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先崇拜，产生于发展较高的氏族制阶段，相信祖先是他们的庇护者。这种宗教迷信，曾长期流行于阶级社会中，并有所发展。西周、春秋时贵族的大小宗族，都建有宗庙祭祀祖先，并作为举行重大典礼的场所。
周族建造宗庙，和他们建造宫室的历史一样悠久。《诗经·大雅·緜》记述太王（公亶父）迁居到岐山时开始营建的情况说：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绳则直，缩版以载，作庙翼翼。
太王在迁居到岐山后，改变住窑洞的习惯，开始建筑“室家”，同时就“作庙翼翼”。周族的习惯，庙和寝造在一起，庙造在寝的前面，这到春秋时还是如此，例如“子大叔之庙在道南，其寝在道北”（《左传·昭公十八年》），庙都是南向的，寝既在其北，也就是寝在庙后了。古人所以要把庙和活人住的寝造在一起，因为他们认为庙是历代宗主的住宅，寝是现任宗主的住宅，两者必须密切联系的。他们把死人看得和活人一样，所谓“事死如事生，礼也”（《左传·哀公十五年》），庙就是按照活人住的寝的式样造的，区别不大。《尔雅·释宫》说：“室有东西厢曰庙，无东西厢有室曰寝。”庙只是比寝多出了东西厢。因为宗庙造得和寝一样，同样可以用来住宿，甚至留宿贵宾。往往在宗庙举行重要典礼之前，地位高的主人或贵宾就留宿在宗庙里[1]。
“宗法”的“宗”，从“宀”从“示”，本义即为宗庙，“宀”是宫室的形象，“示”是其中所住神主的象征，所以《说文》说：“宗，尊，宗庙也。”沈子簋载：“作于0479-01周公宗”，周公宗即是周公庙。因为古人认为庙是祖先住的宫室，常常把庙称为宫，例如鲁国的“桓宫”即桓公庙，“炀宫”即炀公庙，这类称呼很是普遍。庙也称为室，如鲁的伯禽庙称为“太室”或“世室”（《公羊传》和《穀梁传》的《文公十三年》）。庙又称为寝，如《周礼·夏官·隶仆》所谈到的五寝、小寝、大寝，都是指庙。又因为庙堂是举行大典和宣布大事的场所，如同朝廷一样，亦称为朝，庙就是由此得名的。如0479-02鼎说：“王各（格）于大朝”，大朝即是太庙。
古代贵族以为鬼神和活人一样需要饮食，所谓“鬼犹求食”（《左传·宣公四年》），祭祀就是供给鬼神饮食。他们又以为鬼神和活人一样离不开宗族的关系，所谓“鬼神非其族类，不歆其祀”（《左传·僖公三十一年》），“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左传·僖公十年》），因此奉祀祖先就成为子孙应尽之责，举行“祭礼”就成为团结本族成员的重要手段。在宗法制度下，宗子都继承其祖先的地位、权力和职司，需要向祖先报恩，也需要向祖先学习，所谓“不敢弗帅井（型）皇祖考”（见番生簋等），还常需要向祖先请示和报告，有所谓“告庙”，更希望得到祖先的帮助和保佑。在他们的宗教观念中，祖先必须要子孙祭祀，子孙要祖先降福，活人离不了死人，死人亦离不了活人。宗子不仅是一族之长，又是宗庙之主，所以称为“宗庙主”或“宗主”。如果宗子因放出奔，就叫“失守宗庙”（《左传·宣公十年》）；如果宗族灭亡，宗庙也就绝祀，他们认为这是最大的不孝，所谓“灭宗废祀，非孝也”（《左传·定公四年》）。
宗庙内安置有代表祖先的木主，叫做主。木主都保藏在石函中，叫“宗祏（《左传·庄公十四年》）、“主祏”（《左传·昭公十八年》）或“祏”（《左传·哀公十六年》）[2]。
宗庙内，分建多少个“庙”，要看宗主的等级地位而定。《礼记·王制》说：
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太祖之庙而五；大夫三庙，一昭一穆与太祖之庙而三；士一庙。
此处说“天子七庙”，也还有说“天子五庙”的。《礼记·丧服小记》说：
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庙（注：“高祖以下，与始祖而五”）。
究竟天子七庙还是五庙，七庙的内容怎样，历来经学家有很多的争论。看来五庙之说比较正确，七庙乃是后来扩大的说法[3]。
值得注意的，当时宗庙中，除太祖外，祖先是按左昭右穆的次序排列的。就是从太祖之后，父叫昭，子叫穆，孙又叫昭，叫昭的排在左列，叫穆的排在右列，祖和孙同在一列，而父与子分开在两列。这不仅宗庙中如此排列，“公墓”上也照这样的行列埋葬。不仅死人如此，所有贵族成员群众性的活动，也按照这样的行列作次序的。《礼记·祭统》说：“是故有事于大庙，则群昭群穆咸在，而不失其伦。”又说：“凡赐爵，昭为一，穆为一，昭与昭齿，穆与穆齿。”这是说，宗族成员参加宗庙中的典礼的时候，或者赐爵的时候，都要按左昭右穆来排列次序。《礼记·大传》还说：“合族以食，序以昭缪（穆）。”这又说，宗族成员聚餐或举行酒会时，也要按照左昭右穆为次序。看来这是周族很早就有的一种生活习惯[4]，李亚农认为这是周族的亚血族群婚制的遗迹，该是可信的。因为当时周族流行这种生活习惯，就在宗庙中采取同样的排列方式了。
