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姓七望的发迹时间不是一样的，从发迹时间上来说（第一位世系不断代人物开始），博陵崔氏最早自西汉昭帝开始，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都能追溯到东汉中后期，清河崔氏是汉末曹魏发迹的，赵郡李氏是西晋发迹的，陇西李氏最晚是十六国时期发迹，二李发家是最晚的，但因为赵郡李氏是根深蒂固的赵魏之豪，在关东影响力很大。
陇西李氏家族在北魏时家族东迁，在太和改制期间位高权重，李冲主导了北魏四姓的确立，所以二李发迹虽晚，但凭借政治强势以及与高门的通婚，后来也能与十分显赫的崔、卢、郑、王比肩。陇西李氏和赵郡李氏还有唐朝皇帝的抬高，另外，隋唐时期李姓人物很多，很多都是冒认陇西赵郡李氏的，但反过来也给陇西赵郡李氏加持。
清河崔氏在崔琰之前的世系，博陵崔氏在崔朝以前的世系，目前看只能认为是一种攀附，不过博陵崔氏发家很早，从整体上看，西汉发家能一直显赫到唐末，并且谱系可靠的只有博陵崔氏一家，博陵崔氏在东汉时以文化显族而闻名，文学成就较高。
清河崔氏发迹则晚的多，崔琰的名望很高，三国志对他的评价也非常高，甚至可以比肩汉末范阳卢氏的大儒卢植，魏晋时期博陵崔氏族人虽然能担任三品的尚书仆射、吏部尚书等高官，但没有名声鹊起的大人物，北魏前期清河崔浩家族的高度，更是其他北朝家族未曾达到过的。
博陵崔氏在北魏分裂后分成两派，一部分西入关中，如崔孝芬的儿子崔宣猷，仕于西魏北周，主体留在北齐，如崔暹、崔季舒是北齐开国功臣家族，从此地位上升又逐渐追平清河崔氏，唐代清河崔氏清河小房族人的墓志中有过被称为“阀阅之最”的纪录，也有过“四望族”的记录，博陵崔氏博陵第二房族人则在唐初《氏族志》和晚唐崔珙时被视为天下士族之冠。
九品中正制度是由地方大中正选拔人才给中央提交官员，世家大族对地方是有绝对掌控权的，无需迁居就能有较好的士宦，因此南北朝士族是“双家化”，乡里和都城都有分布。而隋朝开始推广科举制度，需要一步步往上考，乡试、会试、殿试都要一步步参加。
像崔、卢、李、郑这些世家大族，虽然家学源远流长，能逐渐从经学世家转变为科举家族，但因为他们的老家都在太行山以东的华北地区，距离唐王朝的政治中心较远，此时留在老家，对适应科举制度、保持官宦发达没有任何优势可言，反而会增加各种交通成本、经济负担。
而在两京地区居住，对于科举会有很多便利条件，比如交通便利（不用跑来跑去）、以及方便给当时首都官员名流展示自己的才华（没准就遇到主考官了），同时也加强了对中央的政治影响力（毕竟是天子脚下），士族大规模迁居两京地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一代代族人的定居逐渐形成了名人效应，会吸引更多的族人、亲友去定居，加上中后期战乱，士族的祖居之地遭到战争破坏，返回去意义也就不大了。
山东士族向来以礼法门风标榜，死后归葬故乡是很重要的部分，比如隋朝礼部尚书崔仲方和他的妻子陇西李丽仪一生基本都活动在长安、洛阳，然而夫妻俩死后依然迁回了几百公里外的河北平山县祖坟，唐朝士族一开始也是这样，彻底脱离故乡也是经过了一个很复杂、煎熬的过程。
唐代东都洛阳就是当时顶级豪门崔卢李郑禁婚家聚集的地方，这里的士族数量远远超过了长安。从居住渊源上看，山东著姓从北魏孝文帝时代开始就有定居洛阳的历史，历史比较悠久，从士族本身上说，当时门第最高的七姓十家禁婚家，都是关东地区的，一方面他们嫌弃关西士族，而自视甚高互相联姻，对李唐的关陇集团存在隔阂，不愿意和他们住一起。另一方面，洛阳地处关东，这里距离他们老家都不远，因此也方便回乡省亲之类的。
唐代士族的地方影响力，在科举制的打击下逐渐越来越小，最终转变成为依附于皇权的官僚化士族，生死与唐王朝兴衰紧密联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再也不能坐看天下政权变迁了，这也就是后来宋朝士大夫的雏形，一直影响到今天，不过唐代比较特殊的例外是河东薛氏，这个家族在唐代仍然保持了较为浓厚的地方色彩，据考证是因为河东薛氏并不以科举文教保持官宦而是武将较多，在河东郡地方上仍有武装割据，是地方豪族。
简单的说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在地方聚族而居，掌握了地方的财权，话语权，也控制了地方的武装力量(部曲制)，甚至通过入什，取得了中央的一部分话语权，财权，军事力量，但隋唐到前面的周齐北魏，政权的核心力量不是他们，是鲜卑化的军事集团，随着时间的变化，政权控制力的加强，他们一直属于被削弱和打击对象。
那为什么在魏晋时期和南北朝初期，他们力量强呢？因为在魏晋时期，他们属于政权的支柱力量，南北朝时期，他们和南朝的关系更深，始终属于南朝重要的力量，也随南朝灭亡没落，对于北朝，初期属于胡人和胡化统治者不可忽视的力量，拉拢和打击并存，后期随着统治强化，就慢慢削弱了。
唐宋之后，经济文化的繁华地区开始南移，成都，长江三角洲等鱼水肥沃的平原地区，与崔字这个以山取意的姓氏相去甚远，再看崔氏作为名门氏族的主要活动区域，也确实是北方。唐和北宋就是最后的辉煌了，在宋朝南迁后，就开始没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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