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提及康熙大帝都会获得一致的赞扬，他被认为是历史上难得的明君圣主，8岁继位、14岁亲政，在位61年，平定“三藩”，统一了台湾，抗击沙俄，平定蒙古准格尔，册封班禅等。同时在经济方面停止贵族的圈地，实行更名田，奖励垦荒，兴修水利，整顿赋税等。
可是我们把历史的视角再拉大一点，在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之间世界正在发生哪些变化？西方正掀起思想启蒙运动，以及新科技风潮，产生了一大批思想家以及科学家，孕育了资产阶级革命，以及工业革命。
看看我们的近邻俄罗斯是如何面对这次大变革？彼得大帝通过改革，在军事、经济、政治以及科技领域获得了全面的进步，军事方面建立了一支强大的海军；经济方面，同样是农业大国的俄国，工商业比例大幅度提高到30%以上，同时允许企业主购买整个村庄的奴隶充当劳力；政治上，加强中央统治，剥夺了贵族领主杜马会议的职能，以参政院所取代；为促进科技的发展，修建了图书馆、博物馆、印刷所等，一举摆脱了被西方殖民的命运。
康熙对文化的影响康熙在开疆拓土方面确实功绩显著，但是最终目的还是为了维护王权控制下的大一统秩序，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的专制，这和中国传统帝王没有实质性的差异，也就是说促进社会进步方面没有建树。而且在这个历史紧要关头，却扮演着阻碍者的角色，在边境上禁止汉人去山海关外谋生，为了保护满族的发祥地，让整个东北多年都没有开发，不但阻碍了东北的发展，而且让俄帝国攫取百万平方公里土地的时候，易如反掌。
如果说明朝继承了蒙古的奴隶传统，大臣称呼自己为奴才，到了康熙朝，更是强化了这种“三拜九叩”，以前“臣下”的称呼都消失，只能称呼“奴才”。清朝初期，满清统治者曾经质疑科举的作用，甚至要取消八股文，是康熙大力提倡宋明理学，而且对朱熹推崇备至，并对孔子实行三跪六叩的大礼。清朝初年坚持让汉人剃头，禁止缠小脚，但是到了康熙朝，开恩恢复缠小脚的传统。
康熙初年严禁百姓信奉基督教，许多地区的传教士被拘，教堂被毁。直至康熙三十六年，才解除禁令，允许传教士到中国传教，而10年后，又以基督教不符合传统礼仪，再次禁止民众信仰基督教，并且明确规定不欢迎传教士，凡在华传教的教士必须领“印票”，才能够留下，否则遭到驱逐。
康熙对经济的影响经济方面，康熙执政前期实行了一些列轻徭薄赋、恢复民生的政策，但是还是延续明朝时期重农抑商的政策。为了抑制工商业的发展，康熙还逐步禁止开采矿山，不论以前开采的还是未开采的，一律不准再开，已经开采的矿山都遭到封闭。
为了保证国家铸币原料，只允许云南铜铅矿生产，而且也取消了以前“听民自售”政策，全部由官府包办。即使开创盐铁专卖的桑弘羊，也只是流通环节有官府管控，开采以及出售还是由民间来完成，以提高整体效率，可是到了康熙朝，却变本加厉，对各环节都实施严格控制。
而且对当时的工厂数量、商业规模以及用工人数等，都进行了严格的限制。由于不允许外商在华设立商业，因此在广州设立十三行进行对外的垄断贸易，并且严格限制进出口商贸，这些都造成了民营工商业的落后。
为了封锁在台湾的郑氏势力，清朝实施了严格的海禁，不但不允许任何船只下海，而且还颁布了残酷无比的迁海令，使沿海居民流离失所，谋无生路，所谓的倭寇，大都是沿海居民组成，迫于生计，走向海盗的道路。
1683年，清朝成功收复台湾，康熙下令打开海外贸易，但是1716年康熙再次颁布禁海令，严禁商船到南洋贸易，只能对东洋进行贸易。到了乾隆朝，只留下广州一个通商口岸，直到鸦片战争，通商口岸才逐渐打开。
