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适逢新中国建国十周年大庆，党中央决定，对于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实行特赦。
首批特赦战犯共33名，其中国民党战犯30名。在北京功德林一号战犯管理所，有10名得到特赦的原国民党军高级将领，其中除了广为人知的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外，原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部中将司令陈长捷的名字也赫然在列。
在平津战役中因死守天津拒不投降而兵败被俘的陈长捷，能在第一批得到特赦，不仅因为他弃恶从善，积极接受教育改造，各方面表现良好，还有他的老上司傅作义将军积极帮他争取的因素。
提到陈长捷，许多人都知道他是晋绥军中的一员猛将，曾经在抗日战场上率部打鬼子立有战功。也对他在解放战争中死守天津、给津门百姓带来战火灾难充满气愤。认为他被俘虏关押是罪有应得。
但陈长捷本人，对于自己被俘成为在押战犯很有怨言。
但他的怨言和怨气，不是对着共产党和新中国。而是对他曾经的老上司、又是保定军校同窗好友的傅作义将军。
新中国成立后，傅作义出任水利部部长，又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陈长捷认为，自己成为阶下囚的命运，完全是傅作义一手造成的。因为他是执行了傅作义固守天津的命令。而傅作义却接受了共产党、解放军的要求和平起义，让他成了无谓牺牲品···。
1949年1月21日，时任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的傅作义，在天津被解放军攻克后宣布接受和平起义。在此之前，傅作义并没有把打算接受和平起义的真实想法告诉陈长捷，只是模棱两可地对他说：“坚守就有办法！”
当时傅作义也没有想到，就在他对北平和平谈判仍有些犹豫不决时，天津被四野悍将刘亚楼指挥5个军部队仅用29小时就拿下了。
陈长捷当了俘虏后回忆：“我和傅作义通话未完，一个解放军的副营长带着几个战斗员，已站到我的后面枪指后背了，我就是这样被俘于我的指挥所地下室里的。”
于是后来就出现了陈长捷成了功德林里的战犯成员，而傅作义因为和平起义成了历史功臣和新中国水利部长。
在功德林里接受教育改造的陈长捷，总觉得就是傅作义坑了他，对傅作义满腔怒火。
一次，傅作义和另外一些成为新中国高级干部的原国民党军政人员来战犯管理所与老朋友、老同事见面沟通，许多人见到他们都很客气。只有陈长捷见到傅作义时脸现怒容，梗着脖子，一句话都不讲，弄得局面很尴尬。
在功德林改造时期，陈长捷曾当着众人的面，不止一次地愤怒数落傅作义：“要我死守天津，战至一兵一卒，他却贪生怕死，在北平搞和平起义，我算是把他看穿了，一个不仁不义的家伙，一个不知羞耻的东西！”
有时发泄怒火时，站在一旁的原国民党十二兵团司令黄维还会烧火加油，添上一句：“你不在天津硬打，他在北平的谈判桌上就没有筹码。所以，他还是一个玩弄权术的政客，一个损人利己的小人！”
这越发使陈长捷觉得自己的看法没有错。
但他不知道，在去功德林见面之前，傅作义就对陈长捷的结局很内疚。这之后，他曾多次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向毛主席、党中央报告，要求赦免在押的陈长捷等人。
1956年3月，在第二届全国政协常务扩大会议上，傅作义两次发言说：“我为这些人（指战犯）乞求，要求宽大他们，把他们度出来···。”
傅作义认为，从社会的过渡到人的过渡是一个道理，既然社会主义可以过渡，为什么人就不能过渡？
傅作义还通过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工作人员，向陈长捷转达了一些解释。但也没有彻底打消陈长捷心中的怨气。
看看两人交往的历史就会知道，如果他们只是普通的上下级关系，也许陈长捷就没有怨恨了，傅作义什么内疚或许也不会有。
生于福建闽侯的陈长捷，1917年进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习，是第七期的学员；生于山西临猗的傅作义比陈长捷小三岁，则是第五期学员。
陈长捷年龄上虽比傅作义大三岁，却是傅作义的军校师弟，也是在这里，两人结下了大半生友情。
1919年，已在军阀阎锡山麾下当上排长的傅作义，给刚从保定军校毕业的陈长捷发来邀请。于是陈长捷加入了晋军，当上了见习排长。
二人都在阎锡山麾下效力，军职逐级爬升。抗日战争时期，陈长捷曾先后转战南口和平型关等地，与日军拼杀于黄土高坡和晋冀大地，连战连捷，成长为晋绥军中罕有的常胜将军。1939年，陈长捷已经升任第六集团军总司令。
1940年，阎锡山在抗日战场上频频失守，损失很大。当时蒋介石的黄埔嫡系在山西喧宾夺主，八路军在晋察冀地区多点开花，抗日战争进入艰难的僵持拉锯阶段，日子挺难熬。
阎锡山感觉时局对己不利，他的老巢山西随时有被倾覆之险，就打起了引日军入晋，和收缴蒋介石嫡系部队武器装备，壮大自身的歪主意。
不料，他的计谋遭到陈长捷的严词反对。陈长捷认为抗战紧要关头，倒向日军，还要与南京政府交恶，不利国内抗战大局，还会引起蒋介石的反感，所以拒不执行军令。惹得阎锡山大怒，解除了陈长捷的所有军职。
