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不是药神》《少年的你》等反映现实主义题材的影片赢得票房和口碑的双丰收，有关现实主义创作的话题再次引起热议。11月20日，在第28届金鸡百花电影节的导演论坛“个性表达与时代诉求”上，著名导演胡玫、万玛才旦和郑大圣一起出席，就现实主义电影的创作问题发表各自的看法。
现实主义是多元化的东西
胡玫导演在拍摄《雍正王朝》等历史题材剧之前，曾经在1984年拍摄过《女儿楼》《远离战争年代》等偏小众的片子，非常个性化。但当时正是电影滑坡的年代，中国电影年生产量不到20部，为了探索新的路子，生存下去，胡玫做起了做电视剧。“我是第五代导演里面唯一一个跳出来做电视剧的，算是大逆不道，都是同学所不耻的，这个也是我心里的阴影”。
导演胡玫
从1997年拍摄了《雍正王朝》开始，胡玫一口气拍摄了《汉武大帝》《乔家大院》《孔子》等影视剧，成为拍摄历史题材的高手。她在十几年前把自己的创作命名为“新历史主义”的创作方法，其实一个“新”字就涵盖了现实主义的意思，“作为一个导演，如果你不能够深入地理解当时的生产形态、生活形态，就不可能创作出历史真实的电视剧”。
她以《汉武大帝》中的东方朔为例，东方朔因为拿到了一块皇上打猎剩下的鹿肉，幸福得不得了。当时所有的大臣们都排在外面就为了这一块鹿肉，“这块肉甚至可以产生一系列的政治事件，这对我们来讲是不可思议的”。她坦言，创作中碰到的难题是要把当时历史形态下产生的历史事件能够通俗易懂地讲述给现代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让他们看懂。
再比如，胡玫正在制作的电影版《红楼梦》也出现类似的困惑，如果单单去还原原著，“两个小时内根本讲不完，这是死路一条”，“如何把历史题材用现实主义的手法创作出来，这是一个最大的挑战”。
导演万玛才旦
跟胡玫导演不同，万玛才旦的作品《塔洛》《撞死了一只羊》《气球》等都不是宏大叙事，讲述的都是社会底层的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发生的故事，属于私人记忆。在万玛才旦看来，所谓现实主义的创作，其实内涵具有多样性，外延也可以更加丰富，“我希望大家提倡的现实主义不是单一的现实主义，而是一个多元化的东西，其中也包括批判现实主义、心理现实主义”，比如茨威格的小说《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也算是现实主义小说。万玛才旦很喜欢拉丁美洲文学中的荒诞型，虽然跟中国提倡的现实主义有很大不同，“但确实反映了拉丁美洲的社会现实，是一种魔幻现实主义”。
他拍摄的《撞死了一只羊》今年上半年公映，这部影片跟他以往的风格不同，没那么写实，“但本质上还是一部现实主义的电影”。万玛才旦认为，创作最根本的特点就是个性，哪怕写一个故事，一个作家和导演创作出来的作品肯定也是不一样的，这就是创作的个性，“哪怕是现实主义的限定创作，我也希望有更多的内容、更多的自我表达”。
导演要尊重内心的呼唤
郑大圣导演的母亲是第四代导演代表之一黄蜀芹。出生电影世家的他自认为作品不多，但像《阿桃》《廉吏于成龙》《村戏》等影片，秉持的都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在他看来，电影里的现实主义恰恰不是观众肉眼所见的现实世界，而应该是用镜头这只特别的眼睛，通过镜头与镜头之间连接而成的特殊语言，能够见到司空见惯生活背面的东西。
导演郑大圣
他认为，电影一直有它先天的缺陷，“电影只能拍到片中人物的皮肤，再往里深一微米就没有了。事实上，我们能拍到的充其量就是现象。”如何越过电影中的现实主义表象，到达现实主义的彼岸呢？他认为，“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态度，是在对世界诚实之前首先要得对自己诚实，创作者要守住自己的初心，这才是最根本的。”
胡玫导演透露，随着5G时代的到来，自己也换上了5G手机，虽然图象更清晰了，但她仍然不会拿手机看电影，“我们费了很大气力营造的大银幕上的冲击力、震撼力，难道仅仅通过一个小的屏幕就能完成同样的效果？这中间的差距太大了”。
作为导演，需要面对“观影主体大部分都是年轻人”这个现实，但这并不能成为改变她创作初衷的借口。她认为，创作必须得有感而发，一个导演不能和社会同步地关注社会现实热点或能让自己感动的东西，不能捕捉到自己的创作灵感，而只想着刻意去迎合5G手机的屏幕问题，就是“误入歧途”了。“我们仍然会尊重内心的呼唤，该作什么就做什么，保持创作的原则不变才是最重要的。”
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
作者:王金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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