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09年，焦裕禄就被评为“新中国成立以来，100位感动中国人物”，相关的影视作品不胜枚举，抗风沙、阻内涝、改盐碱的事迹，大家早已耳熟能详。毫无疑问，作为献礼建党100周年的红色影片，《我的父亲焦裕禄》，后简称《焦裕禄》肯定不会略过这些英雄的事迹，但这部影片的突破在于：大胆地脱掉英雄的外衣，以一个女儿的视角看待这位县委书记。事实上，在成为英雄之前，焦裕禄首先是一个儿子、一个丈夫、一个父亲，他会谨记老母亲的教诲：做一个好人，做天空中最亮的星；他会听到妻子的抱怨：全县的困难都解决了，但就是没有解决自己家的困难；焦裕禄常年在外工作，女儿心目中的父亲形象渐渐模糊，在一些离家的深夜，他也会潸然落泪。
现在，红色文化开始圈粉年轻人。这对于中国社会来说，是一种极好的文化现象，年轻人崇拜青年毛泽东、李大钊、焦裕禄，总比追捧吴亦凡、鹿晗之类的小鲜肉更有意义。另外一个令人欣喜的地方在于：中国式的英雄正变得越来越接地气，有七情六欲，懂人间烟火，这样更符合人性，也更容易感染新一代青年，从而于平凡中生出英雄情节。
柔和怨念，为什么要脱掉英雄的外衣？
《焦裕禄》的拍摄手法非常柔软，通过女儿的视角，用“以小见大”的方式来描述英雄的浩气长歌。同以往的焦裕禄作品相比较，加入了大量家庭元素，寓意：家是最小的国，而国又是千万家，这是相对清晰的时代主题，非常容易引起共鸣。焦裕禄作为丈夫，难免受到来自妻子的嗔怪：只能看到别人家的苦，终日为全县的生存忙碌，一心只有灾荒和人民，顾不上自己的小家。作为父亲，女儿也会有小小怨念，她清晰地记得父亲胸膛的温暖，但这种温暖总是短暂的，只留下渐行渐远的父亲形象以及母亲忧郁的神情。
当然，这些怨念是柔和又略带温度的，毕竟，她们知道焦裕禄正在做崇高的事业，但如此柔和的怨念却恰到好处地脱掉其英雄的外衣，用一个女儿的视角，用一些家庭的琐碎来构建起这个人物，让英雄更有温度，更接地气。
毫无疑问，英雄之所以称之为英雄，正在于他们能做出一些“超越常人，超越现实”的事情，能忘我地跳进时代的漩涡之中。比如焦裕禄在没有苏联专家的支持下，带领洛阳的工程师成功研制成重型机械，代替上百矿工的劳动，是中国制造最初的骄傲；后来又远赴兰考，那里黄沙满天、寸草不生，整个县城都处在饥饿之中，有些老乡饿得发懵，甚至用“大雁屎”来充饥，而且地方有很多恶势力，把持着相关产业，收取保护费。在这种情况下，焦书记只身潜入地方势力中，用钢铁雷霆手段打掉了各种黑窝点。同时，植树造林，抗击风沙，需要迁移一些坟地，受传统思想束缚的老乡又成为一股“可怜”的阻力，又需要焦裕禄化身知心大姐，晓之以情、动之以理，苦口婆心地劝说，最终老乡同意迁移祖坟...
总的来说，焦裕禄能满足普通人之于英雄的全部幻想，这些高光时刻自然也是《焦裕禄》的重头戏，但密集的高光时刻，又让英雄太过于高高在上，给普通人非常强烈的距离感。大家要意识到：焦裕禄是英雄，但更是一个人，一个父亲。脱掉英雄的外衣，更有利于拉近英雄和普通人的距离，也更容易感染新青年一辈，使之具有英雄情节。
平凡而伟大，普通英雄创造盛世
平心而论，关于焦裕禄的电影并不好拍，毕竟，他的事迹早就家喻户晓，而焦裕禄精神更像是天上的星星，用一种永恒的光辉，照耀着“公仆界”。所以，影片《焦裕禄》不仅大胆地脱掉了英雄的外衣，更是用女儿视角，大量的篇幅来描写焦裕禄作为一个普通人的烦恼，看似平淡的事实，却能直击观众的内心，越共情，越平凡伟大。
如前文所述，妻子对焦裕禄有一些嗔怪，但焦裕禄又何尝忍心带着妻子四处奔波，吃苦挨饿呢？普通的父亲都会竭尽全力把最好的给到子女，但作为人民公仆，焦裕禄却不敢利用职务之便，给女儿谋半点儿福利，父女之间也因此产生罅隙。作为儿子，焦裕禄更是不能在母亲身旁尽孝，内心深感愧疚。影片中，有一段在老家的剧情，母亲站在雪地里目送焦裕禄，而在临别前，焦裕禄又回想起母亲的教诲，跪在雪地里告别。
如此场景，太好哭了，也是全剧的点睛之笔。影片在表达这些情绪时，并不是潇洒激越、满怀豪情地做拔高渲染，而是夹杂着普通人的愧疚、悲伤、无奈以及些许的犹豫。这些情感画面，使得焦裕禄形象一下子就丰满起来，相信也会令更多的人，理解英雄。
其实，中国文化里对英雄的定义还是蛮丰富的，比如舍己为人、见义勇为、大公无私、刻苦坚持、技艺高超等等，还要做出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件，炸个碉堡、堵个枪眼、救一些落水儿童都是英雄的常规操作。但《焦裕禄》脱掉英雄的外衣，让人物形象更加丰满，旨在向观众传递一种价值观：做好本职工作，平衡好家庭，我们都是生活的英雄。事实上，现在中国推崇的英雄正是平凡而伟大的普通人，比如抗疫第一线的医护人员，还有消防员，听到铃声，哪怕一个人也要出警；执勤的交警则面带微笑，甚至给骑电动车的人员发放一个头盔；河南遭遇洪灾之后，列车工作人员尽职尽责，劝说把泡面留给老人和孩子...或许，正是这些来自民间的“英雄”，才构成了现在的华夏盛世。（科技新发现 康斯坦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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