陈长捷一气之下，率一个警卫营跑到绥远，投奔已是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的师兄傅作义。
经过傅作义斡旋，1941年蒋介石任命陈长捷为晋绥边区副总司令，后又转任伊克昭盟守备军总司令。
后来，因陈长捷所辖的26师和骑兵第7师，乘剿缉烟匪之机，大肆抢掠，酿成流血事件，迫使伊克昭盟盟主沙王出逃。国民党追究责任，罪及陈长捷，他又被免去所有职务。
陈长捷无官一身轻，借机请求到重庆陆军大学第六期将官班学习。
抗战胜利后，陈长捷先后出任芜湖军官总队长、联勤总部第八补给区司令、天津警备司令。
天津警备司令这一任职，实际是傅作义鼎力向蒋介石推荐的。
当年陈长捷投靠阎锡山当兵起家，也是傅作义的主意，因此傅作义绝对属于他的仕途恩人。
平津战役解放军四面包围京津时，陈长捷对他的恩人傅作义长官保证：“请总司令放心，有我陈长捷在，天津万无一失。”
此时，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防区内的北平和天津，都是“特别市”，直接归南京行政院管辖，守住北平和天津，是傅作义所部的头等大事。
因此，傅作义对陈长捷的表态很高兴，夸奖说：“知我者，莫过于介山也。”
这一幕，在电视剧《大决战》中有多个镜头画面生动再现。
1948年，陈长捷在天津进行了“大搜查、大逮捕”，又增兵添将、修建工事，连蒋介石视察后也夸奖说：“好，好的。各地的守备将领如果都能像陈司令这样认真负责，把防御体系搞得好好的，共产党还能有什么办法？”
1949年1月2日，秘密入关的东北野战军完成了对天津的重兵包围。
他们按照中央军委关于平津战役的部署，采用“先吃肉，后啃骨头”的战术，并以林彪和罗荣桓的名义，写信给陈长捷，劝其放下武器和平交出天津。
但陈长捷既没有认清形势，也高估了自己的力量。他回了一封模棱两可的信说：“武器乃军人之第二生命，放下武器乃军人之最大耻辱，岂可随便放下。贵军倘有谋和诚意，请派代表前来商谈。”
东北野战军平津前线指挥部再次重申：天津守军必须在1949年1月8日前放下武器！
但1月8日过去了，陈长捷没有响应。
过了两天，解放军再次严令：1月13日12时前，天津国民党军必须把部队开出城外，听候处理，否则，1月14日攻城！
就是在这一刻，陈长捷向北平的傅作义请示。傅作义模棱两可地说：“只要坚定地守住，就有办法！”陈长捷自然是惟命是从了。
1月14日上午10时，东北野战军的上千门大炮同时向天津城发出怒吼。
炮火震天，枪声四起，陈长捷等人慌忙躲到地下室里指挥应战。
晚上，他要通华北“剿总”的电话告急，接电话的参谋长李世杰仍然回答说：“再坚持两天就有办法了”。
陈长捷昏头涨脑，坚持到15日上午，解放军部队已经突入城中。
正当他在他的地下指挥所里用电话指挥部下作垂死挣扎时，解放军指战员的枪口顶住了他的后背。他连准备抽出身上的手枪自杀的时间都没来得及，只能吃惊地举起双手说：“弟兄们，我们缴枪，我们通知部队不打了，投降！”
陈长捷被活捉七天以后，傅作义宣布接受和平解放北平条件、军队接受解放军改编。
成为俘虏的陈长捷，先是被关押在河北省井陉县华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看守所，后来迁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
1959年12月4日，陈长捷首批得到特赦，喜获新生。他与另外几位获得特赦人员，受到周总理亲切接见，得到周总理的宽慰和勉励。
陈长捷获得特赦之后，傅作义将军专门在北京鸿宾楼饭店摆下酒宴，给陈长捷赔礼道歉。
那天中午，傅作义早早恭候，陈长捷则故意姗姗来迟。
见面之际，陈长捷甩出冷冷一句：“按照我过去的脾气，今天是不会来的。可是在监狱改造十年，脱胎换骨，把脾气也弄不见了。”
傅作义听了哈哈大笑道：“你我是保定军校的同学，你的火爆脾气，我还有不知道的么？好在你通情达理，大人大量。所以我必须告诉你一句话，这是埋藏在我心里长达十年的秘密。”
陈长捷依旧沉着脸：“有话就讲。”
傅作义的神色凝重起来：“天津战事，我应当承担全部责任。因为，平津全局动向，已趋和平之势，结果由于我的犹豫，造成一战一和，既给天津人民带来战火灾难，也给同窗挚友带来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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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这里，陈长捷的眼眶湿了，他主动伸出手来，与老上司傅作义紧紧相握，冰释前嫌。
后来，陈长捷离开北京，去往上海和家人团聚，出任上海市政协秘书处专员，负责文史资料的编撰工作，曾写有10余篇30多万字文稿，留下珍贵的历史资料。
但“文革”动荡岁月，他遭到冲击批斗。1968年4月不幸去世。
1979年2月27日，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在龙华革命公墓为陈长捷举行了追悼会，宣布为他平反昭雪，并将他的骨灰安放在龙华革命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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