宗庙不仅是祭祀祖先之处，重要典礼都要在这里举行，重大决定也要在这里宣布。
成年男子的“冠礼”必须在宗庙举行，据说是为了“尊先祖”（《礼记·冠义》）。“士昏礼”的纳采、问名、纳吉、纳徵、请期，都要在女方宗庙中举行，据说因为“将以先祖之遗体许人，故受其礼于祢庙也”（《仪礼·士昏礼》郑注）。“士昏礼”的亲迎，婿又必须到女方宗庙中拜见女父，由女父亲自把女儿许给婿。卿大夫的婚礼也相同，亲迎之前要“告庙”，亲迎时，婿也必须到女方宗庙中。例如楚的公子围（即楚灵王）聘问郑国，娶妻于公孙段氏，事先“告于庄共之庙而来”，亲迎时，从丰氏之祧（即公孙段的宗庙）“入逆而出”（《左传·昭公元年》）。如果先迎娶而后再“告庙”，叫做“先配而后祖”，要被认为是“非礼”的（《左传·隐公八年》）。
政治上的大典，也必须在宗庙行之。《尚书·顾命》就是记载太子钊（康王）在先王庙中接受成王遗命而即位的事。据《左传》记载，晋文公、晋成公、晋悼公即位，都曾“朝于武宫”，“武宫”就是建立在晋都绛的始祖武公之庙。不仅国君即位要朝于庙，卿大夫就任新的官职也要“告庙”，例如周公之子明保接受王命“尹三事四方”，就“令0228-01告于周公宫”（令彝），周公宫即是周公庙。诸侯朝见天子的“觐礼”，卿大夫会见邻国国君的“聘礼”，都必须在祖庙举行，详见淩廷堪《礼经释例·宾客之例》。天子对臣下任命官职或赏赐的“策命”礼，多数都在天子的祖庙举行，少数在臣下的宗庙举行，西周金文中这类记载很多。到春秋时也还如此。《礼记·祭统》说：“古者明君爵有德有禄有功，必赐爵禄于太庙，示不敢专也。”
祖庙还成为国中结盟的地方。当单穆公拥立王子猛（悼王）的时候，曾“使王子处守于王城，盟百工于平宫（注：“平宫，平王庙”）”（《左传·昭公二十二年》）。当崔杼杀死齐庄公，联合庆封拥立景公的时候，“盟国人于大宫（齐太公庙）曰：所不与崔、庆者……”（《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这类例子很多。
宗主有大事，需要到宗庙请示和报告。如果要出行，有一系列的礼节要在宗庙举行。所谓“凡公行，告于宗庙；反行，饮至、舍爵策勋焉，礼也”（《左传·桓公二年》）。不论为了朝聘、会盟、出征或出奔，出行前，都要向祖先报告[5]；回来后，要举行酒会向祖先报到，叫做“饮至”，酒会完毕，就要把功劳写在简策上，叫做“策勋”。鲁桓公十六年“公至自伐郑，以饮至之礼也”（《左传》），就是在宗庙举行“饮至”礼。鲁襄公十三年“公至自晋，孟献子书劳于庙”（《左传》），就是举行了“策勋”礼。如果有重大事故和灾难，也要向祖先报告，例如郑国火灾，执政子产使祝史徙主祏于周庙，告于先君（《左传·昭公十八年》）。如果国家有危急，还有哭庙之举。《左传·宣公十二年》载：楚围郑十七天，郑国占卜的结果，“临于大宫”得到“吉”兆（注：“临，哭也。大宫，郑祖庙”），于是“国人大临”。
当时国家最重要的大事是军事，所有军事行动，照礼都要向祖先请示和报告。出师前，要先请示和“受命”，所谓“帅师者，受命于庙，受赈于社”（《左传·闵公二年》）。作战策略决定后，要在太庙发布命令，例如晋国伐宋，“乃发令于大庙，召军吏而戒乐正”（《国语·晋语五》）。所以古时把作战的策略，称为“庙算”（《孙子·计篇》）。出师时，要举行把兵器授予战士的“授兵”礼，也在太庙行之，例如郑国伐许，“授兵于大宫”（《左传·隐公十一年》）。行军时，要载庙主和社主从军而行，例如武王伐纣，“为文王木主，载以车，中军，武王自称太子发，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专”（《史记·周本纪》）。战胜之后，有的还替从军的庙主建造临时的宗庙来告捷，如邲之战，楚得胜，楚文王就在前线“作先君宫，告成事而还”（《左传·宣公十二年》）。凯旋后，献俘礼也常在宗庙举行。如小盂鼎就是盂在周庙向王献俘的长篇记载，虢季子白盘也载有在周庙“献馘于王”的事，敔簋又载有在周太庙“告禽（擒）”的事[6]。
宗庙在宗族中具有礼堂的性质。为什么族中的重要礼节和政治上的重大典礼都要在宗庙举行？所有政治和军事上的大事都到宗庙请示和报告呢？因为宗主不仅是宗族之长，而且是政治上的君主和军事上的统帅。这样在宗庙举行典礼和请示报告，无非表示听命于祖先，尊敬祖先，并希望得到祖先的保佑，得到神力的支持。其目的，就在于借此巩固宗族的团结，巩固君臣的关系，统一贵族的行动，从而加强贵族的战斗力量和统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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