海禁不仅仅影响的是对外贸易，而且还切断了与外界的信息，失去了科学技术发展学习机会，将自己控制在黑暗匣子里。海军一直是满洲人的弱项，在取得中原后，为了限制民间海军军事力量发展，规定了民间船只大小，不但阻碍了远洋贸易的发展，也阻碍了自身海军力量的发展，为日后鸦片战争、甲午战争的失败埋下伏笔。
康熙喜怒无常的一面康熙有其宽厚仁慈的一面，但是也有专横，残忍的一面。《清史稿·徐元梦传》记载：“侍讲官徐元梦因不会射猎，遭皇上责备，上疏辩白，令杖五十，抄没家产，父母发边。次日，康熙气消，令太医为徐治病，照常侍讲。徐求释父母，才令追回。”
徐元梦因为不会打猎，便遭到康熙杖责，而且全家被抄，要求他父母发配到边疆。后来康熙气消了，才把徐元梦父母追回来。而且康熙的喜怒无常，在废黜太子事件中，大臣索额图因为是太子的党羽而被囚禁致死，两个儿子也被处死，与索额图有关联的大臣全部遭到拘禁治罪，很多人没有交给刑部就处死。
而且康熙对太子疑心非常重，翰林院朱天保上奏立太子，就被刑讯逼供，最后处死，而且所涉及到的官员要么幽禁要么处死。后来大学士上疏立太子，也是被斥结党求荣，让他趴在宫中的石阶上拟稿认罪，后来发配的西北。
明朝末年，利玛窦来到中国传教，康熙此时看到了很多西方先进科技，而且天文、地理、数学、医学、生物、农艺、工程技术等领域他全都学过，甚至自己都有去实践过。
南怀仁曾经给康熙上课，就在刚刚清理鳌拜之后，年仅17岁的康熙对天文、数学、几何每天学习不少于2小时。而且据当时记载，康熙大概学习了2年的时间。南怀仁在《欧洲天文学》曾经描述，康熙学习勤奋，每天除了完成传统儒家教学，其余时间都分给了数学。
南怀仁也指出，康熙对西方科学有非常浓厚的兴趣，掌握数学工具之后，经常自己推演天象，而且还经常指出史书当中天文记录的错误。但是康熙仅仅把这些知识当作一种炫耀的工具，比如他下江南的时候，与当时天象官员聊到“老人星见，天下太平”。他当时就指出，老人星在南天，到了江南自然会看到。在场官员无不诚惶诚恐，对康熙佩服之至。
但是这些仅限于他的好奇心，供自己业余时间把玩的玩意儿，然后藏在深宫当中，没有察觉到这些科技对整个人类的影响。康熙依然坚持认为，天下最有用的学问是帝王之术，西方科技只能“节取其技能，禁传其学术”。
对俄战争时期，缴获的俄军扳机击发式火绳枪，康熙让留下两支自己玩，剩余全部销毁。康熙的晚年，蒙养斋算学馆成立的时候，欧洲已经有近200所大学了，每年毕业的学生有1万多人。牛顿在那一年已经老态龙钟了，欧洲有10几个国家都有了自己的皇家科学院。新登基的雍正恰恰还是一个反对西方文化的人，他不但反对传教士的宗教跟科学，更敌视当时负责蒙养斋算学馆三皇子。从此蒙养斋算学馆的翻译活动，研究活动就此终止了。
当然，康熙这些缺陷，与我们文化本身形成的局限性有关，与中国地理环境的封闭条件有关，中国地处东亚，与西欧远隔重洋，康熙无缘与西欧新兴的资本主义社会相接触，不可能意识到中国早已落后于世界，他只能按照中国旧有的文化模式生活，他所采取的政策和措施在本质上与前代统治者并无差别。他所营造的所谓盛世，只能是中国特定环境中的自娱自乐，一种根本没有前途可言的“繁荣”，且必然走向无可奈何的衰弱。换句话说，就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环境之中，根本不可能产生能将中国社会引向进步的“圣君”，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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