客家人当年下南洋的第一站便是松口镇。这里没有被商业侵蚀,依旧保留着古色古香的气息

我鲜少看到罗鑫这么严肃。罗鑫开过抖音趣谈客家话,发公众号普及客家方言,顺便逗贫。这招还挺有用,他从客家话里的蚯蚓聊起。客家话称蚯蚓为“~公”(读作hiǎn gūng),怎么会那么复杂呢?这个“~”是个古语词来的,《正韵》载曰:“蚯蚓,吴楚呼为寒~。”恰好是古吴楚语残留的一个证明。那为什么要叫公呢?客语名词中有不少是带有社会性别差异的词语,男性类别的多叫“公”,女性类别的多称“嫲”。例如,猫不论雌雄,统称为“猫公”,因为猫身上有很多男人的特征,如喜欢夜生活、不时偷腥等;瓢本无生命,却统称为“勺嫲”,因为瓢是女人用得最多,几乎成为妇女专利。

除了趣解文字,罗鑫还会透过文字来谈客家人的性格。“客家话里有很多话都是‘正话反说,反话正说’,如果一个小孩子很可爱,要说‘丑哥瘌’,如果是做生意亏了,要说自己‘赚做’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说话方式呢?罗鑫讲:“这和客家人一直以来生存的环境恶劣有关,让客家人有较强的忧患意识,有时候出于明哲保身,有时候出于自嘲。”

在当地,有许多像罗鑫这样喜欢传播客家方言的年轻人。青菜是罗鑫的朋友,在梅州电视台做主持人,也可以说是一名搞笑的客家话脱口秀演员。青菜是兴宁人,梅州当地有一个共识,兴宁客家话的口音很搞笑。绝大多数的南方方言是不分平翘的,兴宁客家话是例外,语速快,还容易说出一些因为卷舌音而惹出来的笑话,青菜在节目中往往能奉上一段兴宁口音的自嘲,通过这样的方式,希望能吸引更多的人关注客家话。

侯小英的电话响了,女儿给她来电。那边说着字正腔圆的普通话,尽管自己就是客家方言的研究者,她也无法说服女儿说客家话。她很担心有一天,女儿忘了客家人的文化,可大势所趋,她似乎毫无还手的余地。

客家话就是古时候的普通话(正在消逝的中古汉语活化石)(11)

百侯古镇里民国时期的建筑已经有了中西合璧之意,大多为华侨所建

客家方言从属于汉藏语系汉白语族的楚语支,这是当年南下至江西的北方人在带来的北方话和当地楚语的一支“语”的基础上形成的。所谓中古音韵则是指,从隋经唐至宋这个历史时期的汉语语音。据方言学家考证,在客家话中,保留了大量宋代汉语的词汇和音韵,为方言研究者提供了十分难得的古方言标本。那么它保留的究竟是什么?

学者罗鑫从客家话的音韵、词汇做了解释。客家话一共有“四声六调”。从音韵的层面来说,客家话保留了“古无轻唇音”“古无舌上音”的特点。金元以来,北方话经历了入声的合并和消失,但在客家话中,鼻音韵尾“m”“n”“”和入声韵尾“p”“t”“k”保留得却很齐全。罗鑫用客家话朗读了一遍《阿房宫赋》:“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气势磅礴的景象一下子有了画面感。

如果以上发音依然让人感到有些抽象,那么词汇上对文言的保留就显得直观得多。古文中我们常常会看到一类虚词,如“哀哉”“兮”“矣”“而”,这在客家话里属于稀松平常的使用,譬如说:“您吃过早饭了吗?”用客家话说是“汝食欸朝无?”;“读完大学就找工作去”,用客家话说便是“大学读毕矣就来去寻细做”。实词对古文言的保留也数不胜数,“睡觉”为“眠”、“衣服”为“衫”、“稻子”为“禾”、“绳子”为“索”……在普通话中,单音节词没有客家话丰富,“漂亮”为“靓”、“健康”为“健”、“陡峭”为“”等等。

罗鑫补充道:“很多人认为客家话有音无字,这是一种误解。”客家人的口语文字化早在160年前已经实现,标志成果是巴色会传教士黎力基(Rudolph Lechler)于1860年在德国柏林出版的《马太福音》,该图片被收录在罗鑫编写的《大学客家话教程》中。客家话是中古音韵的活化石,也可以说它是“古汉语的活化石”,这是由客家话本身的特点决定的。在普通话中,“”和“”简化为了“历”是因为它是同一个发音,但在客家话里这两个字发音和含义都不同,故无法简化合并,所以,客家人要书写客家方言,势必会动用到一些繁体和异体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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